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人阵”治下埃塞俄比亚：一次悄然进行的历史倒车？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零号笔记本”，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经授权刊发。作者Tefera Negash Gebregziabher是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国际社会研究院博士候选人，本文原文于2019年刊发于学术刊物“African Affairs”。

【译者按】

随着近期埃塞俄比亚内战的爆发，作为现政府反对派的提格雷人民阵线（TPLF）重新回到了中文互联网的讨论之中。于此背景下，“零号编译局”特此翻译此文以飨读者，为大家提供关于提格雷人民阵线（除了所谓“非洲小中国”或“左翼民族解放组织”乃至“分离主义势力”之外）的信息与历史沿革。本文原发表于2019年5月，在随后一段时间内埃塞俄比亚政治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因此文中关于当时局势的讨论或显过时。但本文的主要主张来源于对埃塞俄比亚历史的分析，因此译者认为其并不因为现今局势的变化而失效。同时，理解本文中的一些论述，也有助于认识本文成文以后的埃塞俄比亚政局变化。另一方面，除了对“提人阵”本身的历史梳理之外，本文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观察广大前第三世界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流变、转型与演进的历史。另外，通过这一文本，我们希望指出，在面对20世纪革命带来的社会主义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遗产时，我们不应对过去的胜利与革命作一种玫瑰色的浪漫化想象，也不应以一种简化的人道主义或自由主义立场对其进行妖魔化。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只有从社会的、历史的角度分析事物才能够更好地了解其发展脉络与演进方向，而进步的、解放的政治理念则要求我们永远冷静地看向当下与未来。我们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内阶级、族群政治的大背景下，“提人阵”的生存与现代化目标已经与反资本主义的解放性目标渐行渐远，但是这一判断也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者加之其身的肤浅批评乃至于妖魔化就可以体现其真正面目。因此，我们认为，提格雷人民阵线的“先锋资本主义”模式正是20世纪以来第三世界进步运动逐渐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挤压下体现出的矛盾、悖谬与变异的一个缩影。（文章有所删节）

2021年10月20日，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州首府梅克勒，埃塞俄比亚空军持续对此地发动空袭。

【摘要】

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提人阵”）作为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阵线（“埃革阵”）的核心党派，已经领导埃塞俄比亚近三十年。各种意识形态的主张贯穿于“提人阵”的权力巩固过程中，而现在这些主张似乎受到了“埃革阵”新领导人的质疑。本文对该党历史上的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进行了定位，并分析了这些节点是如何与权力集中的过程，而不是该党所宣称的意识形态转变过程，所联系起来。本文认为，围绕着提人阵的意识形态“转变”的情况表明，意识形态被用来巩固组织内的权力，并随后在国家层面上被用于加强统治。对提人阵的意识形态历史进行彻底调查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埃塞俄比亚正站在一个关键的意识形态十字路口。通过深度的解释学诠释，本文结论认为，左派的意识形态线索，如对先锋队统治的关注、政党组织领导的经济以及斯大林主义对民族的理解，贯穿了提人阵的意识形态转变。本文总结了在一个一直在应用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实用主义政党的背景下，其表面上的意识形态转变。

【正文】

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后文中简称“提人阵”）意识形态的变化史出于各种原因而十分有趣。首先，“提人阵”从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到现在，表现出了一系列不同的意识形态主张。该党的意识形态立场发端于民族主义狂热，后来转向了“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然后在柏林墙倒塌后又提出“革命民主”（revolutionary democracy）。今天，该党变成了“民主发展型国家”（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的拥护者。粗略地说，其在五十年内先后投诚了四种不同的意识形态。

在一些学者看来，埃塞俄比亚最近的意识形态项目（即民主发展型国家）迄今为止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专制”取得了成功，但同时也面临着经济中缺乏私营主动性（private initiative）和政治制度中缺乏问责体系的双重挑战。更广泛地说，比如在伊尔婕·富里（Elsje Fourie）的工作里，就探讨了埃塞俄比亚的精英们和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阵线（EPRDF，后文简称“埃革阵”，“提人阵”是其内部的核心党派）政权模仿“外国”发展模式的历史和政治学，特别是后者。这种模仿的发展成功性是有争议的，但这并不是本文的重点。相反，我认为围绕着“提人阵”的意识形态 “转变”情况的研究表明，意识形态被用来巩固组织内部的权力，并随后在国家层面上被用于实施统治。换言之，意识形态的运用其实是为了巩固权力和施加统治，而并不一定是为了服务民众。这一点应该从“提人阵”及其精英们如何成功地掌握政治权力和经济地位的角度来看待。

本文探讨了意识形态的转折和曲解（turn and twist）以及其中“提人阵”领导层的作用，并追溯了某些半意识形态（semi-ideology）的恒定因素（constant factor）的持续存在性，这些因素直接关系到对权力的控制和主导。这些恒定因素包括从斯大林主义的民族定义及其在提格雷历史背景下的不恰当运用，到在左派意识形态背景下对民主集中制的强调，再到先锋政党组织领导的经济发展。“提人阵”一直是一个务实的政党，它有选择地运用其意识形态工具箱中的这些特定主题，以服务其权力集中的目的。这种实用主义必须要从仅将该党视为左派本身的单向度之外来看待。

