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思想家鲍曼去世，他以“新穷人”概念再度探讨贫穷和公义

英国当地时间2017年1月9日，著名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于位于英国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他的多部著作均有在国内出版，成为研究后现代社会的经典著作，其中对于消费社会的批判和对“新穷人”的界定对今日中国仍富有启发。

2005年，齐格蒙特·鲍曼的《工作、消费、新穷人》（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一书由McGrawHill公司出版，令人意外地把"贫困"、"工作"、"穷人"这些传统而老迈的概念，重新放置在关于消费社会和符号经济的前沿讨论中。2010年此书中文简体字版出版发行（仇子明、李兰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历经5年"理论旅行"方才登陆的这个中译本，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和理论学界，却显示了一些更为特殊的意义。面对奥运会、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对一个现代化强国的加冕，面对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姑且称为"中产"）的迅速崛起并努力谋求话语空间，这本姗姗来迟的小册子，抛出了新的知识挑战与问题意识，让我们在拥抱富裕、强大、腾飞的热气球时，刺目地再度遭遇贫困、穷人等等沉重的针孔。

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鲍曼定义的"新穷人"（new poor）是指：有缺陷的消费者（flawed consumer）、失败的消费者。"消费社会里的穷人，其社会定义或者说是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换言之，就是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工作、消费、新穷人》，P85）这个定义下的"新穷人"，首先意味着金钱的极度匮乏。面对消费社会提供的各种惊人选择，这些收入水平仅够维持最基本生存需要的穷人，不能购买、无法选择；不能掌控、难以从容。他们辜负了这个24小时营业、购物中心林立、处处是导购小姐迷人微笑的物质世界。其次鲍曼提醒我们，并不能将"贫穷"简单折价为物质匮乏乃至身体痛苦，它同时亦是一种心理折磨与社会压迫。消费社会中的"新穷人"并非闯入大观园的刘姥姥，他们不是在惊鸿一瞥中偶然撞见一个洞天福地，而是必须生活在为富裕的消费者们所设计的社会空间中，但是消费社会所倡导的生活模式，连同消费至死的不渝精神，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根本遥不可及。所以消费社会的"新穷人"，意味着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意味着不能胜任挑选的社会职责，意味着羞耻感和不合群。当消费社会苦心孤诣地训导其成员体验"新消费生活模式"的时候，对于"新穷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与物质的贫乏，还有最痛苦的剥夺与失落。

就此来看，相较于传统根据收入多寡来界定贫/富的方法，鲍曼的"新穷人"其实花样有限。其理论创新的"高度"，充其量也不过是旧瓶装新酒，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重新打造了一个没钱消费的"穷人"形象，重点还是钞票的斤两，只不过把支出的兜底翻上了台面。

事实却非如此简单。如果将"新穷人"视为威廉斯意义上的Key word，那围绕"新穷人"的一系列概念变迁、能指漂浮，将会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向消费转折的年代，普通人所历经的生活变迁与千疮百孔，将会以新的政治紧迫性提醒我们眼下正在进行时的、诸种不可思议的巨大反转。这才是鲍曼"新穷人"真正的题中之义：没有鲍德里亚玄奥的理论思辩，没有费瑟斯通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路径，以"新穷人"为关键词，更新关于消费的探讨路径，重新开启在现代性的速度与激情之路上，再度探讨贫穷、公义、社会福利议题的可能，并尝试着将此一知识论述，凝聚为充满政治更新潜力的一种共同社会关注。

"穷人"并非一个自然而自足的概念。尽管从内容来说，穷人似乎从来都指向相同的事物--物质的匮乏、自我信心的丧失、社会地位的低微。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与话语空间中，围绕穷人的概念建构，关于穷人的政治想象，却迥然不同。用鲍曼的话来说，就是"依据特定的秩序和规范，每个社会用自己的形象建构穷人，给出存在穷人的不同解释，发现穷人新的用处，并采用不同的方式解决贫困问题"（《工》P186）。

鲍曼并不是第一个试图拆解"穷人"迷思的理论家。在博士论文亦是成名之作的《疯颠与文明》中，福柯在对18世纪"禁闭"的解读中，曾经提到了"贫困"的话语变迁。在基督教传统中，穷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帮助的具体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上帝的象征媒介"。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穷人"逐渐从道德话语中摆脱出来，在社会和经济的双重脉络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穷人意味着贫困，即商品和金钱的匮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穷人代表着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代表着源源不断的财富。在福柯的研究中，这意味着"新的（禁闭）划分"开始出现，即穷人不再被隔离、被关押，而是被一劳永逸地推向劳动力市场。

