都说帕菲特在西方哲学界影响甚巨，他究竟独特在哪里？

［编者按］：

20世纪最重要的一位道德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 （Derek Parfit）于2017年1月1日去世，享年74岁。

帕菲特是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高级研究员，也是美国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和罗格斯大学的客座教授。他一生出版了两本著作：1984年出版的《理与人》（Reasons and Persons）被形容为“19世纪以来最重要的道德哲学著作”，2011年出版的《论重要之事》（On What Matters）在正式出版前就广为流传和讨论，甚至在2009年就先出版了关于该书的评论文集，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理与人》的译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新生，特此撰文分享他如何与帕菲特思想结下不解之缘，以及《理与人》为何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帕菲特作为哲学家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我与帕菲特的《理与人》

2017年1月1日英国当代著名道德哲学家、心灵哲学家、伦理学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1942-2017）逝世了。这对于那些与帕菲特在学术上、交往中有着这样或者那样关联的人而言，无疑是一则令人深感痛惜的消息。这个消息是莫伟民教授特意告诉我的，因为他知道我是帕菲特的最重要著作《理与人》（Reasons and Persons）的译者。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我还在复旦大学哲学系读硕士的时候，就在系里资料室的书架上看到过《理与人》这本书。现在仍然清晰记得当时看到这本书的封面时自己的新奇感受，因为与大多数哲学类书籍封面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这本书的彩色封面是薄雾中港湾里的一条航船。在新奇感的促动下，我取下这本书翻看了一会。当时也只是翻看而已。

等到对《理与人》这本著作不只是翻看，而是翻译和推敲，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2002或2003年的时候，上海译文出版社相关编辑委托黄颂杰教授找人翻译帕菲特的《理与人》，我便从黄老师手上接下了这个翻译工作。因为分析哲学传统在我国学术界发展相对较弱，《理与人》所属的分析伦理学相较于欧陆传统伦理学而言在中国更是缺乏必要研究，所以其中的很多术语、表述等都要自己一一推敲和想定。经过一年多的艰辛翻译，《理与人》中文版2004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迄今已经十年有余。

在这十多年的时间内，特别是在国外，《理与人》在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在中国，帕菲特这位学者及其著作《理与人》、《何事体大》（On What Matters）也逐渐为学界和读者所认识并重视。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理与人》中文版第一版6000册已经脱销。就这种非常专业的著作而言，这可以说是不错的表现了。2016年8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与我联系续签合同，把《理与人》放到“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丛书中重版，他们告诉我说这套新的丛书是从“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中精选出来的。事实上，经过我小修小补的《理与人》2017年之前已经交付出版社，只可惜帕菲特看不到了。

德里克·帕菲特在讲台上。图片来自网络

相较于更偏欧陆传统的麦金泰尔等当代伦理学家，尽管国内学界对于帕菲特的著作和思想的译介与研究较晚，但事实上他比当代任何西方道德哲学家或伦理学家与中国都更加有缘分：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帕菲特1942年出生在中国成都。帕菲特的父母诺曼·帕菲特和杰茜·帕菲特当年都是在中国西部的教会医院传授预防医学的医生。帕菲特出生后的次年，一家人回英国定居剑桥。学龄时期，帕菲特被送往伊顿公学接受教育，后于1965年获得牛津大学现代史硕士学位。帕菲特1965－1966年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从事研究，期间放弃历史研究而转向哲学。

帕菲特的主要学术生涯是在牛津大学度过的。1984－2010年期间他担任牛津大学全灵学院高级研究员，逝世前是牛津大学荣休高级研究员。荣休后，因其学术造诣和威望，帕菲特还应邀兼任美国纽约大学“全球杰出哲学教授”讲席永久客座教授，以及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天普大学和莱斯大学等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作为当代伦理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帕菲特还是赫赫有名的英国不列颠学会会员（the Fellow of British Academy），以及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会员（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每位哲学家往往都有其独特之处，帕菲特也不例外。比如，或许不少哲学家也能取得帕菲特所取得的上述成就和荣誉，但是帕菲特的有个特别之处则是其他哲学家“无法攀比”的，那就是他的婚姻。他在婚姻上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就是他的妻子珍妮特·拉德克里夫·理查兹（Janet Radcliffe Richards）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重要哲学家。两人相识于1982年，于2010年结婚。或许出于夫妻两人都是哲学家的原因，帕菲特为了免除选择衣服方面的麻烦，往往会买很多套同样的裤子和衬衫。