在“提人阵”近三十年的执政中持续存在的一些半意识形态因素显然最近在“埃革阵”联盟中受到了挑战，这可能为这个政党国家和“提人阵”的“意识形态史”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目前还不清楚整个联盟，尤其是“提人阵”长期以来所珍视的意识形态要素是否会被完全放弃。“埃革阵”的新领导层，特别是来自“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OPDO）的领导层，正在提出对迄今为止所持意识形态立场的替代方案，在联盟内部开展一场“软革命”。

自2018年4月以来，“埃革阵”的新主席兼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倡导他所称的“加法政治”，即呼吁埃塞俄比亚各界人士团结起来，开放政治空间。总理在就职演说中宣称：“我们生来是埃塞俄比亚人，死后也是埃塞俄比亚人”，与之前政党国家对群体权利和政治民族化的强调形成鲜明对比。在奥罗莫（Oromo）青年两年多的抗议活动达到顶峰后，这种对埃塞俄比亚人团结和个人自由而非群体权利的强调开始出现在“埃革阵”的修辞中，随后阿姆哈拉（Amhara）和谷拉格（Gurage）青年的抗议活动也开始出现。在乔纳森·费舍尔（Jonathan Fisher）和梅雷莎·格布雷瓦赫德（Meressa Gebrewahd）看来，这些抗议活动和随之而来的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动荡，源于“两个长期现象”，即第一，“‘埃革阵’的民族联邦主义项目的成熟和巩固，以及联邦政府对这一进程的冷淡参与”；第二，“自从梅莱斯去世后，‘提人阵’陷入派系主义和自我批评”。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是提人阵的思想家，在1995年至2012年间作为总理领导埃塞俄比亚。

梅莱斯·泽纳维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遵循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认为意识形态“主要是统治阶级统治大众的权力保障，以及由知识精英塑造的其他东西”。“提人阵”的理论成果主要建立在已故领导人梅莱斯·泽纳维的贡献之上。笔者不会对该党的意识形态进行理论处理，而是着眼于分析导致这些意识形态变化的关键时刻和过程。

对于无数关于埃塞俄比亚过去五十年的政治历史的研究中的几点观察促成了这次研究工作。“提人阵”在先前一些时候不停地复读某些意识形态，而在随后一些时候又声称转向另外的意识形态。这让人不禁要问，在政党的领导人员所引用的“意识形态套话”的变化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而目前尚没有对这些使得“提人阵”得以长期掌权的意识形态立场之间联系的研究。调查意识形态，或者说调查在“提人阵”治下的埃塞俄比亚的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该政权几乎总是对其失败或成功给出意识形态的答案。在“提人阵”治下的埃塞俄比亚观察到的修辞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也值得冷静分析。例如，尊重和平等对待所有种族和民族群体的话语一直是该党的标志性座右铭，但实际情况却截然不同。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民族牌”（ethnic card）被用来进行分化和统治。这不仅体现在过去几年阿姆哈拉族和奥罗莫族群体随之而来的抗议中，也体现在政治精英对商业和经济的系统性控制中。

为了批判和理解意识形态在埃塞俄比亚政治经济中的作用，本文追踪在单一政党作为主导力量背景下的意识形态线索（thread）、行为（agency）和节点（juncture）。为此，笔者将首先简要介绍文章使用的概念和方法论基础，随后对“提人阵”的兴起及其意识形态发展的起始点进行背景讨论。然后，笔者将分析该党在意识形态上的转折和曲解，这些转转折和曲解与重要的政治历史高点的“关键节点”相对应。通过这种分析，笔者找到了一直存在的半意识形态线索——民主集中制、民族中心主义和国家主义经济——它们把政治和经济权力维持并集中在政党国家（party-state）及其精英手中。

概念和方法论

在意识形态研究复杂而漫长的历史中，本文的定位是承认意识形态的普遍存在性，以及它对政治显著的塑造性。正如葛兰西所主张的，应该把“历史上的有机意识形态，即那些对特定结构来说必要的意识形态，和任意的、理性的或‘意志性的’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事实上，正如扬·雷曼（Jan Rehmann）所指出的，葛兰西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概念与他的霸权概念相结合，因此“葛兰西的常识批判”是“意识形态批判”。正如迈克尔·弗里登（Michael Freeden）所说，“意识形态是政治领域最优秀的思想成果：它们是必要的、普通的，它们促进（和反映）政治行动”。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是想象力的地图，把本身可能有争议的事实画在一起”。正是沿着这一论点，笔者对贯穿执政党意识形态历史的一些主题以及提出它们的原因提出了质疑——即笔者认为，利用意识形态是为了集中政治和经济权力。

