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选后的智利左派何去何从？

【译者按】：在拉丁美洲诸国中，智利是一个影响力较大的国家，该国劳动人民顽强曲折的斗争历史在近年来通过我国的互联网平台渐渐为大众所知。萨尔瓦多·阿连德短暂的社会主义政治探索在1973年被右翼军官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政变打断，军政府上台后残酷镇压国内进步力量，并依赖“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与建议重组了国内经济结构，建立了“亲市场威权主义”路线下的新自由主义统治。1980年代以来，持续性的经济问题动摇了皮诺切特当局的统治。逐浪高涨的反抗在1988年迫使军政府让步，改组为过渡性民主政体。1994至2010年期间，随着拉美“粉红浪潮”的兴起，各类左翼政党主导了智利的政局。2010年后，智利呈现出左右翼交替掌权的博弈局面。2017年，伴随着全球右翼抬头，共和党候选人、亿万富豪塞巴斯蒂安·皮涅拉时隔4年再度赢得总统宝座，并着手恢复一些“亲市场威权主义”政策，如生产资料私有化、社会上层买办化、货币宽松化、减少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弹压各类平权与反歧视主张。然而，2019年恶性通胀和随后的新冠疫情中断了他的复辟之路，其本人也身陷矿业权钱交易、破坏生态的丑闻。同年，智利全国人民组织了大规模抗议，并成功于2020年10月废除了皮诺切特时代的旧宪法，迫使其将实权让给“制宪会议”。

2021年11月21日，智利第一轮大选拉开战幕，7家政党/联盟均未获得超半数票，票数居前2位的联盟：激进右翼联盟“基督教社会阵线（FSC）”（现任执政党共和党也在此联盟中，联盟参选人为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激进左翼联盟“赞成尊严（Apruebo Dignidad）”（参选人为加夫列尔·博里奇，是学生运动出身的年轻政治家）进入第二轮角逐。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股力量都是本次大选中新组建的党派联盟，它们均采用更激进的政纲，把此前二十余年间主导政坛的老牌政党，例如中左翼的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中右翼的“独立民主联盟”甩在身后。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9日，左翼“赞成尊严”联盟的候选人博里奇赢得第二轮投票，而参议院、众议院仍呈现出两派势均力敌的局面。

12月19日，智利前活动家，美国宾厄姆顿大学助理教授René Rojas在智利第二轮大选前夕写下此文，在第一轮选举中，极右翼候选人卡斯特领跑，博里奇支持率陷入瓶颈，这似乎为三年来的进步运动添加了不确定性。当然，彼时智利第二轮大选尚未开始，在博里奇已然当选的当下，持左翼立场的作者或许能够稍稍改变原文的悲观基调。然而，文中的为智利左翼提出的警示与预告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译者认为，本文的核心内容主要由以下几点：

（1）后威权主义时代的中左翼与中右翼政党走向衰败，新左翼与民粹极右翼的兴起是智利新自由主义模式走向衰败的表现。

（2）极右翼兴起的重要原因是“赞成尊严”党内外新左翼政治诉求过于超前，以至于与工人阶级的诉求分离。

（3）赢得选举的胜利并不是左派的唯一目标，能否在日渐激化的阶级斗争下制定能够囊括工人阶级“面包、黄油与安全”的基本诉求的政治议程，激活并延续废宪起义以来群众运动的展示出的激进能量，将会决定智利左翼政治的未来。

虽然政治选举的结果难以对阶级斗争的走向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却可以被视为当下阶级结构与阶级斗争的直观体现。对于眼下的智利局势而言，在选举中获得权力的新左派必须做出选择——是与中左派结成同盟，从而向新自由主义旧秩序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组织妥协，还是借群众运动之势进一步深入智利劳动人民，将废宪起义以来的激进主义转化为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

2021年12月19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智利总统大选结束，现年35岁的左翼政党联盟“赞成尊严”候选人加夫列尔·博里奇，获得超过55%的票数，成功战胜来自右翼政党联盟“基督教社会阵线”候选人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获得44.15%选票），当选第34任智利总统。

各地的进步人士和民主人士都对上个月智利的选举结果感到不安。在这个狭长的安第斯国家的上上下下和远方的异国，许多人都对周日（12月19日）的选举结果屏息以待。在死硬右派何塞·安东尼·卡斯特获得第一名之后，许多人都在想，一个亲皮诺切特的反动派如何能在一个两年前刚刚爆发了对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反抗的社会中击败新左派。

这个最近有80%的选民选择重写宪法的国家，刚刚看到卡斯特，一个为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独裁政权辩护的人（他否定了起义的要求，并开展了反对制宪会议的活动）超过了体现全面改革和争取新社会民主宪章的候选人。对回归法西斯主义的恐惧已经超越了起义和制宪进程所带来的希望。智利是否已经从10月的反新自由主义起义翻转到了11月的亲市场威权主义的延续？

