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薛龙春：王铎，一个南明“贰臣”的标本

1645年五月十五日（本文纪年用公历，月日用农历，以避免年底年初的错乱，下同），豫亲王多铎率清军进入南京，弘光小朝廷文武诸臣献城投降，国家博物馆所藏《多铎入南京图》定格了南京降臣跪迎的耻辱瞬间（可见的姓名：降将赵之龙、徐州爵、齐赞元）。王培荀曾讽刺这些明代降臣说：“莱阳左萝石懋第尽节之日，……彼钱谦益、王铎等于福王出奔后远迎王师，天大雨，跪伏泥淖中，士马腾踏驰过，麾之起，不敢起，直待大帅豫亲王至，命之起，三呼万岁，然后立身，可谓恭顺。”因拒绝投降而被多尔衮杀害的左懋第，有明末文天祥之称，他的殉节与钱谦益、王铎等人的跪迎之间，适成鲜明对比。

次日清晨，多铎接受弘光百官朝贺，这些官员“递职名，到营参谒如蚁”。实际主持投降事务的忻城伯赵之龙还命令百姓家设香案，在黄纸上书“大清皇帝万万岁”及“顺民”粘贴于门上。就在清兵到来之前，马士英、王铎、钱谦益、赵之龙等十六位大臣曾在清议堂集会，但他们并未商讨任何迎战对策，而是密谋透过赵之龙纳款于清。这次会议结束时，总宪李乔、右都御史唐世济齐声相和说：“便降志辱身，亦无可如何！”可知其时虽北信甚急，但百官通过这个会议，已经吃下定心丸。

尽管是一次集体行动，但王铎的变节仍令人感到惋惜。自1622年入仕以来，他一直竭力营造忠荩之臣的形象，无论是辞修《三朝要典》，与阉党划清界限，还是在经筵讲学中力言赋外加赋所带来的灾难，都为他赢得了美名。当杨嗣昌面对满清主抚而不主剿时，王铎更是不避廷杖的危险，上书极言“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在举荐四弟王镆的一封奏疏中，他甚至请求朝廷允许他与王镆领四千强兵，请缨以击寇颈，致意阙下。1644年六月，王铎在就任弘光小朝廷大学士后的一首诗中，写下了“陆沉恢拓谁垂泪，独立新亭意未休”的豪言壮语——新亭，是具有象征意味的地名，东晋时王导在这里要求渡江南来的贵族要“戮力王室，克服神州”，王铎的雄心于此可见。

《明季遗闻》记载马士英、阮大铖欲票拟姜曰广、祁彪佳等人，王铎竭力反对：“吾辈志在报国，若苟且因循，害民误国，腕可断，此旨不可拟也。”此一时期，王铎一方面竭力保全在北者三十家性命，以避免新一轮内讧；另一方面，上书谏遣大珰、罢锦衣卫、减刑、禁加派诸事，以廓清朝端，让百姓得以休息。然而，在高弘图、姜曰广等人相继告退之后，马士英呼朋引类，王铎很快陷入宵小包围之中，在此后所上一系列奏章中，他力争张捷乃邪佞无骨之人，且与杨维垣、陈盟诸佞臣连枝牵蔓，不能担任吏部尚书之职。马士英任用太监卢九德掌管兵权，但其人不识一字，日索将士贿赂，王铎切言“事势至此，恐人生变志”。对马士英“专用私人，惟图金宝”的行径，王铎更是直言不讳。弘光帝自身的一些问题，如选淑女、宫中习射、沉湎酒色等，王铎也敢于直谏，及时提出忠告。在许多奏章最后，王铎写下“不欲外闻，亦勿批下，冒死封进”、“万勿令左右中贵见”、“冒死陈言，焚之勿露左右”、“密封勿示左右，仍如前焚毁”等语，可知王铎此时确实能言人所不敢言。

虽然弘光帝曾表扬王铎为“忠臣”，要求他“有当言即言，勿学马士英蒙蔽”，然而当王铎要求剥夺马士英军权时，弘光帝迄无实际行动，在王铎与马士英集团的较量中，也从未给予王铎任何实质性的信赖与支持。因此，当田雄执弘光帝至南京，旧日诸臣一一上谒之际，钱谦益伏地恸哭，至不能起，王铎却并不跪拜，反而叉手数落弘光帝的罪恶：“余非尔臣，安所得拜？”当一位臣子拒绝承认他的皇帝时，往往暗示着皇帝的不道。不唯如此，入清之后，王铎在回应鼎革之际少有人臣殉节一事时，更是毫无顾忌地说：“是上剥下，下亦剥上也。操锷而自剚其躬也，不克以天下为心。故君择臣，臣亦择君，孰肯以其身徒劳于是非黑白混淆之世，以性命日待于汤镬之前欤？！”