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关于意识形态的文献中的核心讨论之一。例如，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认为，“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与对统治形式的社会历史分析是分不开的，因为意义是用来维持统治的”。他接着说，“研究意识形态就是研究意义（符号）维持统治关系的方式。”他建议，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应该被看作是对意义如何为权力/统治服务以及它的运作方式的研究，其中合法化（legitimation）、掩饰（dissimulation）和实化（reification）是关键。正如汤普森所指出的，合法化指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主张，即每个系统都试图通过诉诸理性、传统或魅力的理由来培养对其合法性的信念，这一点在语言中得到了体现。掩饰指的是，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为某些人服务的统治关系可能以各种方式被掩盖、否认或“封锁”。实化指的是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即把一个短暂的、历史性的状态说成是永久的、中立的、超越时间的。为了寻求合法性，“提人阵”通过对教育和其他国家机构的垄断，鼓吹其意识形态言论，压制可靠的替代媒体来源。

可以用来解读意识形态和统治之间特定的相互关系的方法是深度的解释学分析（deep hermeneutic analysis）。在汤普森看来，这种方法将“解释和理解纳入一个全面的诠释理论”，其中包括三个阶段的程序。简而言之，对意识形态的解释可以被视为“在话语分析（discursive analysis）和对话语产生和接受条件的社会分析（social analysis）的帮助下的深度解释学”。社会历史层面的深层解释学方法论将机构（institution）描述为重要的工具，通过这些工具，话语得以传播和结构化。通过建立一个由政党国家统治的民族联邦制度，提人阵成功地传播和延续了话语和物质上的统治。有不同的学者研究了埃塞俄比亚民族联邦制的结构和实验，并说明了权力是如何被执政党集中的。

除了考虑深度解释学方法中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和话语分析之外，本文还借用了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的“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的概念。在关键节点，人物行为（human agency）的实施（在政治行动者[political actor]的意识形态选择意义上）在分析上是很重要的。正如乔瓦尼·卡波恰（Giovanni Capoccia）和丹尼尔·克莱门（Daniel Kelemen）所指出的，关键节点是许多路径依赖过程的起点，因为它们使制度走上了某种难以逆转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认为，“因此为了解释关键节点，路径依赖的分析者往往必须关注现有理论框架之外的小事件、人物行为或历史的特殊性。”为此，本文综合了诸如政党宣言和其他政党文件、自传、相关行动者的政治回忆录以及访谈等材料。

民族主义和提人阵的崛起­

现今执政的“提人阵”的理论和组织起源于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当时海尔·塞拉西一世大学的大多数学生的意识形态取向是“民族主义”，而从民族主义到马列主义的转变可能发生在1960年代末。学生运动孕育了革命，并最终在1974年推翻了海尔·塞拉西的政府。梅赛·凯贝德（Mesay Kebede）认为“如果马列主义没有唤起阿塞俄比亚教育界的政治野心并使之合法化的话，它就不会有如此的影响”。

学生们建立的各种学习小组广泛阅读左派文献，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法农的作品。这些学习小组为左派组织提供了基础，催生了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EPRP）和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MEISON）等政党。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了如今埃塞俄比亚的执政党。最起初被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大学生协会，即提格雷大学学生协会（Tigray University Student Association）。1974年，在这个协会的基础上进步学生成立了一个名为提格雷民族组织（Tigrian National Organization）的左派组织，这个组织后来成为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跳板，而后者于1975年2月成立。

提格雷大学生协会的组织者来自提格雷族，即使在“提人阵”成立之前和成立之初基于阶级的意识形态讨论很普遍，他们也仍然将民族主义作为该党的主要意识形态方向。民族主义是“提人阵”自成立以来一直到今天所追求的最基础的根基（或第一个意识形态层）。扬·阿宾克（Jan Abbink）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彻底改变了国家的面貌”，“重新定义了埃塞俄比亚的民族”。实践上，这导致了基于斯大林式的人民、民族和国家定义的民族联邦主义的政治制度化，并使其成为了束缚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桎梏。“提人阵”的一位创始领导者详细讨论了“提人阵”是如何从一开始就受到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的启发。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历史上不断演变的，拥有稳定的语言、领土、经济生活和心理构成的社群，并表现为文化的共同体”，被该党套用在提格雷民族的情形下。

在“提人阵”领导层的大学时代，大学生瓦勒里内·马孔宁（Walleligne Makonnen）在1969年发表的关于埃塞俄比亚“民族问题”的一篇“臭名昭著的论文”声称，埃塞俄比亚是一个由阿姆哈拉族统治，并将其文化和语言强加给其他民族的民族集合体。这一说法无疑是受到了列宁和斯大林对俄罗斯民族问题解释的启发。“提人阵”的一位创立者声称，提人阵后来对民族问题和民族自决权的立场是基于马克思对爱尔兰民族问题的立场。因此，该党的第一份宣言规定：

