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式出版物中的催眠术

催眠术能够在华人社会中广泛传播，必须归功于三个主要管道：新式出版物、展演、讲习会。其中，清末大量出现的报刊无疑是将催眠术再现为新兴科学，并传播到民间的最基础媒介。

自1895年开始的往后20年，是张灏所谓中国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型时代”。在这段期间，随着士绅阶层的政治改革、现代印刷技术与出版事业扩张，新式报刊杂志大量出现。尤其在戊戌变法后，白话报刊和商业报刊的数量快速增长，五四白话文运动则掀起另一波出版高峰。[1]在甲午战争之前，报刊以外文报、文言报为主，白话报刊仅只《民报》一家；维新时期则陆续出现至少五种；到了革命前后，白话报刊成长到近两百种。[2]另外，根据一份时人的统计，到了1917年，林林总总的中文报刊多达两千种发行，其中四百种的影响力超出地方层次。[3]至于1908年的大清邮政局则共计递送出三千六百多万份的报纸及出版品。[4]这些新式报刊扮演启蒙“下层社会”的重要功能，尤其白话报刊的简易文字，让粗通阅读的劳动阶层也能掌握新知与时事。[5]这些媒介对知识传播的影响力不容低估，根据罗友枝（Evelyn Rawski）的统计，清末具基本识字能力的大众，男性即有30%至45%，女性则为2%至10%。[6]即便仍有许多不识字的妇女或工人，他们也习惯于在家庭或工厂中听人读报。[7]除了白话报刊之外，画报的出版更提供思想传达更直观且生动的途径。[8]综观这段时期，通俗文本对现代政治观念与科学知识的普及起了关键作用，催眠术蕴含的猎奇特质则成为这些媒介的热爱题材。

最先有办法透过报刊接触西方催眠术的当属在华传教士、官员与商人，英文报刊对催眠术的着墨大约比中文报刊早了10年。早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英人创办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就开始出现催眠术相关题材，介绍法国医师沙可对催眠术的最新发现。报纸描述沙可利用磁铁接近两名背对背的患者，使她们进入磁力睡眠，并成功让其中一人的症状转移到另一人身上。[9]同一时期，香港的《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也报道法国医师吕伊斯（Jules Bernard Luys）向医学会成员报告受催眠者对各种物质的反应。在一群科学家的见证下，吕伊斯将装有番木鳖碱（strychnine）的试管交给隔壁房间的催眠受试者，受试者对内容物一无所知，但接获指示将试管置于左侧颈背。不一会儿，受试者的左颈肌肉开始收缩，接着抽搐，并呈现身体僵硬。当内容物换成大麻树脂（hashish），另一名受试者则又产生截然不同的表现。[10]20世纪初期，这些英文报纸也率先介绍不少有趣案例。一篇报道提到一名工人的右膝被半吨重巨石滚落擦伤，尽管伤口轻微，他却再也无法移动右脚。此事上了法院，医学鉴定报告表示工人的症状出于震惊后的自我想象，法庭于是指派二名医师对工人施行催眠治疗。[11]另一篇《士蔑西报》（The Hongkong Telegraph）的消息则是宣告催眠术取代传统手术麻醉，一名英国中年妇女在催眠状态中顺利完成腿部截肢。[12]

中文报刊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刚开始报道催眠术时，也几乎都取材自外国的消息。这个现象显示的是，19世纪末的中国本土仍鲜少有催眠术活动可供报道，大众对催眠术的热情一开始是靠国外趣闻才被撩拨起来的。另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候报纸报道的内容并不涉及施展催眠术的“人”，而是借“机器”来完成催眠，这与身体观的电磁化转变高度呼应。1898年在《知新报》上的报道即为一例，这份维新派报纸将催眠术放在“格致”的栏目中，与植物学、化工学等文章并列。报道介绍了几种解决失眠问题的催眠机器，其中一种是由美国穵森敦的哈闷特医师所研发，透过施用电气于枕头和铺盖进行催眠；另一种机器是安装二面镜子的箱子，借由镜面回转，让光线闪射在受术者的眼上，使眼睛渐疲而达到入眠效果；第三种机器则呈柱状，置于受术者脑后缩减动脉血流，以达成倦怠欲眠的目的。[13]不过更多时候，刊物则是报道催眠术的神奇效果，像是介绍莫斯科医士巴哥吾利用催眠术疗治酒癖，效果更胜其他疗法[14]；或是介绍日本教育界将催眠术施于儿童身上，发现学习识字的成效更胜以往。[15]有些报道更强调催眠术的多重好处，包含劝捐、禁赌、弭盗、饬吏、兴学等妙用。[16]