在长达十年的大规模抗议新自由主义的周期之后，这一转变让观察家和活动家们感到震惊。为了理解卡斯特的第一轮胜利，左派必须考虑到一系列的失误，这些失误使关键部分的选民倾向于用反动的方法来解决新自由主义的破坏。对智利从群众动员和社会民主的重新建立到反动的反改革的突然逆转的清晰把握，也揭示了更广泛的拉丁美洲复仇主义（revanchism）激增的现象。

不过，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左派并非在智利输掉了一切。尽管卡斯特支持率的激增威胁到了新左派的巩固及其对激进改革的追求，但他的第一轮胜利并没有搁置智利正在进行的反新自由主义的起义活动。尽管选举结果令人不安，但为该国的民主革命宣告死亡仍为时过早。

关于数据

卡斯特的突围之路击败了从智利转型的政治环境中出现的另一股政治力量——自由阵线和共产党之间的左翼联盟。新成立的反动的基督教社会阵线（FSC）和左派的“赞成尊严”联盟（Apruebo Dignidad）都是从垂死的后威权新自由主义政权的政党体系的废墟中崛起的。

同时，双方（尤其是“赞成尊严”）都因群众对正在进行的改革越来越失望而受到阻碍，这反映在最低的选民投票率上。虽然这两个两极化的集团现在是国内影响力正在上升的阵营，但选举揭示了国家正在进行的党派重组的流动性，以及正在进行的更广泛的政权转型的性质。

首先要注意到旧的政党已经走向衰落，这是值得欢迎的迹象，因为这表明统治后威权的市场秩序的政党体系已经解体，无法修复。智利民主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支柱——由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控制的中左翼联盟——只获得11.5%的选票。这个联盟在皮诺切特统治结束后举行的七次选举中赢得了五次——包括前四次——这次只得到了81.6万张选票。这只是它在2017年（此时他们的解体已经开始）第一轮选举中赢得的票数的一半多一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左翼在过渡期后的第一次选举中获得了385万张选票，而在2006年社会主义者米歇尔·巴切莱特首次成为总统时，第一轮就获得了近320万票。换句话说，智利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者今天保留了大约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传统选举基本盘。

不仅仅是中左翼的总统候选人名单不再拥有吸引力。它的议会席位也同样大大缩水。1989年，联盟在下议院以350万张选票获得了巨大的多数，而这一次它几乎没有超过100万张选票，赢得的席位不到四分之一。基督教民主党支持率的急剧下降值得特别一提：这个在20世纪90年代过渡时期主导了联盟的政党（当时它以自己的40名代表主导了联盟）现在已经减少到8个席位，其表现与新的边缘政党相当。

中右翼的选举表现显示了其类似中左翼的衰落迹象，尽管其情况更加复杂。正如预期的那样，塞巴斯蒂安·皮涅拉的联盟只获得了13%的选票，这位跛脚总统在2019年的叛乱中受到了无可弥补的打击。他的政党意识到自己的信誉已经消失，于是推出了一位无党派的官僚——但这一策略落空了。2009年，皮涅拉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了超过300万张选票，到2017年这一数字下降到250万左右，而在12月初，塞巴斯蒂安·西谢尔仅以90万张选票排名第四。这位中间派候选人无法摆脱他的建制派资格，随着他的民调在9月开始崩溃，他成了智利右派的负担。政府的支持非但没有支持他的竞选，反而成了他的绊脚石。

然而，摇摇欲坠的中右翼却取得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与中左翼不同的是，中左翼的衰败是相对普遍的，而（中右翼力量）前Alianza，现在以Chile Podemos Más（智利可以做得更多）为名，却以某种方式阻止了其议会议席的流失。虽然该联盟在下议院的代表权比2017年的72个席位有所下降，但它以53个席位保持稳定，超过所有席位的三分之一。它在上议院的表现甚至更好，在27个待选席位中拿下了12个，从而将其参议员总数从15个增加到24个，只差一个席位就能获得多数。

即使后威权主义政权的右翼力量成功地在国家的关键权力中心立足，旧秩序的党派支柱也不可否认地失去了其优势地位。这是第一次，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联盟既没有完全获胜，也没有进入决胜阶段。