阿姆哈拉族对埃塞俄比亚各被压迫民族，特别是提格雷族的压迫不断加剧，导致埃塞俄比亚各民族之间出现了分歧和猜疑。因此，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埃塞俄比亚所有被压迫民族无法再进行共同的阶级斗争的阶段。

宣言强调了民族压迫问题，并宣称提格雷族人尤其受到压迫。它呼吁提格雷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虽然独立建立提格雷共和国的主张后来在1978年被放弃，但其“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分裂和叛逃（提人阵）组织的一大缘由”。尽管独立主张被放弃了，但民族主义仍然是阵线的意识形态基础。一些学者认为埃塞俄比亚左派知识分子提出的民族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他们指出，即使存在一些民族间的相互歧视，这种歧视也没有针对提格雷族。“提人阵”煽动的提格雷民族主义是“对霸权的渴望和对阿姆哈拉语言压迫的斗争的复合体”，“在任何地方都是受过教育的现代精英的发明”。总之，民族主义是“提人阵”主张的核心——在海尔·塞拉西的帝国政权中，阿姆哈拉族在政治和文化上支配着其他民族，因此有必要进行武装斗争来扭转“民族压迫”。

在“提人阵”的政治历史中，关键节点可以追溯到该党宣布意识形态转向的时期。关键节点的概念是指“行为人（agent）的选择会极大概率影响相关结果的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一些“提人阵”领导层成员在这种政治历史时刻的选择，改变了提人阵的权力配置。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文章将对这些关键节点进行定位，并说明这些节点与所宣称的意识形态蜕变有什么关系，而这些蜕变又如何被少数人用来巩固权力。

马列主义转向

20世纪70年代末的历史背景为第一个关键节点铺平了道路，“提人阵”的领导层的少数成员在党内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核心”，并宣布马列主义为该阵线的指导思想。因此，当“提人阵”内部的共产主义核心在分离主义的幌子下（将提格雷地区从埃塞俄比亚分离出来）走到一起，并在1985年6月建立提格雷马列主义联盟（MLLT，一个在“提人阵”内部控制其领导层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后文简称“提马盟”）时，第一次意识形态的转变就发生了。建立“提马盟”的动机，是希望通过抛弃建立具有多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阵线的理念，代之以严格的单一党派逻辑，来实现对阵线的完全控制。正是在这个时候，意识形态第一次被用来清洗突出党员，指责他们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经验主义或修正主义”。政治权力因此在“提马盟”的掩护下被集中在少数领导人手中。这一时期标志着“提人阵”意识形态从单纯的民族主义到马列主义的正式转变，但前者并没有从党内的言辞中消失，尽管马列主义主导了“提人阵”使用的语言。

第一个关键节点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提马盟”成立前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两位党的领导人梅莱斯·泽纳维和阿拜·泽哈耶（Abay Tsehaye）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人阵”在反对德尔格（Dergue）军政府的斗争开始一年之内就建立了一个政治部门。这个由阿拜·泽哈耶领导的政治部门建立了一所干部学校，其在随后，特别是在梅莱斯·泽纳维被安排负责筹备建立“提马盟”之后，助力了后者的升迁。梅莱斯“能够公开招募提马盟成员，并暗中为自己的权力根基培养忠诚的干部”，而提人阵中的其他人则忙于开展和领导反对军政权的战争。

从理论上讲，马列主义有着各种各样的诠释，而冷战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两极分化。大卫·普里斯兰（David Priestland）认为，对“苏联历史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开展更多的研究工作是有必要的。他指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关注点“是表明苏联如何能够走向一个......既具有极高的生产力又完全平等的社会。”对扬·雷曼来说，“马列主义是旨在建立新的国家哲学的规范化过程造成的一个结果，而这种国家哲学反过来又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和压制性国家机器的融合的一部分”。而对马克思来说，意识形态是“一个理论概念，一个认识论范畴，旨在将一种特定的思想形式概念化”。

本文所讨论的，不论是不同行动者还是单纯在“提人阵”，在埃塞俄比亚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应用，告诉了我们马列主义的一些假设何以能长期存在。根据阿雷加维·贝尔赫（Aregawi Berhe）的说法，“提人阵”的意识形态立场“归根结底是开展民族民主革命，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提人阵”从马列主义中获得的主要原则和假设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先锋队及其纪律和集中制度、民族自决乃至独立，以及国家主义和自力更生的经济。对于“提人阵”来说，对意识形态在政治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可以追溯到该党采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这个节点。

事实上，马列主义是当时埃塞俄比亚许多政治行动者借用的意识形态立场——阿宾克称之为“一代人的欢腾（generational effervescence）”。有许多学术著作描述了1960年代和70年代“提人阵”和埃塞俄比亚其他政治行动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在阿宾克看来，“显然，那个时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批判和反抗的全盛时期”，“学生和新兴的受教育阶层对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不公、阶级矛盾、不平等和贫困有着深切的关注。”在这些政治行动者中，推翻海尔·塞拉西皇帝的军事委员会德尔格采取了激进措施，如土地和产业国有化，以及宣布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