然而，作为贰臣，王铎不仅有着强烈的负疚感，还必须回应外界的严厉指责。在《古怨》一诗中，他写道：“命在复何语，恩深感慨长。”因为身欠一死，既往所有的惨淡经营皆已毁于一旦。这种愧疚与负罪感，伴随着王铎生命的最后几年。

在传统的儒家教谕中，不食周粟乃是臣子高尚人格之象征。生死关头，最能考量人臣的政治伦理。蒋臣《告倪文正公文》讲到崇祯自缢后人臣面对生死抉择的不同行趋：“乃有不矜细行已失足堕泥淖中，而尚以一死挨其生平者；有早立名节，世所推重，居之不疑，惟不死乃终败露，遂至涂面丧心，无复顾忌。……嗟乎，杀身成仁，见危授命，至于一死，始无遗憾。自死而外，更无转语可用自宽。”意思是说，只要选择了死，一位大臣此前纵有再多不是，哪怕是佞幸之人，所有罪过也会得到人们原宥；而只要选择了生，则一切名节都必然被视为虚伪。弘光朝的张捷、杨维垣都曾是逆案中人，但清军进入南京时，他们选择了自杀，既往罪责因此被一笔勾销。相反，王铎的政治生涯中虽无严重劣迹，但选择了生，则意味着一败涂地。

1646年正月，王铎接受清廷任命，以原官管内翰林弘文院学士事。虽说燹惊颠沛之余，得以优游燕衎，让王铎感到安慰，但经过玉蝀桥时，他仍不免朝着崇祯自经的万岁山望去，巨大的迁逝感瞬间涌上心头。当反复描述入清后的生活无悲无喜、无言无笑时，他其实须臾未能真正忘记国家覆亡的痛楚。

在一首诗中，他这样写道：“异哉人生六十不得意，胸中包藏五斗泪。负日凌云还自嗤，鼎鼐匡时心已碎。”这种痛苦与无奈，也许还有悔恨与负疚，裹挟而下，摧毁着王铎的人生意志和信念，“说仙说鬼皆由己，铭鼎铭钟已让人”，表明王铎其时对“垂一姓名于天下后世”的彻底绝望。在这样的情形下，沉湎于声色歌酒，不仅是韬晦，也是寻求自我解脱的方式。王铎《题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云：“寄意玄邈，直作解脱观。摹拟郭汾阳，本乎老庄之微枢。”可知王铎与郭子仪、韩熙载（南唐宰相）一样，将纵情酒色当作特殊政治情势下的心灵解脱之方。自顺治三年春开始，王铎所留下的诗文与书法，常常记录仕清贰臣群体频繁宴集、观剧并鉴赏与创作艺术作品的种种活动。纵情声色，自甘堕落，而无心实际的社会事务，正是王铎此时重塑的公众形象。有趣的是，王铎过去对纵情声色极为反感，认为这是忘却国耻的行径。

自我麻醉与沉沦，尚不足以消释内心的悲恸与失望，王铎还一再表达渴望解甲挂冠。对一位选择了与新朝合作的明代官员而言，及早辞官亦不失为挽回面子的说辞。在给友人的信中，王铎谈到乾坤鼎革之后，自己的功名之路已淡，只希望速速投闲，负耒躬耕。在《答友问》一诗中，王铎明确写道：“何用文孤愤，惟祈职早休。”《望解绶》亦云：“悲愤情须遣，古今事不同。”不管辞官是不是出于真实的愿望，王铎通过不断的诉说，在减轻自我罪恶感的同时，也向人们宣布了他对新朝政治生活的冷淡。

在1644年三月北京的动乱中，北方大臣大多选择投降李自成，所谓“偷生既繁，殉节无几”，一些激进的意见认为，明朝的国家之祸酷于骊山，而战功不及中唐，抗节不及南宋。明代臣子的了无节气，言之令人切齿寒心。无论是此时投降李自成，还是随后投降满清，这些幸存的明代大臣往往“饰为求死不得之言，或误听念头勿差之讵”。但种种自我开脱的借口不能为人所接受。