《理与人》为何重要？

《理与人》是帕菲特的代表作，被西方学界公认为过去几十年间最有影响的伦理学和哲学著作之一。《理与人》共20章，分为四编，另有附录。

正如书名所示，该书主要围绕“理”（行动的理由）与“人”（行动者）两个主题展开。首先，在第一编中处理了在他看来以自利论为代表的传统道德理论是“自败的理论”，其中在与自利论彼此交锋的关系中论述了道德论和当前目标论等理论；其次，鉴于自利论是否合理的问题与时间中展开的任何理由的力量相关，在第二编中处理了“合理性与时间”问题，并通过大量例证否证了历史上大多数西方人所持的自利论，复鉴于合理性和道德问题总与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相关，在第三编中展开了关于“个人同一性”的讨论，在第四编中展开了“未来的世世代代”的讨论。通过以上四编，《理与人》以强有力的论证动摇了西方人传统上在“合理性”、“道德”和“个人同一性”等问题上的某些根深蒂固的信念和立场。

帕菲特专长个人同一性、合理性等伦理学问题，认为大多数人应该改变传统持有的有关个人本质和历时的个人同一性的观点；鉴于自利论和后果论经常是间接自败的，所以应当拒斥合理性的自利论；不仅如此，绝大多数人们持有的道德观念（常识道德）是经常直接地、集体性地自败的，而且在行动如何影响他人、特别是行动影响未来的人等方面人们犯了严重错误，因而应当改变我们目前的许多行为方式，并且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并非基于宗教的非宗教伦理学。

在英美国家，伦理和道德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崇尚分析与推理，笔者当年翻译的《理与人》正是一部典型的道德分析与推理著作。当代著名哲学家斯特劳森在《纽约书评》中评价说：“此类著作中鲜有在范围、丰富程度、想象力和推理的说服力方面可与之相媲美者。”另一位著名哲学家舍弗勒在《时代周刊》中撰文指出：“《理与人》可能是自百年前西季威克发表《伦理学方法》以来，功利主义传统中有实质性的道德哲学的最伟大著作。”该书不仅荣登美国《哲学论坛》1999年12月发表的二十世纪哲学经典的调查报告的25本经典之一，而且是英美大学中理论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的必读书目之一。事实上，《理与人》一直占据各种最有影响的伦理学著作的报告和排行榜前列。

然而，本书与中国学界的学术偏好和氛围一度似有暂时不合之处。这主要是因为该书读来有几大困难：一是此书作为从分析哲学出发来研究功利主义传统的巨著，既广征博引，又条分缕析，分析哲学的方法让人生畏；二是用无数想象独到的事例对于人们所秉持的有关合理性、道德和个人同一性等传统信念提出挑战，要求对作为靶子的相关理论有一定的在先知识；三是作者在有关论点的阐发上并非直抒己见，而是在不同的观点之间借力打力，要求有相当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四是该书行文和逻辑发展并非像坡道一样平滑，而是像楼梯那样具有阶梯性，要求读者在阅读中自我补足命题之间某种程度的跳跃环节。

《理与人》之于帕菲特

帕菲特两本著作《理与人》、《论重要之事》的中文版。

帕菲特为了因应《理与人》出版以来遇到的某些诘难，以及出于把《理与人》中的原理和观点应用于具体的问题的需要，在思想上也有一个把《理与人》中的思想细化和深化的过程。这样，除了《理与人》之外，帕菲特还发表了不少代表性论文。其中最为重要的论文有“平等或优先？”（1995）、“理由和动机”（1997）、“为何任何？为何唯此？”（1998）、“经验、主体和概念框架”（1999）、“规范性”（2006）。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帕菲特的两卷本近作《何事体大》（On What Matters），其中的第一卷已有中文译本（《论重要之事》）。据悉，201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将推出《何事体大》的第三卷。鉴于《何事体大》中的问题意识和相关论题源于《理与人》及其后续讨论，实际上《理与人》成为人们读懂《何事体大》的必要前提。

《何事体大》作为学界期待已久的《理与人》的姊妹篇，通过对康德伦理学、契约主义和后果论三大系统道德论的批判性稽考，结合《理与人》出版后读者的反应和学者的诘难，对理由与合理性等论题进行了反馈式全新阐释，与《理与人》一道为其赢得了绝大多数职业哲学家眼中“最伟大的在世道德哲学家”的地位。“因其在关乎个人同一性、未来的世世代代和道德理论结构方面的突破性贡献”，帕菲特还在2014年荣获每三年一届的罗夫·肖克奖（Rolf Schock Prizes）所设的“逻辑与哲学”、“数学”、“视觉艺术”和“音乐艺术”四项奖项中的“逻辑与哲学奖”。

如今帕菲特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的著作长存。作为帕菲特重要著作的一个普通译者，我始终认为，翻译在某种意义上无非是把原作者的真知灼见一字一句地翻给读者看，同时也不免把翻译者的孤陋寡闻一点一滴地露给读者看，并借此在读者的帮助下有所提高。让我们这些关注帕菲特及其思想的人和广大读者继续关注他的著作与思想，以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道德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