虽然总体而言中右翼处于混乱状态，但卡斯特现象却意外地巩固了他们之中最强硬的部分。卡斯特的突然发展既出乎意料又令人震惊。自大起义之前，激进左派已经抓住并引导了反新自由主义的不满情绪，排挤了右翼民粹主义选择。现在，卡斯特在上次总统选举中只赢得了8%的选票，而现在却拿下了28%的选票。事实上，直到9月下旬，他还没有设法将自己确立为一个严肃的竞争者。然而，上个月，他开始迅速崛起，从大约10%的候选人变成四分之一的受访选民的首选。与2017年相比，他的第一轮选票扩大了近四倍，从52.5万张增至196万张。卡斯特的突然成功标志着博尔索纳罗式的右翼政治在这个国家的意外出现，而在不久前，这个国家似乎已经阻止了这种反动的道路。

卡斯特最近在2014年还是独立民主联盟（UDI）的秘书长，该联盟是中右翼联盟的强硬威权主义政党，他在2018年成立了共和党，作为他个人野心的载体，也是他所倡导的极端保守主义的严酷潮流。他深谙等级森严的天主教，与基督教保守党（Partido Conservador Cristiano，简称PCC）组建了FSC，后者是一个边缘组织，旨在复活智利总统阿图罗-阿莱桑德利（1958-1964）长期不存在的寡头国民党中最倒退的那部分。尽管极端原教旨主义的PCC在制宪选举中未能突破1%的比例，但FSC现在在下议院中有15名代表，约占所有代表的十分之一。

智利的新保守主义除了在国会中控制自己的实质性集团外，还准备组建议会多数派：将现在受其影响的幸存的中间派与FSC结合起来，死硬右派拥有155个席位中的68个。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反动联盟应该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就能找到10张额外的选票。

在光谱的另一端，“赞成尊严”的候选人加布里埃尔·博里奇（Gabriel Boric）获得了本来可能是有希望的26%的选票。虽然没有卡斯特那么迅速，但他的上升也同样令人惊讶。在7月中旬新左派取得初选胜利后，博里奇（一位前学生运动领袖和自由阵线的主要创始人）的民调数字在选举前两周（12月上半月）从不到5%飙升至25%到30%之间。再加上民主党初选中相对可观的投票率，与中右翼初选的无精打采和中左翼候选人选拔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功能障碍形成鲜明对比，博里奇的民调呈现出诱人的前景。

不幸的是，对于“赞成尊严”和该国充满激情的新左派活动家来说，他的竞选活动在卡斯特支持率激增时停滞不前。在10月初的高点之后，对博里奇的支持趋于平稳，然后突然被支持卡斯特的人超越。在左翼联盟的初选中，令人鼓舞的175万张选票被证明是上限而不是下限。

新左派的停滞不前也可以用更长的时间框架来衡量。自2017年以来，卡斯特的选票几乎翻了两番，而FA的选票，即使获得了智利共产党的支持，也只增长了三分之一。虽然卡斯特激活了新的选民，但“赞成尊严”在挖掘出其进步主义基本盘后，未能接触到其他政党的潜在选民与被疏远的选民。

然而，如果说“赞成尊严”没有达到第一轮大胜的不切实际的期望，那么智利的新左派明确地提高了其整体地位。在一个历史性的成就中，智利共产党选出了两名参议员，这是自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以来该党首次进入上议院。左翼联盟在下议院建立了一个强大得多的地位。如果像预期的那样，由帕梅拉·贾尔斯（Pamela Jiles）领导的三名起义的“荣誉”（Dignidad Ahora）代表投票支持“赞成尊严”党，它将有效地将其在国会的地位提高一倍。

左翼联盟不仅取代了中左翼，成为议会中的第二股力量；它对两名绿党和13名社会党代表几乎肯定的引力将使其获得55个席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说卡斯特的崛起代表了死硬右派、法律和秩序的民粹主义（law-and-order populism）反常的巩固，那么“赞成尊严”的停滞应该被看作是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的暂时停滞，这一政治议程曾帮助策动了智利的激进改革进程。

大众的不满情绪

如果我们要对选举结果进行全面的观察，我们必须考察另外两个趋势。它们是民众不满情绪这枚硬币的两面，无论是起义的周期还是“赞成尊严”支持率的增长都无法遏制。一方面是缺席的候选人佛朗哥·帕里西的意外表现，他以八分之一的选票位居第三。帕里西被禁止在智利开展竞选活动，他是一个拒绝接受左右之分的庸俗学者（quack academic），是智利最接近杨安泽（Andrew Yang）的人。尽管他把自己确立为一个有常识的“小人物”企业家候选人，并在几个月内获得了可观的民调数据，但帕里西还是让观察家们感到震惊。在接管了边缘的人民党（Partido de la Gente）后，他在智利北部的矿区以其自己动手的民粹主义（do-it-yourself populism）获得了特别的吸引力，并获得了六个下议院席位。