当时，“提人阵”的领导层很崇拜国际体系中最有名的那些社会主义政党，并与之建立联系，在名单里的政党依次是苏联、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由于苏联与亚的斯亚贝巴的军政府结盟，“提人阵”不得不放弃对苏联的崇拜，转向效仿新民主主义革命模式。然而“提人阵”后来否定了后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因为后者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最后，提人阵采用了恩维尔·霍查的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模式，后者拥护一种特殊形式的斯大林主义。阿尔巴尼亚模式被视作独立于苏联的自力更生发展的范例。卡萨洪·伯哈努（Kassahun Berhanu）认为，“在其形成时期，‘提人阵’的意识形态取向是激进的地方民族主义和激进的马列主义的融合”。尽管该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张工人和农民是社会力量的主导，但在实际操作中则是少数“提人阵”领导层精英使用意识形态和政党机器来实现下到村级的对农民的控制。“提人阵”中一些分子采用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是被用来巩固权力和清除其他领导层的。

革命民主转向

第二个关键节点出现在1989年至1991年期间，此时“提人阵”发生了从马列主义到革命民主的意识形态转变。这一转变时期伴随着国内和全球的变化。在国内，经过17年的长期内战，“提人阵”正准备接管国家政权，而在国际上，西方国家赢得了冷战。“提人阵”针对国际体系对自身进行的调整，主要是为了取悦赢得冷战的西方，告诉西方大国它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这一节点的缩影是梅莱斯·泽纳维1990年对华盛顿特区的访问，他在那里发表了关于将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转变为“革命民主”的演讲。在随后的一年里，“提人阵”颁布了一个自由化的政治和经济方案，而其在下一年被正式命名为革命民主。

通过采用“革命民主”这一意识形态黑话，“提人阵”的领导层设法提出了一种意识形态，以维持其在党内的权力地位，而不必动摇其核心价值。与第一个关键节点不同的是，这次转向是该党在国家层面上集中权力的一种尝试。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主张充其量只是为了取信于西方并同时迷惑“提人阵”的干部。“提人阵”老兵格布鲁·阿斯拉特（Gebru Asrat）在他的政治回忆录中透露，提人阵告诉世界，革命民主“与典型的自由民主没有有本质区别”，而只是一种在埃塞俄比亚的背景下强调以群体为基础的权利的政治取向。同时，梅莱斯告诉国内的大多数干部，这是一个在不改变原有的马列主义初心（inspiration）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现状的政治取向。尽管“提人阵”在干部培训时大讲革命民主和帝国主义挑战问题，但同时它也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打交道，就算这些机构被其视为帝国主义机构。

按照革命民主的意识形态，党的领导层和党的干部应该领导社会的各个方面，因为他们宣称他们拥有关于国家社会发展性质的知识。在西奥多·维斯塔尔（Theodore Vestal）看来，革命民主将埃塞俄比亚社会分为四个传统的共产主义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买办阶级，并声称埃国的社会基础是农民阶级。一位老党员强调，革命民主“与党内由梅莱斯·泽纳维派系的民族主义和极左立场都有内在的联系”。而且提人阵虽然允许市场经济的存在与运作，但同时将其置于国家的强力管控之中。他们声称，完成经济目标任务的关键角色是国家和革命民主力量。国家控制着“影响出口收入或大量人口生计的关键工业和农业企业”，其中包括“铁路、空中和海上运输，电力电话和供水服务，纺织业、工程建设、化学工业、金属铸造厂和采矿业”。

但与此同时，该党接受了国际金融机构的一些政策建议，并实施了结构性改革，包括部分私有化、自由化和管制放松以及同时奉行“自由的市场导向政策”。“提人阵”经常成功地取信于金主和国际金融机构，尽管他们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友好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缺乏对埃塞俄比亚经济的了解的批评就证明了这一点。斯蒂格利茨指出，“埃塞俄比亚抵制IMF‘开放’其银行系统的要求，是有道理的”，因为它见证了IMF在邻国肯尼亚推行的金融市场自由化后导致当地14家银行倒闭的灾难性后果，并且它“致力于提高其农村地区公民的生活水平”。最终，斯蒂格利茨和他的同事们的“知识分子游说”调解了埃塞俄比亚和IMF之间的隔阂关系，并设法让前者从IMF和世界银行获得更多的贷款和援助。类似这样的国际支持，以及像梅莱斯·泽纳维这种被称为非洲新一代领导人的人的声誉，在使“提人阵”既能获得国际资源又不用削弱国家对经济部门的控制力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提人阵”的另一位老兵说，革命民主借鉴了列宁1919年的论述，在埃塞俄比亚的背景下，它被认为是“由先锋队自上而下地进行统治，制定指导方针并规定那些‘正确的政策’”。该党认为，革命民主是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向，是埃塞俄比亚二十多年来经济加速增长和民主的基础。在让-尼古拉·巴赫（Jean-Nicolas Bach）看来，革命民主的核心策略是自上而下的民主化，体现在被吸收入党的党员在受到党的理想的影响后传播党的观点，并充当先锋队。关于最后一点，阿宾克强调，革命民主中的“革命性的东西”是一种基于民族的政治手段，表现在埃塞俄比亚人主要被理解为种族主体，而不是公民这一点上。可以推断，革命民主是一种基于“马列毛主义原则”的意识形态，而被设计为在该党手中将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经济转变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桥梁。

