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廿载重庆，风景若何？

作为直辖市的重庆诞生至今已有20个年头。近些年的重庆经济，因“网红”市长黄奇帆而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2016年底，黄奇帆的去职，更让舆论再次聚焦重庆。

围绕重庆的经济增长绩效和质量，坊间争论不休，有赞有弹。这里我们不想详细评价黄奇帆在渝的工作业绩或评估各项政策的得失，只想从较长的时间维度，结合重庆的自身禀赋特点，通过比较重庆和临近省份和主要城市的一些主要经济指标，试图理解重庆20年来的发展业绩。

何以重庆

20年前，美国人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前往涪陵市（现重庆涪陵区）支教，发现自己是城里仅有的两名外国人之一。后来，他在那本著名的《江城》一书中开篇写道：“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

这是当时重庆大部分地方的真实写照。作为直辖市的重庆，从一开始就颇有些“名实不符”之感。重庆直辖伊始，就拥有40万下岗职工、103万三峡库区移民、300万贫困人口，以及占人口比例超过80%的农业人口，城市化率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时，其他三个直辖市中，人均GDP最低的是天津，其数值是重庆的将近3倍。甚至和老对手成都比，重庆直辖市的人均GDP也只有成都市的60%。

重庆于1997年成为直辖市，不是因为重庆当时经济条件多么优越，主要是重庆自身的地理位置与中央战略需要符合。据重庆直辖市的第一任市长蒲海清回忆，在90年代初，作为老工业城市的重庆进入改革的困难磨合期，很困难，经济发展上不去，老百姓生活水平降低，社会不稳定。而中央设立重庆直辖市，主要考虑三个方面：划分规模过大的四川省以便于管理，统筹管理三峡工程建设，发挥重庆作为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

1997年成为直辖市的重庆，并非由原四川省重庆市由计划单列市简单提升为省级行政单位，而是在经过一番政治博弈后，把原重庆市和万县市（现为万州区）、涪陵市（现为涪陵区）两个地级市及黔江地区（现为一区四县）合在一起组成。在这四个地级行政区划中，涪陵、万县在原四川境内即以贫困出名，而黔江地区则是土家族和苗族聚居区，由5个民族自治县组成。这自然导致极大的区域不平等。甚至，到了2015年，作为直辖市的重庆的四十多个区县里，就有14个区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县仅13个。

因此，重庆直辖后的10年里，中央交办的四件“大事”是三峡移民、国企改革、农村扶贫和环境保护，更多体现社会的综合转型而非直接的经济建设。直到2007年，中央才明确了重庆的三大定位“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

作为直辖市的重庆，辖区面积达八万多平方公里，比北京、上海和天津面积总和的两倍还多。从重庆最边远的县城出发，两天才能到达重庆市区。总人口3000万，是同期北京、上海和天津人口的总和。因此，与其把重庆看作和其他三个直辖市相近似的一个城市，不如看作是一个面积较小的省。甚至，海南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这两个省级行政区的面积还要小于重庆市。因此，当我们看待重庆的经济发展绩效和经济结构时，不能把重庆简单和其他直辖市或者副省级城市进行比较，而必须考虑它面积广大、区域不平等严重、城市化率很低、整体经济基础条件比较落后的特征，还要考虑三峡工程移民的政策冲击影响。

由此，我们将从省级层面（与四川和湖北）和城市（与成都）层面展开对比。其中，2015年邻近的四川湖北两大省份的GDP总量接近重庆的两倍，而成都的GDP总量约为重庆的2/3，但人口仅为重庆的一半不到，因此人均GDP高于重庆。

从下图可见，以经济增长速度而论，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间，重庆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四川省相当，大多数时候低于湖北，一直低于成都市。2007年以来，重庆的经济增速始终高于四川省，也高于成都市，并在2009年后超越了湖北省。2010年黄奇帆正式担任重庆市长以来，在全国范围内，重庆在GDP增速方面拿了3个第二名（2010年至2012年）、1个第四名（2013年），2个第一名（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各地经济增速下滑较多，而重庆在这个时期也受到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影响，但总体看，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稳定性都要显著高于四川和湖北。