人民党轻松地超过了另一位反体制的候选人，他的常年竞选使他在许多智利人眼中变成了一个政治的局内人。马可·恩里克斯·奥米纳米，人称MEO。帕里西的启示反映了选民的深刻疏离感。这将给他的选民和他的新核心小组带来决定性的摇摆影响，将帕里西定位为决选及以后的潜在的造王者（kingmaker，此处应为帕里西及其支持者在二轮决选中的态度会很大程度上决定选举结果）。

一个相关的现象是惊人的选民流失量。这次选举中的选民比例与2017年创纪录的选举中相同。然而，从绝对数字来看，弃权人数从765万增加到近800万。

低迷的投票率似乎与该国争取政权更迭的大规模斗争和这些选举的两极化都不相称。但在一年前的制宪选举中，选民参与率几乎没有上升，大多数分析家都预测到了这一点。智利的最低投票率包括绝大多数选民的不满情绪，这些不满情绪助长了帕里西现象。它的广泛性有助于对所有候选人的表现进行适当的衡量。

两位呼声最高的总统竞争者的票数都没有达到缺席选举的那部分选民的四分之一。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所有登记的选民，卡斯特和博里奇分别只得到了13%和12%的选票。这种广角视角打消了支持卡斯特的强大选举浪潮的说法。这也使得新左派的表现更加令人失望；在智利2019年底的全面动荡之后，“赞成尊严”未能说服超过九分之一的选民相信左派能够带来渴望的变革。

总之，即使卡斯特可能有优势，但帕里西可以决定结果。而且，尽管博里奇和“赞成尊严”已经重塑了智利的政治，但所有的党派力量（不仅仅是期中那些不可逆转且腐朽的），都在摇摇欲坠。

能够吸引士气低落的智利工人的候选人将成为总统。更重要的是，在这次选举之后，如果左派要完成智利的民主革命，就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恢复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起义。不幸的是，就目前而言，智利的新激进派已经削弱了群众的叛乱，使工人和穷人对激进变革的承诺变得迟钝，并为卡斯特打开了窗口。

数据的背后

要理解智利令人不安的选举结果，就必须掌握在智利崛起的新左派是如何在卡斯特的社会反动主义面前失去主动权的。逆转的主要原因是民众对“赞成尊严”和更广泛的左派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自制宪会议成立以来，智利的部分劳动群众已经从认为激进派与起义及其要求一致，到认为他们是一种与自己的诉求有一定距离的力量，无法解决人们最紧迫的物质问题。激进派忽视了群众的核心不满，他们一方面明显地优先考虑文化纠纷，另一方面又捍卫毫无意义的混乱，这加剧了人们的失望和怨恨。这不仅使许多人失去了兴趣，而且产生了更危险的效果，使关键的部分转向反动的解决方案。简而言之，智利的新左派没能作为起义的政治部门进行宣传。

鉴于卡斯特不是一个典型的民粹主义者，他在竞选中靠的是反精英情绪和“面包”诉求，因此，“赞成尊严”和左派疏远支持卡斯特的选民的做法更加令人困惑。虽然卡斯特把自己说成是反体制的，但他在竞选中是一个保守的恢复主义者（restorationist），承诺让智利回到那个新自由主义下经济增长的时代，以及家庭和秩序的传统价值观。事实上，正如 "巴拿马文件 "所揭示的，他在海外避税天堂藏匿了数百万美元，明显掩盖了任何经济民粹主义取向。即便如此，他还是一举夺得了领先地位。

许多左翼人士声称，卡斯特之所以能超越“赞成尊严”，是因为左翼联盟的中间派转变，再加上有效的社交媒体恐惧运动。据称，博里奇的支持率下降是因为他的提案中采用了财政保守主义的元素，在移民问题上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以及在最后一刻放弃了自起义以来被拘留的抗议者。但是，在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选举中，“赞成尊严”对中间派的呼吁是意料之中的，而且它很可能获得选票。

选举前的左派政治让智利工人感到失望，但原因几乎相反。“赞成尊严”内外的左派让很多人觉得他们太过激进，毫无意义地与整个阶级的要求脱节。

起义者的 "激进主义 "的破坏性影响反映在左派的道德主义反压迫政治的恶名与博里奇的民调数字之间的反比关系上。在制宪大会开幕之前，博里奇的候选资格仍然是一个空想。但在大会开幕和他在7月上半月的“赞成尊严”初选中取得成功后，民众对有意义的改革的希望开始推动他的竞选。在两个月内，他的支持率从只有6%攀升到至少四分之一的选民。

然而，从8月中旬开始，议会左翼最明显的部分演变成了激烈的宗派主义和指责，排斥了广大的工人阶级选民。自从激进左翼最严重的内爆之后，博里奇开始了他的竞选活动无法阻止的稳步支持率下滑。到11月初，据报道，对民主党候选人的偏好回落到20%，卡斯特已经取得了领先。

