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重思劳动力流动，社交网站或成战争策源地？

重思劳动力流动

近日，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国际关系教授、德国经济史与全球化研究专家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对过去一年间政治领域中对所谓“全球主义”的抵制进行了反思。

詹姆斯指出，民粹主义运动所攻击的“专家”和“精英”已经开始反思是否应该采用不同的策略来控制全球化和技术革新的力量。应该对受这些力量影响而失业的人群进行补偿已成为一种共识，甚至考虑采用“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形式。但是，这种方式隐含诸多风险。如果无需工作或只是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就能获得收入，这一人群很可能变得更为疏离和脱节。这样一来，受到补贴的地区很可能会要求更大的自治权，一旦无法满足就会滋生怨愤。因此必须找到能够让这一人群有创造性、有意义地参与经济活动的可能性。

詹姆斯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应该从历史上的技术全球化时期的“失败者们”身上寻找答案。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中，技术革新尤其是纺织机器的出现取代了大批技术工人。但事后看来，政府当时确实很难对这些手工业者予以补偿，尽管他们吃苦耐牢，但他们生产出的产品质量不如机器生产的，成本却又更高。作为替代，这些手工业者中的很多人选择了移民，他们往往远渡重洋开始从事新的工作，甚至由此飞黄腾达。他举例道，唐纳德⋅特朗普的祖父弗里德里希⋅特朗普，和食品巨头亨氏的创始人的父亲亨利⋅约翰⋅海因茨，都是19世纪出生在德国农业小镇卡尔斯塔特后来迁往美国的移民。

他接着写道，仅仅一个世纪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很多国家都对移民设置了更为严厉的障碍。二十世纪上半叶受到最大冲击的是农业。和2016年所见证的一样，当时的欧洲农民同样以民粹政治作为对突如其来的贫穷和破产的回应。他们参与并投票支持那些混入了好战的民族主义的宣扬经济和社会乌托邦主义的激进政治运动，这些反全球化的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顶峰，暂时地打破了国际秩序。在二战的余波中，工业国家的政治家们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策略来安置这些农民：他们对农业进行补贴，保护农产品价格，对这一行业加以庇护使之不受国际贸易波及。在美国，这一努力体现在1933年“农业调整法案（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在欧洲，价格保护和超国家保护主义形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中欧洲联合的政治基础，这就是欧盟的前身。时至今日，欧盟预算的绝大部分仍被用于共同农业政策，补贴系统和其他农业相关领域。

詹姆斯进一步指出，这一补偿策略之所以有效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这一体系下欧美的农民确实为当地人口提供了粮食，他们的工作并非完全无意义，这不同于19世纪初的手工业者制造出的落后产品，尽管如此之高的成本事实上是不必要的；二是农民可以换新工作，进入更具吸引力、收入更高的城市制造业及服务业。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新工作”也将被夺走。而事实上，欧美国家一直在尝试通过一些小规模的项目扶助制造业及服务业中的“失败者们”，但收效甚微。如此一来，今天的政策制定者再次面临19世纪初的困境，维持那些生产已经淘汰的商品的职位无疑是对人力物力的浪费。

几代人以前，移民曾经是上述困境的缓冲阀，现在东欧、南欧的很多人也是这样做的。转移到有活力的大都市的国内迁移仍然是一种可能，对年轻人而言尤其如此。这种迁移在欧洲有所增长（在美国没有），但要求技术和主动性。文章最后总结道，在当今世界，工人们必须学会适应和灵活变通，而不是屈服于怨愤和悲苦。最重要的流动形式不是物理上的，而是社会或心理上的。不幸的是，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呆板僵硬的教育体系没能让人们为这一现实做好准备。

社交网站或成战争策源地？

《大西洋月刊》日前刊出了一份题为“过于接近真实战争的推特战争”的榜单，指出刚刚到来的2017年的一个令人担忧的新现象是，由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带头，不少手握军队的政治家开始在社交媒体上信口开河，接着举了5个例子说明这些政治家如何用一条不到140字的推文让全球间的张力加剧，指出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推特上的战争可能酿成真正的战争。该榜单改编自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战略计划部主任Matt Peterson为公司撰写的时事通讯。