2020年1月4日，在埃塞俄比亚梅克勒举行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第一次紧急总会上，与会者在舞台上跳舞。

民主发展型国家转向

自2001“提人阵”内部分裂后，“发展型国家”的说法年开始出现在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图谱中，并在2005年选举后得到了强调。这又是一个创造性借用，而“提人阵”借此摇身一变成为发展型国家的拥护者之一，并放弃了其对“革命民主”的主张。“埃革阵”至少从2007年开始遵循其所谓的“发展型国家”模式。用阵线的思想家梅莱斯·泽纳维的话来说，正是发展型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和结构成分之间的联系将其与其他政权区分开来。在意识形态上，发展型国家项目的使命是加速发展，并以此作为合法性的来源。其结构部分是指“有效执行政策的能力，它是各种政治、制度和技术因素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又建立在国家自主权的基础上”。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贫困作为一种生存威胁，而面对这种威胁的答案则要在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中找到。在法纳·格布雷森贝特（Fana Gebresenbet）看来，将贫困视为一种生存威胁，只是“发展的安全化（securitization）”，“使人们相信迫切需要更广泛的国家权力以及更积极的（自然、财政和人力）资源动员”。从本质上讲，“发展的安全化就是将积极开采和调动资源的动机以及提高执政联盟的权力和地位的努力合理化了”。另一方面，政党国家声称，追求民主发展型国家是防止埃塞俄比亚解体的唯一途径。国家的这种集中决策和调动资源的做法，与自1991年以来在建立联邦制度时设想的权力下放的尝试相悖。在地方一级，中低层官员严格遵循来自上级的指示。在一般的发展型国家或者特别是埃塞俄比亚版本的“发展型民主”修辞中，贫困被认为是对埃塞俄比亚国家的生存威胁，并被作为国家通过执政党进行前所未有的经济严管的理由。这种话语上的变异“可能是在寻找国家/组织民主的新基础”。

在这第三个关键节点里，由于1998-2000年发生的厄立特里亚战争，2001年“提人阵”内部发生了明显的分裂，意识形态的讨论再次成为中心议题。克里斯托弗·克拉珀姆（Christopher Clapham）认为，埃厄战争除了促使提人阵的内部分裂之外，还“激发了共同的埃塞俄比亚民族主义”，并“引起了人们对超越民族联邦主义的国家项目的关注”。在党内分裂期间以及之后，党主席再次使用意识形态和其他话语，如波拿巴主义，来清除异己并将自己置于权力中心。该党强调：

“埃革阵”与其他发展型国家不同，它将民主与发展主义相结合。这就是为什么埃革阵的路线不仅是发展的，而且是“为人民”的，是革命的和民主的。当“埃革阵”开始以“革命民主”的方式实施发展主义时，很容易就从发展型国家的经济政策规划中吸取了大量的经验（......）此外，“埃革阵”的政策非常像韩国等地区所遵循的发展战略。就民主化而言，由于大多数发展型国家都是不民主的，所以很难吸收它们的经验。在这方面，“埃革阵”做了功课。因此，我们的革新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它展示了发展与民主之间的紧密联系。

正如该文件所描述的那样，“提人阵”声称其选择了一条“发展路线”，而2001年该党分裂中的异议者则被指责为寻租和寄生主义。这份文件把其成员分成了两方，一方是发展型的革命民主阵营，另一方是破坏性的寻租和寄生虫阵营。而后者最终被清除出组织。

巴赫认为，在2001年组织内部分裂之前，意识形态机器以梅莱斯·泽纳维、贝雷克特·西蒙（Bereket Simon）和一些政府机构（如埃塞俄比亚新闻或出版社和政府通信事务办公室）为中心。而分裂后，它被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了。同样，热内·勒福特（René Lefort）认为，梅莱斯一个人设计并无情地强加给了这个国家所谓正统的理论，阻止了任何独立思考的出现。他把提人阵变成了一个多触角的渠道，用于传达来自上层的命令——然后并将其到最偏远的村庄——使其成为一个控制所有人口的机构。

这种下到最基层的行政部门的指挥和控制，似乎是为了把权力集中在作为政党国家掌舵人的总理的手中。这一次，继续执政的理由变成了发展型国家项目。党认为，建设发展型国家需要政权稳定，以便监督发展型国家项目的实施，而这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政党国家的这种强力干预，尤其是对经济的干预，并没有受到许多埃塞俄比亚观察家的欢迎。例如，梅丹·塔德斯（Medhane Tadesse）指出，“往好了来说，梅莱斯为埃塞俄比亚植入了发展型国家的雏形；往坏了来说，他的发展型国家令人恐惧和窒息。”而国家发展项目的许多受益者都与党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这件事情尤其令人窒息。