原因并不难解读。自2019年的叛乱以来，智利人的要求一直是明确的。这个国家爆发了反对低工资（poverty wages），特别是反对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五分之二的人的低工资；反对私有化的退休制度，该制度使大多数退休人员陷入不体面的老年生活；反对类似种族隔离的市场卫生和教育系统。COVID加剧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智利人的物质困难。事实上，超过一半的工人在2020年的收入不足以使他们的家庭保持在官方（荒谬地吝啬）的贫困线以上。疫情发生一年后，几乎30%的智利穷人没有工作，而超过四分之三的人表示无法满足他们最基本的需求。

随着劳动大众的物质不确定性的恶化，对公共安全和犯罪的恐惧也在上升。叛乱发生后，四分之一的智利人立即将犯罪列为首要关注的问题，而到了今年8月，超过五分之二的人这样做，将其提升为国家的首要问题。恰恰是在形势要求汹涌澎湃，激进派掌握主动权的时候，他们如今处于舞台中央的行动和言论越来越失去意义。

自制宪公民投票和选举以来，一个明确无误的民众授权已经形成。智利人再次将优质、免费的全民医疗保健、免费的公共教育和有尊严的养老金列为代表们要在新宪章中体现的主要社会权利。尽管性别平等（4.7%）、环境正义（4.2）、原住民问题（3.0%）和移民权利（1.3%）对智利劳动者来说很重要，但鉴于当前的社会和就业紧急情况，这些都没有被他们视为关键的优先事项。这并不是说工人和穷人对这些其他问题有敌意；更准确地说，他们希望这些部门的权利能在一个普遍保障的方案中得到解决。

左派浪费了这个机会，没有坚持不懈地推行一项计划，向贫穷的工人展示其政策的重点和目的是解决这些核心需求。随着智利工人的物质和身体不安全状况的恶化，他们对政治阶层的蔑视也加剧了。同样在8月，五分之四的人坚持认为经济被操纵，有利于富人和权贵，而近85%的受访者宣称，政党和政治家忽视了像他们一样的普通人，专家们对他们的生活条件视而不见。然而，在制宪会议就职和选举之间的关键几个月里，智利劳动者对建制派政治的不信任和蔑视很快蔓延到了他们对智利新左派的看法。根据一些民意调查，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对治宪大会保留了一些希望。很快，早期对博里奇和“赞成尊严”选举运动的兴奋度开始减弱。

随着疫情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不足的情况下肆虐，智利的失业率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特别是妇女被挤出了劳动力市场，并面临着对紧张的男性工薪阶层的更大依赖，激进主义者似乎优先考虑文化包容的象征性姿态和对边缘性的歇斯底里辩护。他们追求的是外在于群众生活的道德化，许多人卷入了涉及道德问题的争端中。

无论是在竞选中还是在制宪会议上，一些左翼人士似乎对普通智利人的物质和人身安全的恶化视而不见。新左派对起义的普遍性计划的忽视，使要求解决引发起义的不平等问题的智利穷人和工人感到失望，这部分群体中绝大多数人在之前投票支持新宪法。

尽管博里奇的纲领在劳工权利和工会化、向智利的百万富翁征税、保证社会供给和扩大公共产品方面做了强势的强调，但他的竞选活动反映了在激进的学生和温和专业人员中如此普遍的交叉争吵。当卡斯特的支持率开始上升时，“赞成尊严”对其在的厌女症、仇外心理、异性恋等方面的反动态度与整体的惩罚性态度的攻击变得无所顾忌。坚定地反对这些危险在道德上和战略上都是正确的。但智利的新激进派未能将这些不可谈判的立场纳入普遍主义的平台。他们的运动本来可以解释广泛的方案如何能够称为解决更具体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最好的形式。然而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他们强调了文化和身份的包容性，却牺牲了整个阶级的物质主义计划。在这一方面，“赞成尊严”无疑与传统的中右翼和中左翼相类似。

简而言之，左派在姿态和话语上的转变对卡斯特的后期发展起到了核心作用。智利工人已经抛弃了旧政权的建制派政党；现在他们对激进的替代方案的失望促使最不满的人到其他地方去寻找解决方案。许多人考虑了外来者帕里西，还有更多的人决定给卡斯特一个机会。

随着中右翼候选人的影响力走向衰退，卡斯特可以预见地获得了支持。一旦他成为右派候选人，那些反对新宪法的人（智利的强硬右派、支持独裁的部门）的支持就被整合起来。他的基本盘扎根于智利的小企业主和保守的专业人士。他们要么一直喜欢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要么现在被起义包围，优先考虑恢复秩序以维护他们的阶级特权。

