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文艺女青年灵修之争，甘阳回忆八零年代思想界

为什么文艺女青年和富人热衷灵修？

卫慧视频截图。

上周，“文艺女青年与灵修”这对关键词再次成为舆论热点。

缘起是曾以情欲叙事、身体写作著称的作家卫慧久未露面，近日在一条视频中现身，着深色棉麻素袍，脸色庄重深沉，自称已成为目前中国最勤奋的“海灵格家排师”之一，自己的奇经八脉都打通了。

评论人侯虹斌在凤凰文化发表文章《为什么文艺女青年在人到中年时都走上了灵修之路？》，标题直戳众人心中疑问，成为刷屏热文。她先介绍了何谓“家排”：由德国人伯特·海灵格建立，“世间诸多的问题，在家排看来，无不源自于爱。觉悟的智慧的爱使人幸福，盲目的迷失的爱会带来种种痛苦……基于当代量子物理学及生命全息的理论，这些莫不与家族系统中能量流动的顺畅与否息息相关。”

简言之，就是“用爱发电”，还可以召唤出各种灵验，是一种“信则灵”的“神秘学”，而且价格非常昂贵。在侯虹斌看来，不管是“身心灵”、“拜上师”、“家排师”或别的，共同点是：玄妙的，不可言论的，诉诸非理性的，用科学无法与之沟通的。

并且，她还发现，往日前卫少女今日变身精神导师的，卫慧并非孤例，当年的文艺女神棉棉、安妮宝贝等，都走上了灵修之路。这几位2000年初大红大紫的女作家，“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已经享受到了最充裕的物质生活，有过丰富的人生体验，现实生活要打动她们的阈值太高了，没有多少值得她们追求了……而这些作家又是敏感的人、聪明的人、不甘心平淡的人，还要想寻找新的突破”，于是不约而同选择了“玄学”、“禅”、“灵修”、“佛”之类作为人生的突破口。

其实，不止这些女作家们，这类“神秘学”也成了无数功成名就或者生活无忧之后的中年人的完美藏身之所。侯虹斌分析，接近它们、奉信它们，不像学术或者知识一样，需要扎实的基础、循序渐近的学习、认真思考。学术和文化都是真功夫，偷不得懒，甚至学一门手艺、健个身、跑个马拉松，也是扎扎实实的，每天努力多少，都可以验证，不能虚晃一枪。而“神秘学”，要求的是有钱供奉、有钱去上课、亲近“上师”或导师，感悟，静坐，天份，灵性……是好是坏，都是一张嘴。

因此，“这个角度的自我突破，是最轻松的，也是最能拿得出手的。女作家只不过恰好是这些成功人士中的一员而已”。

而之所以这么多人都选择这条路，她认为一方面是社会不安全感太强了，成与败都出于不确定因素，所以越是成功人士越是笃信各种不可知的力量、神秘学，包括马云、王菲、李连杰这样的顶尖人士；另一方面，我们的作家、文化人、社会精英，思想资源太过匮乏，学习和思考能力不足，不愿意学习更为系统、更为成熟的世界观，想取巧，才纷纷掉进“神秘学”的坑里。

身为女权主义者的灵修人士紫膺则撰文反驳，她认为“灵修就是不肯动脑子的富人吃饱了撑的所从事的迷信事业”这类观点站在了科学、理性至上的角度，基本上是对灵修一无所知；批评卫慧者所说的“有钱上课和跟随上师”的轻松方式，是对灵修的误解，而这种快餐似的、迎合人的功利心理的灵修，实际上是一直为真正的灵修人士所批评的。

她认为真正的灵修，是不断地以各种方法觉察自己在身心灵三个层面所受的苦，找到受苦之因，从而从受苦中解脱。这个过程之艰辛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一个人从无意识的机器似的运转转向有意识地存在的状态，怎么可以以偏概全地描述为逃避痛苦，找个寄托，让自己好受点呢？”

紫膺还指出，对于成功掌握男权社会推崇的理性语言的人来说，卫慧转型为身心灵导师、大批文艺女青年的灵修，是对这个路径的否定，是非理性的、非科学的，也就是说是“女人化”的，因此就可能被看成是低下的。他们看不到灵修中的非理性包含着超理性，将上帝的超理性和亩产万斤的非理性当作同一回事儿，因此对灵修者是可以充满优越感地批判的。然而，在这种充满优越感的批判中，又包含着某种痛恨。

她问道：“每年都有大票文艺女青年人到中年去灵修，包括笔者，但为何独独卫慧去灵修就这么不受待见？这跟卫慧、棉棉等原本美女作家的标签，用‘身体写作’的经历有关。在男权社会，由于女人之色几乎是男性的刚需，因此，‘色’这一关就是男人的软肋。美女作家不全靠笔头子功夫，靠变相地出卖色相成名，对辛苦走正常路径的人（尤其是女性）来说，这些人是遭人痛恨的，如同娼门被良家妇女痛恨。”因此，卫慧等人是令人痛恨的，批评她的人的潜台词就是：你一个婊子，你配动脑子吗？以前你出卖色相，如今你所从事的不过是没有得到科学、理性认可的迷信玩意儿，你依旧是低下的。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杨德睿，专门从事宗教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来自台湾的他在接受澎湃新闻访谈时，也对“文艺女青年人到中年走上灵修之路是因为思想资源匮乏”一类的说法表示不以为然。