正如马列毛主义是革命民主的核心那样，革命民主思想也是发展型国家理论的核心。换句话说，之前的某些基本原则依然存在，并正如下一节所显示的那样，对权力在少数人手里的继续集中起到了作用。

半意识形态线索

很明显在所有的三个关键节点过程中，权力都更加倾向于向已故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和他的亲信集中，并且这种集中通过在党的历史上应用的意识形态操纵来实现和合法化。因此，找到一些持续存在于党和国家事务中的恒定因素或半意识形态线索非常重要，这些因素，而不是做为掩饰的意识形态主张，才是维持着实用主义政治的存在。自1975年成立以来，有些概念对“提人阵”来说一直是不变的。这些概念包括民族性、先锋队领导和国家主义经济。

民族性的概念与埃塞俄比亚一直存在的民族压迫和提格雷族受到歧视的说法有紧密联系。解决这一“民族问题”的政治方案使得“提人阵”采取了主张群体权利高于个人权利的意识形态立场。这也使得提格雷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失去的威望”重新抬头。至少不可否认的是，在“提人阵”对军政权发动的17年内战中，民族主义被用来进行集体动员。

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先锋队领导思想，在实践中则往往是让权力由先锋队和组织高层以及政党国家控制，而这些人往往在组织的框架内巧妙地发挥着作用。“提人阵”以及后来的“埃革阵”所采用的核心原则之一是民主集中制，这对于党内思想的产生和从中央传播仍然很有帮助。根据约翰·马卡基斯（John Markakis）的说法，虽然民主集中制在理论上的目的是防止派系斗争，但在实践中，它被用来让“提人阵”/厄立特里亚人民民主阵线的领导层约束其成员，防止前者在党内受到任何挑战。为了确保党的纪律，党员们定期进行“自我批评”，批评自己和他人。这种管控机制是清除持不同见解的官员的重要工具。这些“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也体现了其内部开放程度。无论如何，先锋队领导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建立一个想要不受任何政治进程阻碍的、永远执政的组织。

国家主义经济的理念贯穿了整个意识形态的转变过程。在意识形态修辞中对反自由主义观点的不断强调，以及在实际上对自由主义政策的悄然应用，对政策和实践都的影响都微乎其微。提人阵的言论口径，尤其是自1991年掌握国家政权以来（即在革命民主和民主发展国家的意识形态下）的言论口径，都是一种在经济领域对自由主义观点闪烁其词的接受，而在政治领域的这种接受程度则相对了了。达格纳丘·阿塞法（Dagnachew Assefa）认为，这些表面上的意识形态转变所固有的矛盾性和不连贯性与在该党的言论中所观察到的各种意识形态与地方信仰的融合有关，对他来说，这有三个方面。

因此，从这些意识形态中借来的思想似乎已经与组织的领导及其干部的价值观同步化了。达格纳丘认为，融合主义体现了党在“非洲主义和[甚至]提格雷族”信仰的背景下的实用主义本质。

已故总理梅莱斯·泽纳维认为，他的最后一个意识形态主张，即民主发展型国家，可以使得埃塞俄比亚成为一个既是发展型国家，同时也是民主国家的国家。作为民主发展型国家项目的一部分，梅莱斯和他的政党声称，埃塞俄比亚将像韩国一样实现发展，同时采用一种与其他发展型国家的经验不太一样的民主治理形式。从该党的历史沿革看，在革命民主和民主发展型国家中都出现的民主似乎与其本身相悖。虽然同时声称自己是民主和革命看起来跟同时声称自己是民主和发展是类似的，特别是当从“提人阵”治下的埃塞俄比亚政治经济历史来看的时候。但在治理方面，学者和人权组织已经反复记载了该政权从建立伊始就存在的本性。而在政治经济方面，在“革命民主年代”，政党国家虽然进行了一些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的尝试，但这些方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没有自由化的部门涵盖了电子通讯、金融和公用事业等。

此外，正如阿宾克指出的那样，埃革阵政权继续执行其前任德尔格政权的“国家土地所有政策”。在汤姆·拉沃斯（Tom Lavers）看来，尽管土地国有仍然是最主要的形式，但由于埃塞俄比亚的民族联邦制中存在竞争供应（competing rationale），实际的土地使用权制度是模糊的。阿宾克认为，根据2011年城市土地租赁公告的规定，国家土地所有权最近甚至扩展到了城市土地上。现在，私人土地在房屋被出售时将成为国家财产，“这在非洲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国家推动并领导了一种组织和国家控制指挥权的经济。在民主发展型国家的年代，梅莱斯·泽纳维认为，“发展型国家应该垄断租金（rent），并有策略地分配租金，以便长期创造价值”。然而在实践中，正是所谓的革命民主力量，更确切地说，是组织和军队企业以及“发展型资本家”，作为经济中的基本参与者，在政党国家毫无保留的支持下一直垄断着租金。