鼓吹催眠术功效一段时间后，报刊的编辑们又再发掘一类更猎奇的新题材——动物催眠。催眠术不只能够由人类施展到其他物种，有些动物甚至也会使用催眠术。这类主题同样与“激动”“频率”等神经电学的观念脱离不了关系。《东方杂志》曾经刊出《动物与催眠术》《蛇与催眠》等论说文章，指出催眠术可以施于鸡、昆虫、蜘蛛、老鼠、牛、马等动物，当这些动物因神经受到过度刺激与压迫，便会全身硬直、静止不动。[17]而蛇类则经常被形容为具有迷眩的天赋，它们借由头部与身体固定频率的摇摆、旋动，搭配睒睒目光和斑斓鳞片，激动猎物的神经系统，继而产生催眠效果。[18]这方面的题材不断引发读者的兴趣，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诸如《科学画报》《知识画报》《新中华》《天津商报每日画刊》《东方画刊》等报刊，都仍不时可见它们以图画呈现外国研究者对猩猩、猴子进行的催眠术实验。[19]

洛杉矶的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约翰·曼德试图在对狮子进行催眠

上述这些报刊的属性大多以传达时事、普及科学知识为目标，讲究可读性、娱乐性的同时，尚不至于过度夸大。但有些刊物倒赋予了这个题材更丰沛的渲染力，来回于虚实真假之间。像是《家庭良友》这本妇女杂志便曾经刊登“一篇真实的童话”，叙述俄国的动物心理学家杜洛夫利用催眠术训练动物，并为这群动物打造社会主义农场，教导每种动物不同的技术，包括伐木、起重、播种、烹饪。在杜洛夫教授临终之际，他训练的60只老鼠甚至鱼贯而出向他行告别式。[20]

而除了纪实与论理的报刊新闻、虚实难辨的杂志故事，还有另一种文类——新小说——是不能忽略的。晚清兴起的科幻文学适足以证明催眠术所具备的科技吸引力。东海觉我（徐念慈的笔名，1875-1908）创作的《新法螺先生谭》与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并列为中国现代科幻小说的先驱之作，而前者即是一部结合身心分离、动物磁力、脑电等相关元素的作品。这部短篇小说全文一万三千余字，出版于1905年。故事的主人翁法螺先生自承因终日苦思学术的难题而不得其解，在“脑筋紊乱”的状态下不由自主地登上高山之巅，霎时间感受到“诸星球所出之各吸引力”，身体中的各种原质随之分合，在一阵昏迷后产生灵魂与躯壳的分离。法螺先生的灵魂从此展开畅游世界各洲及宇宙星球的浩瀚旅程，他一面思忖如何利用灵魂的能力挽救羸弱的中国，“别构成一真文明世界，以之愧欧美人，而使黄种执其牛耳”。[21]

从小说情节一开始对星体与身体间吸引力的描绘，我们不难发现梅斯梅尔的动物磁力理论的身影。而在小说接近结尾处，催眠术又再度登场。法螺先生的身心重新合一，坠落于海，幸运搭上一艘战舰回到中国，见到“上海有开一催眠术讲习会，来学者云集其中，最元妙不可测者，为动物磁气学，又触余之好奇心，拟于此中开一特别之门径”。[22]受到催眠术启发的法螺先生于是兴起念头，想要利用大脑自然的感应能力发展“脑电”，取代人为的电信、德律风和无线电，并吸引全世界的人前来学习。无奈的是，他的脑电实业计划最终受到电信、交通公司与失业劳工激烈的攻讦，只好不得已搁置，潜回乡里暂避风头。

小说林社出版的《新法螺》封面

从外文报刊、中文报刊、画报到科幻新小说，这些新式传播媒介在19、20世纪之交的前后十余年间，以不同面貌将催眠术带进中国，呈现给不同的阅读群体。催眠术在民间的普及不能不归功于这些媒介的兴起；而反过来说，催眠术之所以获得这些新式媒介的关注，亦在于其本身具有足够的话题性。从内容观之，催眠术成功结合了电气、磁力、脑神经等当时最新颖的科学词汇。从科学传播的角度，正经八百的科学文章通常无法引起一般读者的共鸣，但催眠术的特性却能让论说性的文章添上一层神奇的色调，也让叙述性的报道更增戏剧张力，满足阅读者的好奇心。至于催眠术在科幻小说的滥觞阶段即成为创作题材，原因或许就在于它同时符合“科”与“幻”的要素，兼具实验与陌生化的特征，如王德威所言：“统合了两种似乎不能相容的话语：一种是有关知识与真理的话语，另一种则是梦想与传奇的话语。”[23]