学界对重庆直辖的经济效果也有研究。中山大学的王贤彬和聂海峰在2010年发表的《行政区划调整与经济增长》一文评估了重庆成为直辖市对四川省和重庆市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他们发现，在1997-2007年间，四川省的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受到重庆直辖的影响，但重庆的经济增长率在其原有增长路径上提升了0.66个百分点。他们认为，这一突出的经济增长表现主要来自行政管理效率的提升和中央直接投资的增加，而不是政策优惠和财政支持。

这是重庆作为直辖市整体的情况。重庆作为一个面积广大的直辖市，内部发展极不平衡。下图我们考察了重庆各地区在设立直辖市前后（1994——2003年）的人均GDP发展状况，同时与邻近的四川广安市做了比较（这里只选用了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数据）。选择广安的原因在于：在区域经济上，重庆和广安经济往来频繁。重庆对广安的经济辐射很大，广安到重庆不到一个小时路程，而到成都要在高速公路走两个半小时以上。在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前，曾有意把广安接收过来，但主要因为出生广安的邓小平多次讲“我是四川人”，因此广安最终没有归入重庆市。

可以看出，在不考虑原重庆市的主城区情况下，原重庆市的辖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仅与涪陵市相当，而黔江地区与广安市的人均GDP相当。到2003年后，两者仅达到前两者水平的50%。这表明，在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后，各县之间的经济差距甚至出现拉大趋势。这种经济发展基础的悬殊和经济增长速度差异，可能是导致目前重庆经济水平参差不一的原因。重庆各区县巨大的经济发展不平等，是其区别于成都市的基本特征。

天量投资？

如前所述，重庆在社会与经济体量和特征上更接近一个省，而不是一个比较发达的直辖市或副省级城市。既然如此，就不应基于一个城市的角度去分析重庆的发展战略，而应从一个中等水平省份的角度，审视重庆的经济结构与发展历程。

网上一种比较突出的说法是，重庆的经济增长并无奇迹可言，只是投资拉动，其结果是产能过剩。下图比较了重庆、四川、湖北以及成都市自1994—201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可以看出，重庆、四川和湖北近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仍然是主流。尽管重庆的GDP规模不足四川和湖北的一半，但其投资绝对数值已超过四川和湖北的一半。仅将其作为一个直辖市看，其投资绝对金额十分巨大。

下图比较四地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可以看出，在2009年后，重庆的固定资产投资／GDP比重持续超过四川、湖北两省和成都市。从数据上看，重庆正经历着以高投入高产出为特征的粗放式增长阶段，投入产出效率（每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产出的GDP）要显著低于成都市。即使和四川省、湖北省相比，重庆的投入产出效率也是最低的。

如果说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之比能反映经济发展效率，那么房地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可以反映投资结构是否健康。如果房地产投资比例过高，则说明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的发展，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房地产占比过低，则可能导致经济增长乏力。

前重庆市长黄奇帆曾一直倡导，房地产投资比例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25%。下面两幅图反映了历年重庆、四川、湖北三省市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重庆的房地产投资比例自2000年来一直维持在25%上下波动。但四川和湖北的占比则显著低于重庆，最近几年分别维持在18%和15%左右。如果我们再看成都市，则发现历年来成都的房地产投资占比一直要高于重庆，近年来维持在30%-35%之间。

如何看待这种投资结构？能否以此认为重庆的增长完全是投资驱动的，因此不可持续呢？首先，我们注意到，有学者将重庆与北上广深杭等一线或东部沿海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进行对比，对比结果是，重庆过度依赖于房地产。然而，重庆作为一个西部经济中心，其经济发展起步比东部一线城市要晚，城市建设并不同步，这样的对比不够科学。而且，重庆的体量和结构介于直辖市和中等省份之间，其房地产投资占比的合理水平似乎也应介于成都这类强二线城市和省之间。很难据房地产投资占比来判断重庆投资结构不可持续。

即使从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看，这能否说明重庆增长不可持续，仍是两说。虽然单位固定资产的当期GDP产出较低，似乎表明投入产出效率低。但投资目的主要是产生未来收入，主要基于对长期效益的评估而进行，仅看当期GDP产出似乎并不足以说明问题。2000年—2008年，四川、湖北、重庆三省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都大幅上升，这段时间也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时期。因此，仅以当期投入产出效率判断投资效率并不妥当。