那么穷人是如何被驱赶进劳动力市场，如何成功变身为现代工人，如何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充当了财富最重要而直接的来源？这就是鲍曼继承福柯的话语策略，改写福柯"疯颠"的研究议题而所做出的回答，这集中体现在鲍曼将一个"工作伦理"的楔子打进了贫穷与生产社会的铆钉处。

"工作伦理"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亦是现代化、现代性进程的起点处，开始进入欧洲人的意识当中，并逐渐被提升为整个社会的"十诫"。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工作"，并非仅仅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它还包含了另外一些就资本主义劳动力商品化来说，非常重要的内容：比如劳动必须在工厂主的安排与监督之下进行，劳动完全没有自主性，且必须遵守一系列的规则，包括固定的时间、地点等等。《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一批优秀历史巨著，早已经向我们揭示出，至少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所谓的"劳工抗争"，即正在形成中的英国工人阶级，亦是世界上最早的工人阶级，第一次团结起来与工厂主即资本家进行斗争，并非是为工资、福利等等物质利益而战，他们所捍卫的是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匪夷所思的东西：他们抗议劳动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场所（工厂）进行；他们抗议自己不能安排劳动的进度和内容；他们抗议不能在劳动的同时，与自己的家人呆在一起。正是这个众矢之的"工作伦理"逐步瓦解了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的手工作坊生产，把穷人、无家可归者、传统工匠们一齐挤压进了大工厂时代。

工作伦理在资本主义开端处的自我铭写，用鲍曼的形容，是发挥了"一石二鸟"的功能：一方面它解决了蓬勃发展的工业生产所急需的劳动力供给问题，解决了早期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难题；另一方面，通过把工作提升为一种伦理，工作——任何条件下的任何工作，被改写成道德尊严的一部分。当工作本身意味着一种价值，当工作成为一项高贵并能够令人高贵的活动，当不工作、拒绝工作俨然是一种罪恶与道德堕落的时候，"任何由劳动收入所维持的生活，不管多么悲惨，"都开始具有了一种道德优越性。工作高贵的伦理光环赦免了血汗工厂的半奴隶制，洗净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肮脏毛孔。工作伦理统治之下的穷人，作为生产社会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却只能过着一种现挣现吃、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生活--只有"使劳动力的生存维持到第二个工作日的黎明"，才能够保证工人别无选择，太阳照常升起，蒸汽机车满载着资本家的财富梦想准时起航。

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眼下是一个生产过剩的时代，一个消费主导的社会。消费社会是一个信用卡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存折的社会。消费社会高扬的旗帜不是生产，而是选择，是在远远过剩的商品中，挑选、鉴别的能力与实力。消费社会淘汰了弗洛伊德，因为消费社会不接受延迟满足，消费社会是一个现世社会，一个永远创造欲望与欲求的社会。如果曾经资本主义所驱动的"生产的不断革命"，把"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那么眼下消费社会的幽灵，正在生吞活剥、茹毛饮血地吞噬掉曾经浇筑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的"工作伦理"地基。

在消费社会，"工作"的话题显得不合时宜，整个社会不再围绕着工作建构。由边沁首先提出、经福柯发扬光大、适用于工厂和监狱分析的全景敞式，已经不能与时俱进。消费社会的主体是消费者而非生产者，他们需要掌控的感觉，需要选择的虚幻。"过有意义的生活"--不可能在工厂车间的流水线上实现，而只能在超级市场的琳琅满目中梦想成真。

这对于被排除在频繁购买活动之外的"新穷人"，意味着什么？

这首先宣告，长久的、确定的、稳定的、良好保障的"工作"，已经成为天方夜谭。在整个西方社会，现在"新的职位空缺倾向于有固定工作时间的人，或者兼职者。"消费社会不再奢望劳动者对于工作内在崇高性质的信仰。灵活性劳动代替了工作，浮动合同取代了保障，没有什么值得奉献一生的工作，消费社会所培养的工作态度是随意灵活。而这个"灵活劳动力市场"既不提供、也不容许对正在从事的职业，报以奉献终身的理想与抱负。工作绝不应该是生活的重心或者一生的战略，它只是一个插曲，一次偶然的邂逅。然而，在自由选择、自我肯定的冠冕堂皇之下，"灵活性"真正意味的是缺乏保障、居无定所，还有无法确定的未来。我们间或可以在飞特族（Freeter）的浮现中，体味到这种"灵活性"下的现实重负。