但卡斯特需要额外的选票来确保在第二轮选举中的席位。有意思的是，就在选举前三个月，大多数智利人仍然拒绝他的强硬威权主义。8月，他的支持率只有16%，不支持率高达61%。然而，在一个月内，有多达四分之一的智利人认为他将成为总统。最后，他仅仅翻转了足够多的失望的选民而获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亲皮诺切特的反动派获得的额外支持，即16%，来自那些一年前还投票支持埋葬军政府时期的宪法的人。

卡斯特的法律和秩序、反移民、传统家庭，以及类似于MAGA的“让智利回到市场奇迹之日”的承诺，与左派对全阶级物质问题的忽视产生了共鸣。他的呼吁动摇于支持甚至参与起义的智利大众阶层的小部分人。他们来自被首都管理阶层忽视的萧条的外省城市；来自被迅速上升的犯罪率困扰的街区；来自就业稀缺、资源不足、被混乱的移民管理弄得紧张的地区。鉴于激进派未能敲定一个为每个人提供社会和物质安全的方案，而这个方案又被新自由主义抛弃了三十年，因此尝试那个大声发誓要直接解决这些问题的候选人并不是不理性的。

这种第二偏好的推理,而不是一些自由主义者和左派所强调的充满仇恨的WhatsApp信息和假新闻驱动的操纵解释了卡斯特的成功转机。卡斯特确实利用了歇斯底里的恐惧和替罪羊，但这些令人不安的情绪与对紧迫的物质需求的理性关注一起运作。

例如，对犯罪的恐惧并不是捏造的。尽管与大多数拉丁美洲社会相比，智利表现出较低的凶杀率，但从2019年起，谋杀案增加了近30%，其中使用枪支的谋杀案增加了40%以上。而且，智利劳动者遭受了暴力犯罪的激增，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在叛乱之前的几年里，Estación Central工人阶级乡镇的严重抢劫案飙升了25%，达到每10万名居民1235起。（相比之下，纽约市、芝加哥和巴尔的摩2020年的抢劫率分别约为150、350和1000）。

一年前，“赞成尊严”选出了分配给Estación Central区的七个选区中的三个，激进的自治主义者又选出了两个，右派勉强溜进了一个。现在该区部分翻转，因为UDI赢得了两个席位，卡斯特的FSC获得了另一个席位。在这个本应是左派大本营的地方，卡斯特拿下了超过四分之一的选票。卡斯特之所以能够利用反犯罪的歇斯底里，是因为犯罪是真实的，而智利的新左派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新左派对劳动人民安全问题的矛盾态度或完全忽视。

在缺乏可靠的普遍保护的情况下，围绕移民的焦虑也同样转化为对卡斯特的支持。作为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国家，智利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接收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早期的秘鲁大规模移民之后，自2010年代初以来，海地、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移民潮已经抵达智利。直到最近，不断扩大的入境率并没有激起明显的仇外心理反弹。2018年12月，即使在五年的低迷增长之后，三分之二的智利人对移民的贡献给予重视或持中立态度；只有30%的人对他们进行了负面评价。但到了今年2月，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舆论发生了翻转，60%的人称移民对国家不利。智利人突然失去了对移民福祉的重视，并越来越多地要求对边境进行更严格的监控。尽管钳制移民流入该国的诉求的在所有议题的排名中仍然远远低于贫困和不平等，但智利突然在对移民控制感到焦虑的国家中排名第一。

当然，左派总是要坚决反对仇外心理。但是，对移民的关注有利于卡斯特，因为左派未能使普遍保护的替代性政策平台在国内落地，以减轻真正的经济焦虑，并强调替罪羊的徒劳。与日益增长的移民潮和移民营地相关的工作和社会支出的竞争，增加了工人对日益不稳定的恐惧。

在选举前两个月，该国北部发生了针对移民的暴徒袭击事件，并烧毁了他们为数不多的财产，这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大多数智利人都谴责了这种行为。但是，来自左派和“赞成尊严”竞选团队的谴责、对负责任的政策的承诺（pledges of responsible policies）和对宽容的呼吁并没有让工人们对他们潜在的脆弱性感到放心，反而将一些人推向了怨恨。事实上，来自没有能力处理移民问题的城镇的居民抱怨左派的遥远。在卡斯特的严酷信息符合他们需求的错误印象下，选民在两个最北部地区给了他30%的多数票。

当然，这里的重点不是说左派应该停止为移民辩护——而是说左派必须提供一个实质性的，属于工人阶级替代方案，而不仅仅是道德上的劝告，以应对将一些智利人推向反动的现状。

超越数据

尽管第一轮的结果看起来是灾难性的，但它们并没有推翻智利正在进行的变革进程。尽管左派遭受了挫折，一部分群众群体投奔了一个阻碍推进社会民主的群众斗争的方案，但它并没有被打败。