比较两岸的情况，他感觉台湾文艺女青年因为搞灵修而被“黑”的情况比大陆这边要少得多，相反，女文青涉足灵修这个领域而获得更多追捧、肯定的情况很普遍。台湾的佛教很盛行，出家众里面大多数是比丘尼，其中有不少曾经是所谓的“文青”。更重要的是，他觉得台湾中年以下的，也就是“60后”以下的人，绝大多数不排斥不婚、出家、女同。所以在台湾，就算说出“文艺女青年的终极归宿是孤寡、拉拉、出家、后妈”这样的话来，大家恐怕也不觉得你是在“黑”这些人，而是一种无聊的八卦而已。他感叹两岸这方面的价值观差距真的很大。

至于在富人中兴起“灵修热”的现象，杨德睿认为富人信教、灵修的原因很多，和穷人信教修行的原因一样五花八门，不要用“阶级还原论”来解释宗教，那是没用的。凡是人都有心灵空虚的时候，跟贫富无关。人因为心灵空虚所以要信教、要修行，这就像肚子饿了要吃饭一样，很正常。

在他看来，更多的富人信教、灵修的原因是，他们有钱了好多年，早就没有物质匮乏的问题了，想用钱来让自己快乐的方法早就玩遍了、玩厌了，这才深刻了悟到钱带不来幸福，钱买不到很多最重要的东西，比如健康、家庭和睦、良好的人际关系……此外也有一些富人本来就是好学深思的人，过去为了拼命工作挣钱，把对文学、艺术、哲学的兴趣硬是压抑掉了，如今钱挣够了，人也老了，想再回头的时候已经弄不动了，但他们还是想要得到精神上的滋润、提升、启迪，就有相当大的一群走向了宗教、灵修、读书会、艺术品收藏、玩音乐、戏曲等等。

而放生之所以变成一种如此普遍的修行方式，他分析指出，因为放生是中国人所创造出来的最直截了当、模式简单清楚、好操作而且可以计算数量当做成绩的一种修行方法，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人一贯喜欢把问题归结为计算数量、算分数的癖好。第二个原因就是放生的整个过程很有戏剧感，那些动物被放出来逃命的那一刻的情景，很激动人心、很煽情，它很容易让放生的施主明确感受到自己做了件善事，添了一点功德，这比做扶贫之类的功德要简单明了得多，各种成本也都要小得多，所以很多人乐此不疲。

但杨德睿指出，放生在佛理上讲根本说不通，所以印度佛教、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以前都没有搞放生，近年来是被中国佛教徒影响了才开始有人跟着搞，事实上中国的正统佛教对这件事也不是很鼓励，历来有不少佛教的高僧大德劝过大家别再搞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说创造的功德恐怕还没有造的业多，可是没有用，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王丹青则撰文分析《从六十年代的西方嬉皮士到中国文艺青年：灵修如何成为时尚？》。文章指出，灵修成为成为中产阶级文艺青年的时尚，在国内大概也就是最近几年冒出来的新鲜事物。而灵修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来源之一，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嬉皮士。二战之后的西方世界，由于战争的创伤和冷战铁幕的隔绝，一代年轻人陷入了普遍的虚无和颓废；但与此同时，文化的全球流动成了势不可挡的潮流，他们中的一些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试图从东方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求个体精神上的解脱。1960年代盛行欧美的“嬉皮士运动”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中诞生的，尤以披头士乐队在1965年与1968年旅居印度为人熟知。

作为一种对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反叛，来自古老印度的声音、哲学、乃至生活方式，都给战后欧美的年轻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灵修作为一种对遥远的精神生活的实践方法，一时间在西方年轻人的文化艺术圈子里蔚然成风。从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达摩流浪者》到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氛围。

而当代的灵修活动进入华语世界，是从台湾开始的。在大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台湾女作家胡因梦和三毛就已经开始了对灵修和新兴宗教的引介与探索。而从最近受到热议的几个走上灵修之路的著名文艺女青年的身上，我们仍然可以依稀见到那两位台湾“前辈”的影子。当然，当代中国灵修活动的兴起，也不全然是依靠台湾同胞所引介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气功热”中，当今国内灵修的一些门道已经初现端倪。不过，对于新兴的中产阶级来说，灵修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品味，必定是要比气功高雅得多；而文化产业起步较早的台湾所提供的精致商品，也就更对这部分人的胃口。