吊诡之处，也正是鲍曼颇具慧眼地提醒：消费社会并未将工作弃若敝屣，恰恰相反，工作，或者说某种工作，正在变得空前重要起来，一种新的"工作美学"正在取代曾经的"工作伦理"，成为消费社会里新的游戏规则。工作成为一个精致的美学对象：它必须是有趣的——多种多样、让人兴奋、允许冒险、包含一定（但绝不过度）的风险；它必须是富有创造力的--充满激情、富于品味、巧言善辩、创意至上；它必须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工作与嗜好、工作以及消遣之间的界限，工作就是最令人满意的娱乐。消费社会的工作美学，标榜的是"没有固定时间，投入在每周7天，一天24小时的工作带来的挑战里"。当然，这些工作狂人绝不会在穷人中被找到，他们是比尔·盖茨，是乔布斯，是巴菲特，是维维安·韦斯特伍德，他们不消费，他们只负责工作，创造出让人们乐此不疲去消费的东西。

一个巨大的反转出现了。劳动不再高尚，它只是提供更多消费机会的手段；工作不再是整个个人和社会生活的重心，它折合成的账单才是评估人类价值与尊严的新标准。曾经，以工作的名义，生产社会把穷人改造成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库，今天，同样是以工作的名义，消费社会彻底抛弃了穷人，把工作、创造、劳动的桂冠送给了富裕的精英们--"让人获得满意经验的工作、自我实现的工作，与生活意义相关的工作，作为一切事物核心或者中枢的工作，作为骄傲、自尊、荣誉或者恶名根源的工作，简而言之，作为职业的工作，已经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是精英所特有的标记，其他人没有机会以作为职业的方式来经历他们的工作（《工》P80）"。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最新的社会分工是，精英人士负责工作，富裕人口主管消费，穷人?！对不起，系统不支持查询。

与"工作"一起倒戈的还有"福利国家"。鲍曼不是第一个向我们报告这则不可思议消息的赫尔墨斯，早前翻译引进的《No Logo》等书，都在向我们传递着一个噩耗：在过去的20年里，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大多数选民支持的执政党，都在忙着削减、撤回福利供给，或是允诺更为优惠的个人所得税。福利体系被指责为"效率低下且无法存活"，福利国家被解读为宠坏懒汉、娇养恶棍。一句话，全球范围内的福利制度正在遭遇全线的溃败。

这是一个比"新工作"更为不可思议的巨大反转。曾经，帮助穷人的道德正义，促进与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建立；现在同样是以道德的名义，纳税人们高喊：不要拿我们的钱去养懒人。曾经，政治家、社会学者们"难以想象一个没有福利国家的现代社会"；现在，"一个不是福利国家的国家，以及没有国家主管安全网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成为了现实。曾经，建设一个福利国家被赞许为"超越左右"的政治共识，象征着跨越阶级的团结与人道主义；仅仅20年，即使最富洞察力的学者也始料未及--"从来没有，民主政体下的大多数选民，在自由支持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这同时伴随着另一个现象，那就是对底层、对穷人持续的污名化过程。不同于"劳工阶级"（working-class）意味的穷富对立，"下层阶级"（lower-class）指向的潜在社会流动，"底层阶级"（underclass）一词的出现并风行，成功建构起了一个无用且危险的穷人形象。在鲍曼的知识考古中，underclass一词，最初是由缪尔达尔在1963年预言"去工业化"的危险时首次使用的，即工业生产的萎缩，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性失业和没有资格受雇。这个词汇在很长时间里并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70年代末期（也是福利国家制度开始遭受重挫的时代），在大众媒体和公共共识中，"底层阶级"逐渐演变为"穷人"的代名词，而两个相关的伴生物也开始同时被贩卖：

首先，贫穷不再是一个社会议题，而只关乎个人选择。沦为底层阶级被视为是自主的选择--故意的或者默认的。接受救济是因为没有工作，而没有工作是因为不愿意去工作，"指责穷人因为不愿意工作而陷入惨境，因此给他们安上道德堕落的罪名，且把贫穷当成是对罪恶的惩罚，成为了工作伦理在全新的消费社会里的最后一项任务"（《工》P84）。毫无道理，消费社会里合格消费者们最为熟谙的挑选天职，现在也变成了穷人们的权利。