鼎革之际的人对气节有着超乎其他历史时期的要求，一位官员一旦逸出这一道德底线，便很难在同时人中获得同情。贰臣这个特殊群体有着共同的身份危机，也有共同的消释这一耻辱感的内在要求。在时人的描述中，王铎入清之后，至为颓废，似只求速死者。张镜心《赠太保礼部尚书王文安公神道碑铭》云：“出则召歌童数十人为曼声，歌吴歈，取醉，或宵分不寐，以为常。……间召青楼姬，奏琵琶月下，其声噪唳凉婉，辄凄凄以悲。居尝垢衣跣足，不浣不饰，病亦不肯服药，久之，更得愈，愈则纵饮，頺堕益甚。……幸熙朝宽法网，哀怜老臣，待以不死，计此七年，皆余生。”钱谦益铭其墓亦称他“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八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还将王铎形容为“叔孙昭子”、“魏公子无忌”——这两个人是春秋与战国时的贤人，皆因不得其志，饮酒作乐而死。彭而述在《祭孟津王觉斯先生文》中则说：“迨夫皇舆败绩，仓皇江左，司马云亡，管夷吾其何补，赵氏中绝，文信国以难支。以故与道污隆，一时明太公之志；随时消长，九畴见箕子之心。”过殷墟而作麦秀之歌的箕子，虽身在周朝，却深怀故国感伤。彭而述将王铎形容为有箕子之心的人，其意昭昭。在《吊王文安公》中，彭氏更将王铎比于忠心耿耿、历艰险而不言功的晋国大臣介子推。

再看王铎是如何回护张缙彦的。《明季实录》记载，明末任兵部尚书的张缙彦在李自成入京后，奉旨录用。其后张氏又在河北“收募义勇，诛逐伪官”，关于这段经历，《国榷》以正面的姿态加以描述，而《甲乙事案》与《小腆纪年附考》都认为这是张氏“自言”和“诈言”。正是在王铎的保荐下，张在弘光时期得授原官，总督北京山西河南军务。《拟山园选集》收入了王铎所撰《敕谕总督尚书张缙彦》，有“闻汝复纠合李升、郁英、解居易、郭士元、李际期、郭士标、贵养性等义旍，一振一日，响应者万余”。从这段话以“闻”字起始，可知王铎对张这段经历心中并无底气。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王铎再度美化张缙彦，所谓“北都遂溃，求死不得，乃变服为道士，思以图寇”，并借洪承畴之口，指出“夙昔翳蔽以长机牙、旁委琐钥、坏天下至于陆沉者，非坦公之故”。既揭橥张氏在鼎革之际求死不得的心志，亦将这位兵部尚书亡国之责开脱得一干二净。

熊文举也曾为张氏开脱：“至狂澜既倒，沧海横流，无饷无兵，以一纸空衔而曰：是大司马得端征伐，呜呼，不闻天命既去，虽武侯扶之，而不足乎？当时皇舆论板荡，公不难以七尺谢先君，而忍死须臾，吾坦公之心其谁知之？”投降在熊氏笔下被形容为“忍死须臾”。狂澜既倒，此时即使是诸葛亮也无计可施，更不用说张缙彦当时无饷无兵，兵部尚书的任命只是一纸空文。1645年冬，张缙彦手书投降信札，表示愿归顺清朝。这封信经清安庆巡抚李犹龙转达给在南京的内院大学士洪承畴。由于崇祯年间洪承畴任职陕西时张缙彦是他的下属，“知信甚深”，洪承畴向清廷力保，准其投降。熊氏大谈“不难以七尺谢先君”，此时成了不折不扣的谎言。

王铎所开脱者，不止张缙彦一人。1649年上巳日，在御赐宋权的北宋范宽画作上，王铎将宋权这位最早投降清朝的明代大臣形容为“以第一流人赐第一流画”，其道德勋业值得大书特书。当年五月，宋权家的盆兰枯萎之后复发三花，王铎特为作图，在跋文中，他说：“雨恭先生为国家发无穷光华，流馨千禩，为王者笃材，不与凡卉伍。”枯兰复花，王铎将之视为了不得的祥瑞，借此机会，又大肆鼓吹了一番主人宋权的德行与功绩。这种鼓吹，无疑是对他人“贰臣”指责的一种回击。

