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十年代的西方嬉皮士到中国文艺青年：灵修如何成为时尚？

新年伊始，一篇名为《为什么文艺女青年在人到中年时都走上了灵修之路》的文章（以下简称“为什么”）在互联网世界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篇文章的出现，源于作家卫慧在一段视频《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中表现出来的惊人转变：一个往日因“情欲叙事”、“身体写作”而走红的女作家久未露面，如今摇身一变成了“中国最勤奋的海灵格家排师之一”。

对于从视频中所引申出的，文艺女青年走上灵修之路的这种文化现象，“为什么”一文的作者侯虹斌提出了两点看法：“之所以这么多人都选择这条路，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不安全感太强了，成与败都出于不确定因素，翻云覆雨，所以越是成功人士越是笃信各种不可知的力量，神秘学；包括马云、王菲、李连杰这样的顶尖人士。另一方面，我们的作家、文化人、社会精英，思想资源太过匮乏，学习和思考能力不足，他们不愿意学习更为系统、更为成熟的世界观，想取巧，才纷纷掉进“神秘学”的坑里。”对此，南京大学的杨德睿在一篇访谈中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详见《富人为什么往往会成为灵修市场上的冤大头？》，以下简称“冤大头”），为修行行为进行了一些辩护，比如：“修行会增强我们某些心智能力和性格倾向、弱化甚至消灭另外一些能力和倾向”，或者“如果是真正的灵修，基本上至少得教你如何在这一世中‘得道’，或者至少是教你如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渐渐越活越平静、健康、开朗、充实”。最近几年，各类灵修活动，或具有新兴宗教色彩的团体确实在神州大地上迎来了蓬勃的发展。无论褒贬，这样的文化现象可以获得讨论总是好事。

六十年代灵修的西方嬉皮士

灵修成为时尚，或者更精确一点，成为中产阶级文艺青年的时尚，在国内大概也就是最近几年冒出来的新鲜事物。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想要寻找一些精神上的慰藉，获得灵魂的提升，在现当代的文化历史上绝不是头一遭。杂糅了东方风格的现代服装，山谷溪流边的沉思聚会，卫慧的影片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宛如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嬉皮士的生活图景。如果要为当代中国文艺青年中的灵修者寻找一个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来源的话，嬉皮士这个群体也许是不错的选择。

二战之后的西方世界，由于战争的创伤和冷战铁幕的隔绝，一代年轻人陷入了普遍的虚无和颓废；但与此同时，文化的全球流动成了势不可挡的潮流，他们中的一些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试图从东方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求个体精神上的解脱。六十年代盛行欧美的嬉皮士运动（The Hippie Movement）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中诞生的，其中，尤以披头士乐队在1965年与1968年旅居印度为人熟知。印度元素在披头士的迷幻摇滚音乐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也直接来源于该乐队成员前往印度瑞诗凯诗（Rishikesh）进行的冥想修炼旅程。

作为一种对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反叛，来自古老印度的声音、哲学、乃至生活方式，都给战后欧美的年轻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灵修作为一种对遥远的精神生活的实践方法，一时间在西方年轻人的文化艺术圈子里蔚然成风。于是，我们得以从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小说《达摩流浪者》中读到他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也可以通过照片看到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 Rock Festival）上各种深陷沉思与冥想的青年男女。

而在沉思与冥想的同时，嬉皮士们仍然会以公社式的集体生活与波西米亚风格的流浪，表现出他们对资本主义与消费社会的逃避或者消极抵抗。在“爱与和平”的召唤下，我们也可以见到嬉皮士群体对于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或是反战运动的朴素地介入。1967年夏天，十万嬉皮士聚集在旧金山的海特·亚许柏里（Haight-Ashbury）地区和金门公园（Golden Gate Park）通过音乐与表演艺术，表达着他们的反对意见。而这一场景，也永远地铭刻进了歌手Scott McKenzie的名曲《San Francisco》之中。