另外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就是把贫穷议题从底层阶级的话语系统中分离出来，同时慷慨地赠与穷人们犯罪、反社会的添加剂。"底层阶级"从物质的极度匮乏中走出，变成危险与犯罪的同义语。以社会治安的名义隔绝穷人，零忍让（zero tolerance）政策的风行，监狱和更长期更苛刻的判决，联手其他众多社会机构，迫不及待地处决这些高风险的不稳定群体。当贫穷成为一种罪行，监狱开始代表衰退的福利机构出手挽救穷人。福利供给的削减，与犯罪率的上升，警力和监狱人口的增加，同步发生；眼下在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监狱产业均呈现欣欣向荣之势。当穷人由社会问题转变为典狱学和刑法学的问题时，穷人就不再仅是生存竞争中的失败者，他们俨然成为了这个消费社会的头号内部公敌。

"新穷人"的出现，"新工作"的转变，连同福利国家的下岗歇业，真正的经济基础在于，伴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我们进入了一个劳动力过分充裕的时代。现代经济不再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生产，它所仰仗的是社会成员快速而积极地购买商品，为清理商品供应做出有力贡献，并且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成为"消费者引导的经济复苏"的一部分。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时代，"进步首要地意味着缩编"--企业合并、资产剥夺、裁减规模、外包和大规模裁员，轻装上阵、缩减规模、节省人力成本，这才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圭臬。

因此，劳动、工作、创造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如果说生产社会里的"失业"（unemployment）一词，隐含着受雇佣才是正常状态的假设（un），那么消费社会的脚本与台词是"剩余劳动力"。剩余，意味着多余，意味着超编和不需要。

因此，福利国家彻底失业。在生产社会中，提供良好的教育、完备的医疗服务、适宜的住宅，并为贫穷家庭的孩子提供健康的营养品，以确保工业生产拥有稳定供应的可雇佣劳动力--这是任何一家或几家公司都无法独立完成的丰功伟绩。雇主们需要由国家来保证并照料劳动后备军，承担永久性的劳动力商品化重任（《工》P106）。但是在消费社会，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忙着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迁他国，资本家们也都忙着在本国裁员，转手在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兴建工厂，福利国家在任何意义上都变得不再可能也不再必须了。

因此，没有可观收入、没有信用卡的"新穷人"，变得彻底一文不值。鲍曼痛心地告诉我们：今天的穷人，比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穷人，比任何过往时代的穷人，都更为无望，更为痛楚。他们不再是宗教意义上的救赎对象，也不再充当生产社会里稳定的劳动后备军，帮助穷人已经丧失了任何经济利益，他们被彻底逐出了道德义务的世界。道德，现在只是为那些虚假的慈善嘉年华准备的，全球性的贫穷柏林墙、隔离带正在重新砌起来，用鲍曼的话来说，"当涉及富裕者对世界上悲惨穷人的集体责任时，经济算计占据了上风，自由贸易、竞争和生产力取代了伦理训导。在经济说话的地方，伦理道德最好保持缄默。"（《工》P157）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穷人第一次绝对地、完全地，成为了一无所有、一无所用的废料。"新穷人"遭受着与以往穷人一样的苦难，不同的是，他们已经没有最后的栖身之所，他们已经无法把个人的苦难变成公共的社会关怀。他们被描绘为松弛懈怠、有罪、缺少道德标准的群体，他们是现代化风景上刺目的污点。

这就是"新穷人"艰难的生存现实与所面对的全部社会现实。

本书最后一章名为《新穷人的希望》，如果这不是鲍曼知识分子朴素人道主义温情的流露，那么它实在不足以成为写给"新穷人"的福音书。这也是今天我们反复聆听西方理论大师谆谆教导时常有的困惑：分析问题，切中利弊；一旦谈及未来及可能的对策，即刻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鲍曼未尽的思考连同乏力的拯救，不妨就让本书的中译本来完成，"理论的旅行"早已抛出了现实的挑战：西方国家正在上演的这出"新穷人"、"新工作"的改编剧，对于已经愈加深刻地介入全球化经济的中国来说，显然绝不仅仅意味着一出独幕剧。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福利国家彻底失业，简化为服务一小群处于赤贫状态人口的需要时，同时出现的现象是政治空间日渐萎缩，政治热情日渐低落。"对大多数公民来说，眼下对政治的关注，只剩下让财政部的手远离他们口袋。（《工》P104）"福利国家的缩减和政治性公民身份的萎缩，同步进行。而与西方不同，中国正在摩拳擦掌建立惠及全民的福利体系，经济的高速增长促生了空前的政治参与热情，微博、网络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言说空间。在"新穷人"、"新工作"的全球性变革中，我们面临全新的政治挑战与机遇。