更重要的理由是，催眠术提供当时的人们强国保种的“进化”想象。对应于新式出版物意图改造国体、启蒙群众的初衷，催眠术也为中国的政治未来擘画出各种新的科学可能。从虚构出发，《新法螺先生谭》夸张地呈现灵魂与脑电能力的无远弗届，以此寄望黄种人从今而后能在各民族间扬眉吐气。[24]站在现实的角度，报刊杂志里各种标榜祛除恶癖、解决疾病、增进能力、扩大生产力的催眠术报道，则是具体地反映了人们在现代转型阶段面临的难题，而催眠术无疑就是一组解答，指出人类进化的一条捷径。

注释

1.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52期（1999），第29-39页。更丰富的出版史研究参考：李仁渊，《思想转型时期的传播媒介：清末民初的报刊与新式出版业》，收入王汎森编，《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联经，2007），第3-49页。

2.方汉奇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第782-799页。

3.Samuel I. Woodbridge，"Newspapers, Chinese," in Samuel Couling, ed.,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7), pp. 397-398.

4.Andrew J.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 145.

5.相关研究参考：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17-35页。

6.Evelyn S.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p. 140. 罗友枝的研究容或有高估的问题，但若局限于口岸城市，高识字率已是不容怀疑的事实。至于到民国初年，平均识字率到达30%以上也属相当合理。相关评估参考：张朋园，《劳著“清代教育及大众识字能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1980），第455-462页。

7.Olga Lang,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6）, p.91.

8.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为：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08）。

9.“Dr. Charcot and Hypnotism，”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7 May 1887, p. 4.

10.“Wonders of Hypnotism，”The China Mail，21 October 1887, p. 3.

11."Curious Case of Auto-Suggestio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 September 1902, p. 5.

12."For the First Time in England Hypnotism Has Taken the Place of Ordinary Anaesthetics in a Surgical Operation," The Hongkong Telegraphy, 6 August 1903, P. 4.

13.《格致：人力催眠术》，《知新报》，第53期（1898），第22页。

14.《催眠术能疗酒癖》，《大陆》（上海1902），第2卷第6期（1904)，第10页。

15.《外国学事：催眠术》，《教育世界》，第80期（1904），第4页。

16.《催眠术对于今日中国之妙用》，《申报》，1910年9月18日，第12版。

17.王我臧，《动物与催眠术》，《东方杂志》，第8卷第7期（1911)，第19-20页。

18.甘作霖，《蛇与催眠》，《东方杂志》，第13卷第4期（1916），第11页。

19.《奥国心理学家杜吗博士在柏林动物院施催眠术于猴“彼得”》，《天津商报每日画刊》，第20卷第26期（1936），第2页；《催眠术对于黑猩猩的效应》，《科学画报》，第4卷第8期（1936），第329页；《猩猩催眠术试验功成》，《知识画报》，第3期（1937），第33-34页；《猩猩之催眠：奥心理学家多玛之试验》，《新中华》，第5卷第3期（1937），第13-14页；《禽兽与催眠术》，《东方画刊》，第1卷第2期（1938），第24页。

20.《动物训练的奇迹》，《家庭良友》，第3期（1937），第48-52页。

21.东海觉我，《新法螺先生谭》，收入于润琦主编，《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第1-20页，特别是第5页。原收录于1905年6月由上海小说林社出版的《新法螺》，该书共三篇小说，另外两篇为包天笑（1876-1973）翻译日本作家岩谷小波（1870-1933）的《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

22.东海觉我，《新法螺先生谭》，第17-18页。

23.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台北：麦田，2003），第330页。

24.关于徐念慈在创作上所提倡的进化想象，从《小说林》的发刊文章中即可见一斑：“月球之环游，世界之末日，地心海底之旅行，日新不已，皆本科学之理想，超越自然而促其进化者也。”见东海觉我，《小说林缘起》，《小说林》，第1期（1907），第4页。

本文摘自《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

《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张邦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