文章认为，无论是需要长期参与的灵修课程、培训班、工作坊，还是更简单易得的灵修产品，像是念珠、摆件、熏香、精油等等，毫无疑问，灵修（及其相关的消费行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中产阶级文艺青年的一种时尚。这种时尚所含纳的不仅是对于精神、心灵的冥想式探索，也绝非对于封建迷信的拙劣复制，而是成为了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对于身处灵修圈子里的人来说，灵修所能带来的，除了个人精神上的超脱，还有衣着打扮、家居装潢品位上的提升，更有一种对于生活、世界乃至宇宙的想象。

甘阳：相信中国文明有其天命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三十周年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出版三十年纪念研讨会合影。

20世纪八十年代影响广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三十周年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出版三十年纪念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微信公号“三联学术通讯”上周介绍了本次研讨会的情况。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部分编委和作者、译者代表，以及北京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中青年学者包括70后、80后年轻学者，共60多人见证了这次对话，其中包括甘阳、沈昌文、董秀玉、李岩、路英勇、钱理群、苏国勋、郭宏安、陈来、王焱、陈平原、刘小枫、王庆节、刘锋、梁治平、汪晖、吴增定、杨立华、吴飞、李猛、彭刚、强世功、渠敬东、张志强、应星、孙庆伟、唐文明、陈壁生等学者。

在座谈会上，编委会主编甘阳认为，当时决定将主要精力用于集中翻译一些最重要的西方现代学术著作，现在看来仍是正确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为中国学术界了解西方现代学术打开了第一个入口，也打下了第一块基石。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简单化学习西方的时代早已过去，“拿来主义”不再可行，中国学界整体的成熟度已经达到了可以逐渐形成自身传统的水平。

他在点评“西学与现代中国思想”为主题的讨论时，以国际法、外国文学研究和西哲史为例，认为中国做西学的研究如果全盘英文化了，就是中国西学研究的死亡之日；一定要强调中文写作的重要性，没有中文就没有中国学术可言；以中文思考和中文写作为基础的西学研究，一定是中国西学研究的主流。

《三联生活周刊》为此纪念活动对甘阳进行了专访。甘阳首先回望这三十年，感慨“我们这代人命太好了，从没有一代人像我们，经历过如此之多的世界变迁”：“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社会其实基本是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方式、道德，完全是传统的，再到改革开放，然后又看到苏联东欧解体，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全面展开，一直到今天英国退欧川普上台，真是世界大事纷至沓来。“从农业社会、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等等所有这些这么大的世界性变化，所有惊人的变化都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的经历之丰富是一般人很少有的。”

关于现代性这个核心话题，甘阳指出，人文里面最深刻的东西，一定是对现代的彷徨和恐惧，因为不知道现代将带来什么东西。现代性带来的东西是要冲击整个欧洲人长期坚持的那套价值观念的，这是整个文化里面的基本感觉，当时最突出的反应是19世纪西方浪漫派。甘阳觉得“我似乎天生有一种保守主义倾向，我所喜欢的西方的东西都是反现代性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近现代以来西方所有有成就的思想家都是反现代性的。当然一般意义上的庸俗反西方我是非常不喜欢的。西方文化中深刻的东西是对人文有一种非常深的坚守和认同，对于资本主义一切皆为商品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他还回忆1980年代思想界在朦胧状态，凭着直觉，一把就抓住了海德格尔。这当中也有文化虚荣的原因，“聪明人当然要读难的东西……比如我们看卡尔·波普，就觉得很一般嘛，对我们没有知性的吸引。海德格尔不一样，他能吊起你全部的精神，是西方文明绝对高度所在，他对两千年的西方文明有一种透骨三分的重新反省，达到的深度是难以想象的，对我们哲学界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颠覆所有以前科班出身的学西方哲学的人所学到的东西。你会觉得他太厉害了，对我来说一个直接的感觉是，他和西方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他是另外一个西方。”

至于当下中国，甘阳认为严格意义上说，今天已经没有“知识界”这个概念存在了，都是一个一个小群体，互相之间是不可能沟通的，因为不存在思想上的沟通，所有都被政治化，被妖魔化。没有一方虚怀若谷真的想听对方说什么，这是今天最糟糕的问题所在。他说：“中国现在既没有思想界，也没有知识界。所谓‘界’，本应该包括很多不同声音和想法，是可以沟通的，不能先从道德上妖魔化。”

面对全球包括中国都出现两极化的倾向，甘阳指出，重要的问题是在极端的分歧中能不能出现理性化温和化的声音。“我认为大学应该是产生理性化温和化讨论的唯一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我这十几年只做教育这唯一一件事的直接原因……尤其通识教育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理性化温和化的思想交流平台。”如果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能以学术为唯一标准，推动多元、包容、理性、温和的教育氛围，那么整个社会逐渐走向理性化、温和化、多元化、包容化是可能的。

他表示：“我天生是乐观派，相信中国文明有其天命，到最后是信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