危险程度排名第一的是特朗普的核言论。特朗普最近发布推文称：“美国必须大力加强并扩展核能力，直到世界在核武器攻击方面觉悟。”尽管这句话的具体意思存在争议，特朗普可能只是在说核武器需要现代化，但无论如何，一旦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想要加入这一阵营的国家感觉到军备竞赛可能发生，就会在刺激之下投身进来以免落于人后。并且，候任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迫使美国国家安全部门聚焦于核武器。

排名第二的是巴基斯坦对以色列的威胁。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Khawaja Muhammad Asif)因在网上读到一条声称“如果伊斯兰堡进军叙利亚以色列将对巴基斯坦进行核打击”的假新闻后，发推文警告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忘记了巴基斯坦也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尽管阿西夫在以色列做出缓和性回应后删除了这则推文，但这一事件展现了紧张局势的加剧可以非常偶然。

排在三、四、五的分别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上个月底的一次演讲中侮辱伊拉克总理阿巴迪（Haider al-Abadi）称其“与我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阿巴迪在推特回应称，“我们当然和你不一样，因为我们用战士解放我们的土地而不是用Skype（视频软件）”，讽刺埃尔多安在去年夏天的政变中通过视频电话联合支持者一事；在土耳其击落俄罗斯在叙利亚执行任务的飞机后，希腊总理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在一系列很快删除的推文中暗指将击落侵犯希腊领空的土耳其飞机；伊朗最高领导人曾在2015年在推特上发了一张照片对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威胁，尽管这一事件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很难转化为大规模行动，但在2017年事情可能会不一样。

关于假新闻的道德恐慌掩盖了真正的敌人：数字巨头

过去一年间经历了英国退欧、美国大选和意大利公投后，西方社会普遍认为假新闻的泛滥正在导致民主的消亡。牛津字典将“后真相”（post-truth）评选为2016年度词汇，并将其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近日， 《卫报》刊登了Evgeny Morozov撰写的“关于假新闻的道德恐慌掩盖了真正的敌人：数字巨头”一文，反驳了这一流行观点，他指出，“问题不在于假新闻本身，而在于使得制造能广泛传播的假新闻有利可图的数字资本主义。”

该文作者认为，将选举结果不尽人意归咎于假新闻泛滥、网络模仿秀和YouTube搞笑视频是错误的。在他看来，持这种观点的人看不到民主资本主义的“泰坦尼克号”正在驶向危险的海域，却认为问题出在关于不远处的巨大冰山的假新闻太多了。这导致了很多政治家开始考虑采取一些偏离正轨的对策，例如禁止网络模仿秀，成立负责判定新闻真实性的专家委员会，成立反假新闻中心并对传播假新闻的Facebook，Twitter等进行处罚。

在作者看来，关于假新闻的叙事不过是精英们借以逃避不愿接受的现实的一种虚假表达，是对于复杂的系统性问题的一个浮于浅表的解释。而真正的危机是民主的不成熟，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拒绝承认当下很多问题的经济源头，这导致俄罗斯政府成为了假新闻泛滥的替罪羊，而数字资本主义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被选择性忽视；二是拒绝承认职业专家的深层腐败。智库欣然接受外国政府的资助，能源公司资助质疑气候变化的研究，金融监管人和欧盟委员会委员卸任后为华尔街工作，甚至于一些媒体一面控诉假新闻一面为了盈利发布可疑消息，这一切让公众很难不对“专家”持怀疑态度。

文章最后总结道，解决假新闻的唯一方法是彻底重思数字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必须将网络广告和它具有破坏性的“点击－分享”驱力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和交流中去中心化。同时，将更多的决定权委派给公众而不是易于腐化的专家和唯利是图的大公司。然而，现在的民主政府们深陷于对现实的多重否认之中，更喜欢把责任推给所有人而不反省自身，同时把越来越多的问题转嫁给硅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