因此，智利的反新自由主义革命将比希望的更加漫长和困难。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野蛮市场秩序和对激进政治力量的驱逐之后，将需要数年时间来配置一个政党化的左翼力量，以匹配并进一步促进最近取得的重大工人阶级的力量。无论谁在决选中获胜，智利的反新自由主义革命都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虽然预测是有风险的，但博里奇已经成为领跑者。起初，仅从选举数学上看，卡斯特似乎有优势。如果不大幅提高投票率——增加西谢尔和帕里西的选民，再加上一些右翼的基督教民主党人，结果似乎会向卡斯特倾斜。然而，在过去的两周里，一个聚集在一起的排列组合发誓要为博里奇动员起来，以确保击败智利的所谓新法西斯主义。卡斯特几乎不合时宜的反共歇斯底里——给2013年至2017年支持中左翼新自由主义者的政党贴上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威胁的标签——帮助巩固了市场正统观念最激烈的捍卫者与坚定的传统保守派之间的强大联盟。

但来自进步派和中间派的承诺，包括独立参议员Fabiola Campillai的最终支持，再加上零星的右翼自由派选票，应该会让博里奇赢得胜利。最新一轮的民意调查因其准确性而脱颖而出，给予博里奇多达10个百分点的优势。

对他的竞选团队中的许多人来说，博里奇的成功取决于其对自由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的持续开放。自第一轮选举以来，“赞成尊严”的竞选团队不断宣称卡斯特的低税率经济蓝图在财政上不可行，以及他对公民自由的攻击。按照一个平行的剧本，卡斯特放弃了诸如取消妇女部等令人震惊的提议，并谴责了他的政党中最可鄙的议员的反变性言论。

为了短期利益，温和化可能会破坏敌对的两大智利政治集团的长期战略。例如，卡斯特的FSC的发展需要严厉拒绝市场进步主义。同样，博里奇对中间派的呼吁也可能成为一种阻碍。毕竟，通向“赞成尊严”胜利的最可靠途径是吸引被疏远的工人和穷人阶层。重新激活2019年叛乱期间出来的智利工人阶级，对于恢复社会和政治基础的斗争所需的群众动员也是不可或缺的。

明天（12月19日）的选举将是对智利政治革命的一个初步公投。它是更深层次斗争的最直接、最明显的表现，而这些斗争将超越决选这一刻。如果民意调查是正确的，卡斯特输了，智利重组后的右派将很难就此放手。它将发动一场无情的运动，终止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在执行其阻挠的任务时，它将继续按照卡斯特的模式重塑自己。鉴于共和党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崩溃，右翼分子将与该国新的反动民粹主义结盟。

智利奇特的强硬复辟主义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地位。随着参议院中的大多数人团结在一起，卡斯特的社会复仇主义可能会推动更严厉的排外主义和惩罚主义，这些都依赖于市场和威权主义的强制力。卡斯特掌握了他的纪律性法律和秩序计划对于激励日渐强硬的右派是多么重要，在被追问时，他拒绝否认建立黑牢来拘留罪犯和不守规矩的活动家的建议。

虽然卡斯特和反动的民粹主义根深蒂固，但不清楚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扩展和巩固为一种潜在的统治力量。企业的主要部门是否会支持卡斯特，还有待观察。他在农村保守派和小企业主中获得了支持，但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智利资本巨头们的首选。卡车运输公司在他身后排成一排，害怕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如公共天然气分配系统和公共铁路投资，填满了他竞选资金的竞选库房。但是，至少在目前，这些狭隘的部门关注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此外，卡斯特在吸引智利主要工业和城市中心区的工人群众方面面临着一个陡峭的攀登。三十多年来，极端保守主义第一次取代了它以前的中间派盟友，并正在巩固其在智利的主导性右翼力量。然而，能否在工人和穷人中获得广泛的支持，将取决于卡斯特的激进派对手“赞成尊严”的行动。

另一方面，博里奇的胜利不会转化为对其实质性社会民主方案的采纳。然而，这对于迅速振兴反新自由主义的起义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国会将会阻挠他的改革，但为了达到总统职位并与议会盟友一起鼓动起义的要求，博里奇应该把主动权还给智利的新左派和民众运动。通过“赞成尊严”内部的有效的调整，这种情况可以调和政党化左翼的计划和群众对普遍经济保护的支持，而博里奇的竞选活动和激进派却偏离了这一点。