总之，从斯大林式的民族自决定义到对发展型国家的热烈效忠，这些左倾政治原则的持续存在解释了“提人阵”的政策和实践的性质和特点。在这里，左倾原则可以被理解为可以在民族主义、马列主义和革命民主中找到的社会主义理想。而最后一种意识形态主张，即民主发展型国家，已经成为加强国家和政党对经济和商业环境领导的一种修辞工具。在托尼·韦斯（Toni Weis）看来，“埃革阵”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可以被描述为“先锋资本主义”，因为该国新兴的资本主义体系“不同于结构调整者所推动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其他非洲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东亚经济体的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对他来说，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集中在一个革命运动组织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垄断，以及它所领导的行政部门对租金的创造、获取和战略性使用”。

各色左派意识形态主张促成了权力在党的领导及其干部手中的集中、民主集中制的治理原则以及对经济的严密监管。迄今为止，半意识形态的恒定因素一直是权力集中的工具，即便是“提人阵”最近在意识形态上向民主发展型国家的转向并没有带来什么本质不同，而只是对政党国家的老一套做了补充。这些贯穿“提人阵”和“埃革阵”始终的线索是在意识形态转变的表面下持续存在的最重要的概念，这些概念强调了“提人阵”在埃塞俄比亚的权力和统治地位。

结语

通过对“提人阵”意识形态积淀的研究，本文定位到了在该党历史上长期盘旋不去（lingered）的行为者、转折点和思想。本文的结论是，“提人阵”的意识形态内核仍然是以马列主义为其驱策的民族主义。本文还表明，该党的四种意识形态在巩固党内和国家的权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它们从未成功地成为组织内部的思想霸权。只有组织的最高领导层的极少数党员干部能够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些意识形态及其变化，而其他成员和整个社会对这些意识形态知之甚少，也不感兴趣。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并复读左派意识形态和“民主发展型国家”的提人阵，仍然是一个族群先锋党（ethnic vanguard party），而埃塞俄比亚是一个族群先锋党国家。

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提人阵”的思想家梅莱斯·泽纳维的去世，更关键的是埃塞俄比亚青年（主要来自奥罗莫族、阿姆哈拉族和古拉格族）前所未有的抗议，奥罗莫族和阿姆哈拉族在“埃革阵”联盟中赢得的“党内”斗争，以及阿比·艾哈迈德的上台，将“埃革阵”也许还有“提人阵”推向了另一个关键节点。无论如何，在阿比·艾哈迈德的领导下，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的转变似乎正在出现，但除了“模糊的medemer（阿姆哈拉语的总结或补充）的愿景”之外，要看到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新立场还为时过早。

而对于“提人阵”治下的埃塞俄比亚来说，真正新奇的事物不是利用意识形态来赢得内部权力斗争本身，而是不断地试图对国民经济的掌控。在武装斗争中民族主义的口号被“提人阵”用来动员提格雷人，后来又以发展型国家项目的名义来动员后者“消除贫困”。“提人阵”对种族压迫受害者身份利用的全面后果，以及民族联邦主义的草率制度化，都有待于全面评估。事实上，1991年后在埃塞俄比亚部分地区充斥着种族冲突。新的意识形态替代方案似乎正在出现，因为现在的政治空间可以允许更公开的政治辩论。阿比的领导层提供的开放的政治空间的结果将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如何真正地站出来，进行辩论并在该国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形式。

目前，有两个意识形态上的既定因素还挥之不去。第一个是政治的种族化，其在埃塞俄比亚社会中已经造成并延续了深刻分裂。2018年初该国最新的政治发展以及来自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的新总理的上台可能会扭转种族政治，尽管这对于一个支持种族化近三十年的政权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第二个挥之不去的半意识形态是先锋党国家，它通过“提人阵”直属企业和那些在统治期间受到青睐的“发展型资本家”构建起了该组织的经济实力。然而由于阿比·艾哈迈德对更加自由化经济的寻求，这些可能会受到来自执政联盟内部的挑战。最近“埃革阵”中央委员会将关键的公共企业和公共项目私有化的决定，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挑战的存在。国家对经济管理模式的转变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阿比为首的改革派、其他政治和经济行为者以及广大民众对国家的影响程度。主要的结构性经济问题，如失业、低效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机、税收制度的巨大问题，以及束缚“埃革阵”政权的竞争力和生产力的问题仍然存在，需要加以解决。从2015年到2018年，“埃革阵”和“提人阵”内正在出现第四个关键节点，因为自从埃革阵更换领导后，其言论和一些决策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文章来源：

Gebregziabher, Tefera. (2019). Ideology and power in TPLF’s Ethiopia: A historic reversal in the making?. African Affairs. 118. 463-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