另外，国民经济统计中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项目有所差异，不能简单认为超过GDP增加值的固定资产投资量就一定代表资本形成的效率低下。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曾于2010年撰文指出，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土地购置费、旧设备和旧建筑物购置费，而固定资本形成不包括这些项目。

此外，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城镇和农村非农户50万元以下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矿藏勘探、计算机软件等无形资产方面等支出，也不包括房地产开发商房屋销售收入和房屋建造投资成本之间等差额，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则包括了这部分差额。

因此，一般所说的投资率指的是固定资本形成占比。一般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明显高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率，如2009年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增长率高10个百分点。

考虑到重庆的大规模城市化需求和房地产市场特点，重庆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应远低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数据看，重庆2013年—2015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速度在10%左右，占GDP份额一直稳定在51%。这一速度和比率略高于四川省，但低于湖北省。如果和全国其他大城市比较，重庆的投资率还低于武汉和天津。

考虑到重庆经济基础较落后，依靠投资增长拉动经济增长无可厚非。同时，不能简单把大规模投资和效率低下，产出较低划等号。虽然少花钱办大事是每个人的梦想，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投资与产出之间往往关系紧密，能花钱、花得物有所值常常体现经济决策者的能力。

就好像欧洲足球俱乐部经营，穆里尼奥、瓜迪奥拉总是执教豪门，上任后也会花大价钱购买球星，但并不能以此认为他们能力尔尔，或换任何人执教都可以取得相似战绩。如西蒙尼执教马德里竞技、拉涅利执教莱斯特城那样不花钱也夺冠的故事，自然激动人心，但也正因其稀少，所以成为传奇。不愿投资，更多的结果是如温格执教阿森纳一样多年一无所获（即使这样，背后也体现了温格高超的执教能力）。但试问球迷是愿意自己支持的球队如阿森纳一样投资少而产出低，还是愿意如曼城、拜仁一样投入巨资取得好成绩？

政策红利？

一种与认为重庆的经济增长全靠投资拉动相关联的说法是：重庆的经济增长完全是政府主导，地方政府实际负债沉重，黄奇帆不过是使出一些手腕使账目好看，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这种观点早在2012年之前就出现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始终在等待“泡沫”破灭，使得自己的“先见之明”得到验证。那么，重庆的发展是否完全依赖于政府的“有形之手”，是一种输血式的增长呢？

有文献和历史记载表明，重庆直辖后确实获得了相当的中央支持。据蒲海清回忆，重庆直辖之后，获得了免予上缴中央财政的优惠政策。同时，由于三峡工程等影响，中央固定资产投资占重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高。但这种来自中央的政策优惠的影响不宜高估。

首先，中央直接的资金支持主要集中在重庆刚刚直辖时，其后增长逐渐减慢。其次，在政策支持方面，据王贤彬和聂海峰的研究，重庆直辖10年里并未享受完整的经济发展政策优惠，与1988年建省并设经济特区的海南有着较大差异。同时，1997年－2007年之间，中央对重庆的财政支持年均增长率和对四川的财政支持年均增长率同为27%，因此重庆获得的财政支持并未与其他省区存在重大差异。

下图描绘了重庆、四川、湖北和成都四地的财政支出/财政收入比变化。财政支出／财政收入比率反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

可以看出，在重庆设立直辖市后的五年里，其财政支出/财政收入比要高于四川和湖北，这体现了中央对重庆设立直辖市的优惠政策，包括更多的转移支付和更好的税收优惠。2002年以后，重庆的财政支出/财政收入比持续下降。这说明，随着经济增长，重庆开始更多依靠自身力量发展。

四川作为西部大省，受惠于西部大开发政策，得到的中央转移支付一直处于高位。2008年汶川地震后，全国各地对四川的支援力度大大增加，灾后重建导致财政支出出现了一个较大波动。金融危机后，湖北的财政支出／财政收入比率也有一定波动。相比之下，2007年之后重庆的财政支出／财政收入比率变动最为平稳，其间出现的诸多重大事件，也没有大幅影响重庆市的财政自给能力。这说明，重庆的地方财政自给率在省级层面较好，展现了较强的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产业基础