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又处在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型的关键时刻。如何面对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及其所带来的劳动力剩余问题，如何处理吸纳就业与产业升级之间的矛盾，是"新穷人"时代必须解决的劳动力问题。就"工作伦理"概念的建构，对工作伦理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重要作用的考察，鲍曼的分析无疑非常精准、充满洞见。但是当鲍曼断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如出一辙地"信仰"工作伦理的时候，他显然并未意识到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构想并实践过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工作伦理的另类生产劳动，一种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集体的劳动，一种并未被全盘商品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这种劳动据此整合了几乎举国的劳动力资源，在一穷二白的境地里初步完成了工业现代化。

在这个意义上，与鲍曼一样来自东欧的斯洛文尼亚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显然就采取了一个更为稳妥的理论立场。和鲍曼一样，齐泽克认为有必要"把争论的焦点重新引入到（物质）生产而不是象征交换。"（《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P104）同时，在鲍曼止步的地方，齐泽克进一步提出，这个变焦的结果是，戳穿全球资本主义妄图藏匿、擦抹生产劳动的诡计，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劳动遗产。因为，社会主义的劳动，曾构成了西方历史中某个独特的乌托邦时刻："在这个时刻，加入集体的物质劳动的过程，被看作是能够产生真正的公社和团结感的场所。梦想的不是要摆脱体力劳动，而是要从中发现一种集体经历的满足感，从而彻底改变古老的《圣经》中关于劳动是对亚当堕落的惩罚的定义"（《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P101）。继承社会主义实践所积累的思想资源，构想一种并不仅仅等同于商品的劳动力价值，这是我们朝向未来政治实践的可能突破口。

中国还远远没有进入所谓西方式的"消费社会"，但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超级大都市里，消费主义的旗帜早已经猎猎飘扬。正如珠三角的流水线工厂和豪奢的高端消费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一样，消费社会的"新穷人"和传统的贫穷问题一样，都是亟待我们回应的政治经济议题。早前有关"新贫族"、"月光族"的讨论，已经将中国版的"新穷人"问题呼之欲出。这些当代中国"新贫族"们，出现在北、上、广等超级大都市，接受过良好教育，月薪在5000-8000元左右。仅从收入衡量，他们不仅远远位居国家贫困线之上，相较同是辗转都市求生存的"蚁族"群体，他们决不应该跟"贫穷"二字有任何牵连。与鲍曼的"新穷人"不同，这些当代中国的"新贫族"，并非苦在收入，而是肇因于消费，并非意味着金钱的匮乏，而是代表着物质的极度骄奢。名牌、奢侈品等诸种高端消费，将这些月薪并不菲薄的新中产们拖入一种入不敷出、举债度日的窘境。对于此类"新贫族"的分析，尽可以引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解读这些高消费背后的社会心理文化动因，拿出凡勃伦乃至桑巴特的"炫耀"、"奢侈"概念，破解一个简单的LV logo其诱惑力究竟何在。但是鲍曼打开的这个新的消费讨论路径，却在提示我们：这些疯狂地花着明天的钱、消费成为穷人的"新贫族"们，才是消费社会真正合格的居民，是消费社会培养、并且需要的中流砥柱。在这个意义上，消费社会的可怕陷阱在于，消费社会是一个大批量生产穷人的社会，亦是一个将整个中等收入群体拖入消费的泥沼，将其"下流化"的社会。这正是今天前沿社会学者惊呼，刚刚成为消费社会的公民未几，我们已然掉进"下流社会"渊薮的原因所在（三浦展：《下流社会》，文汇出版社，2007）。

所有这些，都是有关这本书，有关"新穷人"、"新工作"所带给我们的思考。接受此书中文译本所提出的挑战，我们也在迫切地给予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