幸运的是，Lista del Pueblo联盟的自我毁灭使几个月前在基层活动中如此有影响力的自治潮流退化了。在经历了自治主义者愚蠢的宗派主义和分裂的教训之后，可以预期智利的运动组织会有更多的纪律和凝聚力。已经有很多人认为“赞成尊严”党迫切需要回到自由阵线的独立组织的起源。但此时此刻，各运动组织与“赞成尊严”的计划保持一致，并采取协调行动来捍卫它的行动也是必不可少的。

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左派代价高昂的错误不应该掩盖智利共产党-人民阵线联盟的意义。五十年来，智利的群众运动第一次可以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联盟和计划中立足于权力的边缘。“赞成尊严”的历史性到来也应将社会党的关键部门拉入其轨道。阿连德所属的党的前激进派和骨干，无论如何被削弱，都可以最终抛弃解体的中左翼机构的枷锁。随后，普通党员和当选政治家的加入应该会推动“赞成尊严”领导的反新自由主义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如果“赞成尊严”党作为起义者的政治力量，它的巩固应该通过重新吸引智利工人，并阻止反团结的民粹主义的诱惑的方式进行。

幸运的是，第一轮选举为扩大工人阶级对激进改革项目的支持奠定了基础。“赞成尊严”在首都和瓦尔帕莱索（Valparaíso）人口较多的乡镇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那里是全国工人和陷入非政治劳动的穷人的集中地。至关重要的是，博里奇在码头工人活动不断增加的港口城市尤其引起了共鸣：除了他在瓦尔帕莱索赢得的35%的绝对优势外，该国最大的港口圣安东尼奥的居民也给了他相对于卡斯特的巨大领先优势。尽管卡斯特占了上风，而帕里西在北部的表现超出了预期，但关键区域采矿中心的工人阶级选区依然支持“赞成尊严”。

博里奇在安托法加斯塔和洛斯安第斯获得了四分之一的选票，这两个地方是里奥布兰科（Rio Blanco）矿和英美资源公司（Anglo American）和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公司的所在地，并轻松拿下了兰卡瓜（El Teniente）巨型矿场的所在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劳工激进主义蓬勃发展的地方获得了巨大的支持，这预示着智利共产党-人民阵线联盟的强劲增长。它不仅会促进“赞成尊严”党在智利主要劳工部门的嵌入；它还应该成为对左派政府的持续压力，使其优先考虑涉及全阶级利益的改革。而且，如果工人和穷人感到被重塑的反动右翼所吸引，它将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解毒剂，反对并指责他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制宪会议可能成为复兴的左翼力量与强硬的右翼力量发生冲突的最具决定性的机构。随着起义的代表们失去了他们之前的影响力，同时全国选举使制宪会议的工作黯然失色，制宪会议降到了次要地位。在卡斯特的背后，智利的新极右派旨在进一步诋毁会议，削弱其作为国家最高管理机构的权威。右派将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攻击，进一步降低其可信度和相关性，为最后一击做准备。

无论是否有总统职位，卡斯特的势力都计划在制宪会议的退出公投中培养一张反对批准新宪法的投票。赢得多数反对票将是右翼复辟分子最大的成就。然后，卡斯特和他的追随者可以开始恢复原状，只不过这次是以不自由的、后威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形式。

“赞成尊严”必须做的远不只是防止民众拒绝智利的新宪法，这种结果在一年前甚至比卡斯特的胜利更难以想象。智利的新左派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再次将大会变成为激进改革而斗争的舞台。由于在国会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席位，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国家的任何希望都将寄托在它在制宪会议中的领导地位上。

但要想在会议上重新获得突出地位，它首先必须将群众重新带回反新自由主义的起义中。考虑到博里奇对中左翼的示好，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它是左翼和运动叛乱者夺回主动权和捍卫智利政治革命的最好机会。如果“赞成尊严”能够引导该国工人群众日益增长的能力，并且这一设想得以实现，那么它将迎来一场奇怪的、不可预测的争端。它将使智利陷入一场跨越平行和竞争的统治官僚机构的斗争。这种体制上的二元化会给社会政治转型和野蛮的新自由主义复辟之间的冲突增加如今缺失的活力和可能性。

尽管具有历史意义，12月19日的选举并不会凝结出一个稳定的政治格局。随着人民面对疫情的后果，商业精英们决定哪种调整最能保护利润，以及旧政权的残余势力在主要竞争集团之间摇摆不定，智利失败的后威权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稳定解决方案仍然难以实现。在这些重要的选举之后，动乱肯定会重现。

比起12月19日的投票，下届总统任期内的阶级冲突——在对立的国家机构内部，以及其外部的工作场所和街道上——将塑造界定国家下一个时代的力量平衡。劳动人民享有比他们几十年来更多的战斗能力。新的左翼联盟，无论是否能够进入总统府，都必须领导智利正在进行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重建。

（本文原载于《雅各宾》，译文原载于公众号“零号笔记本”，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