产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核心产业的持续增长能力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重庆历史上是一个老工业城市，军工企业众多，国有大中型企业在经济中占比很高。在这一点上，重庆反倒更像东北的工业城市，和同为老工业城市的武汉也有着一定可比性。2008年之前，重庆的第二产业占比始终处于40%-50%之间，为三个省份的最高位置。在重庆直辖后早期，重庆的汽摩产业一业独大，近年来，电子产业、装备、材料等产业占有重要份额。产业结构的调整在重庆发展历程中作用显著。

2010年，黄奇帆第一次以重庆市市长的身份，做了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指出，尽管当时重庆经济增速较好，但依然面临诸多问题，比如，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比重偏低。对此，黄奇帆提出，将在重庆打造“打造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和中西部重要的重化工基地”。

从下面几图可以看出，2008年后，四川和湖北的第二产业占比持续上升，超过重庆，近几年第二产业的占比开始回落，可能源于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重庆第一产业的占比在缩小，第二产业占比较稳定，而第三产业占比在持续增加，重庆的第二、三产业实现了均衡发展。在产业结构上，重庆比四川和湖北优良。重庆市“十二五”时期目标之首是，建成国家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其中包括：打造新一代信息支柱产业，基本建成国内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和离岸数据处理中心、综合性化工基地，并建成中国铝加工之都和千万吨精品钢材基地。2016年底，重庆不仅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汽车整车生产基地，同时全球半数的笔记本电脑也产自这里。

有篇颇有影响的网文认为重庆经济结构有问题，天量投资都进入产能过剩的领域，理由就是重庆钢材、水泥和铝材产量近年不断上升，而2015年笔记本电脑、打印机和轿车产量下降。但实际上，2015年重庆的电子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实现总产值分别增长10.4％和20.2%。产量下降，产值提高，说明产业内部实现了产品升级，单位产品价值提高。如果是靠产能过剩支撑重庆经济发展，那么必然企业发展乏力。但2014年、2015年重庆的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都提高到7%以上，全员劳动生产率也以10%的速度上升，产品销售率在98%左右。

所谓行业产量过剩，更多讲的是落后产能。应对方法是淘汰落后产能，而不是笼统地说钢材、水泥和铝材等行业整体，好像关闭这些行业就不会有产能过剩一样。

产业结构多元化是城市抵御外部风险的重要保障。

我们再看看对外开放程度。上世纪90年代，重庆，四川，湖北和成都四地的进出口占GDP比例都很低；自2005年起，成都的进出口总额和占比迅速增加，而重庆则在2010年后才增加，并很快超过成都。四川省和湖北的对外贸易占比未超过1%。下图表明，从进出口绝对额看，重庆的进出口最晚起步，但2010年后快速超过湖北和四川。如果我们分别看进口和出口占GDP的比例，重庆的发展轨迹类似，都在2010年后迅速攀升，并在2013年后超过成都。因此，对外贸易是重庆近年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重庆已成为对外开放的西部重镇。

这里不得不承认黄奇帆的眼光，他开通渝新欧国际铁路举措，不但打通了当地电子制造业产品运往欧洲的交通瓶颈，而且引风气之先，开“一带一路”战略下各种欧亚大陆交通路线之先河。这一政策创新对于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起到正面带动作用。

结论

重庆是1997年设立的直辖市，地处西部，地形复杂，经济基础薄弱，人口众多，面积广大，虽名曰直辖市，其经济体量规模更接近一个省。直辖后初期，由于中央的战略布局和体制安排，享受了政策的多重红利，形成了重庆经济腾飞的政策背景。近些年来，重庆依靠大量投资产生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这也是其现有发展阶段应有的特征；与此同时，重庆的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近五年也有明显提升，财政自给程度比较稳定，因此，重庆具有一定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基础。

我们认为，不能简单拿重庆和其他一二线城市进行经济指标的比较。重庆的城镇化率至今只有60.94%，辖区面积和人口远大于中国任何城市。因此，合适的参照对象应该是邻近的省份和初始条件接近的城市。我们对比同样作为西部经济中心城市的成都，发现重庆房地产投资占比约25%并不畸高，这一方面防止了过度依赖地产业，另一方面拉动了经济稳定增长。重庆的经济结构中，二三产业实现了均衡发展，经济结构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强。

当然，这不是说重庆的发展毫无瑕疵。科技投入水平较低，人口大量流出等问题影响着重庆经济的持续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使重庆面临挑战，重庆作为城乡一体化试点城市，如何带动辖区辖县的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共同进步，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