再来看王铎友人间相互开脱的例子。吴伟业曾提及，龚鼎孳在1650年秋写给他的一封信中，自称“癸、甲大栋渐倾，妄以狂愚奋身刀俎，甫离狱户，顿见沧桑。续命蛟宫，偷延视息，堕坑落堑，为世惭人”，龚鼎孳对自己在甲申国变时的表现虽有美化，但对服务新朝并不觉得理直气壮，一如遗民杜濬所指出的：“步步辨退、着着谋退，则退易矣。空言求退，则退难矣。”然而，在熊文举的笔下，龚却成为一位难得的道德君子。在序龚氏诗集时，熊谈到北京沦陷，他与龚鼎孳一起逃到一荒寺破园中。两人都没有自杀，理由是他们没有亲詈此难，并大义凛然地说，“夫君子值国家之厄，舍生取义，甘之如饴。……亲罹之断断欲各行其志，而有以相失，奈之何？”一副无法赴死而无可奈何的姿态。他甚至激赏龚氏入清后的诗文“以伤心之丽离宫故苑，泪雨纷飞，赠答酬怀，蛟珠迸落”，从中可见大义炳然和忠厚悱恻。熊文举在鼎革之时与龚出处相近，对龚氏的回护，毋宁说是一种自我辩解。在序言的最后，熊氏这样诘问道：“孝升何负于君父？何负于师友？”这两个诘问虽然乏力，却展现出贰臣寻求自我救赎的苦苦挣扎。当然，这种回护的动力并不是新朝的认同，而是弥漫于明遗民之间的以及可以预期的后世指责。与此口径一致的是，王铎序龚诗时，也说他“铮铮为国家廓清之担，荷重远谋，求为君子之无愧焉耳”。

贰臣的悔意，也时刻流露于他们的言行之中。熊文举在明亡之前，曾与老师孟兆祥讨论万一京都不守，该如何处置。孟说：“莫商量，各人自顿主意。”又说熊文举有老亲在数千里外，又官司勋闲曹，不是要职，尚可从容。李自成入京当天，孟兆祥及其子孟章明皆殉节。每每想起老师，熊文举总油然而生一种愧负感，《泊镇吊孟肖形老师》自述“两次捐生，而事会间之，不获毕命”，但无论如何，作为生人，“既负国恩，又惭师训”，在这首诗中，熊文举还写下了“门生羞后死，洒泪志忠臣”的句子。不惟孟兆祥，熊文举对以身殉国难的倪元璐、黄道周等人，都有愧对之意。因此，熊文举入清后屡请挂冠，有“生杀惟命，浩不可挽”的决心。他也像王铎一样表示，“病不寻医，呷水焚香，但祈速朽”，他最大的愿望是死后能够“名题处士，墓额遗民”。遗民与贰臣虽是截然相反的社群，却是贰臣心中念念难忘的道德高标。

即使熊文举因“欠一死，耻于自叙”，但他仍多次对自己鼎革以来的种种表现详细记录。诸如声称自己在甲申三月不难以死，从先帝于地下，但两次雉经垂绝，为刘兰生救解于隘巷；次日，当诸俘臣哭临时，刀槊如林，但他握拳透爪，“廷捶误国之权阉，啮齿穿龈，哭请先帝之含敛”。也就是说为崇祯帝请含敛捽宫礼，为其倡首。四月廿九日，李自成离开北京，熊文举、龚鼎孳、涂印海等人解缚逃出平自门，自称“三人口占文互祭，将同毕命于一野寺荒园”。入清之后，受新朝特知，但在1645年六月初一宣示南方归附之后，毅然挂冠。熊文举在谈论这些事迹时，不时拉傅振铎、龚鼎孳等人为之作证，并引其父之言曰：“谁谓子偷生乎？”杨廷鉴正是借助熊文举的种种自述来为之开脱的。在《熊雪堂选集序》中，杨赞扬熊氏“忠孝大节”，并说：“夫圣贤出处进退，初无一成之迹，古今兴亡治乱止此不泯之心。”这句话意在表明，一位臣子在治乱兴亡之际，不在于他忠诚的行迹，而在于他忠诚的心意。这可以说是贰臣自我解脱与相互回护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