正如歌中所唱的：“If you're going to 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some flowers in your hair”（如果你要去旧金山，请记得头戴鲜花），在那个夏天，嬉皮士们以花童之姿集体现身于进步的社会运动之中，却也因为缺乏组织纪律性和政治上的幼稚而使得抗争仅仅呈现为一次展演。在六十年代之后西方世界愈发明显的通货膨胀与社会两极化趋势下，嬉皮士们非但没有团结起来，形成强有力的抵抗运动，反而过度沉溺于对“自然”、“和谐”等前现代观念的追逐，落入了一种前笛卡尔式的诱惑之中，希望以消极的“无为而治”作为对宏观政治经济问题的回应，最终使得生活方式的革命成为一句空谈。

当历史进入到七十年代，更多新兴的文化艺术形式创生出来，稀释了嬉皮士文化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而过于理想主义乃至一厢情愿的游牧生活实验，也在这个时期纷纷宣告破产，本就联系不紧密的嬉皮士运动迅速崩解。曾经带有强烈灵修意愿的部分嬉皮士们，进入了更具宗教色彩的新纪元运动（New Age Movement），在更加严密的组织形式与庞大的产业利益面前，磨灭了对于现实政治社会生活的关怀。

灵修作为一种时尚进入中国

当代的灵修活动进入华语世界，是从宝岛台湾开始的。在大陆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台湾女作家胡因梦和三毛就已经开始了对灵修和新兴宗教的引介与探索。而从最近受到热议的几个走上灵修之路的著名文艺女青年的身上，我们仍然可以依稀见到那两位台湾“前辈”的影子。当然，当代中国灵修活动的兴起，也不全然是依靠台湾同胞所引介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气功热”中，当今国内灵修的一些门道已经初现端倪。不过，对于新兴的中产阶级来说，灵修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品味，必定是要比气功高雅得多；而文化产业起步较早的台湾所提供的精致商品，也就更对这部分人的胃口。

无论是需要长期参与的灵修课程、培训班、工作坊，还是更简单易得的灵修产品，像是念珠、摆件、熏香、精油等等，毫无疑问，灵修（及其相关的消费行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中产阶级文艺青年的一种时尚。这种时尚所含纳的不仅是对于精神、心灵的冥想式探索，也绝非对于封建迷信的拙劣复制，而是如其所宣传的，成为了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Lifestyle）。对于身处灵修圈子里的人来说，灵修所能带来的，除了个人精神上的超脱，还有衣着打扮、家居装潢品味上的提升，更有一种对于生活、世界乃至宇宙的想象。

在当代的灵修时尚中，充斥着消费主义的商品逻辑与中产阶级情调，良心自由成了某些掌握社会资源的人的消费对象，精神解放变成了精品生活的点缀，仿佛只有解决了生存需要的人才有资格触及。对于“潜意识”、“创伤”等心理学话语的浮滥使用，让灵修披上了一层经不起检验的科学外衣，而物种演化、环境科学乃至量子力学的概念也和占星术、心灵能量与神秘主义杂糅在一起，成为只有灵修大师才能解释的宇宙奥秘。而卫慧在视频中所谈到的“人不仅只是一个个体，更加是家族系统以及人类系统当中的一分子”，因而要“拯救家庭”的说法，看似体现了灵修者对于回馈社会的良苦用心，却也透露出保守的性别观念，与在当代所有制困境下把家庭当做社会生产力再生产的基本单位的家庭制度的臣服，这和所谓的“后现代心理流派”有什么关系实在让人捉摸不透，也很难想象曾经以欲望和身体作为写作主题的卫慧何以如此坚决地投入到对家庭的执迷之中。又如“公益”、“慈善”这样的说法，更是潜藏了对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的膜拜。将社会资源集中在富人手中，再通过富人的投资、消费与捐赠让社会财富从富人的指缝涓滴到穷人头上，而非通过制度性的分配与社会福利，保障与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这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快要讲不下去的谎言，终于穿着宗教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从灵修借来的语言，演出着世界历史的新场面。纵使嬉皮士的政治行动以失败告终，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灵修者却是连那种带有进步色彩的公共关怀视野也省略掉了。虽然形象上与嬉皮士有相似之处，但当代中国的灵修者，骨子里更接近一种强调消费行为与生活方式的雅皮士（Yuppies，young urban professional）。

文化领域的商品化

上世纪末，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原本匮乏的物质商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快速的丰富起来，吃饱肚子已经不再是中国人民的主要问题，“三转一响”也不再是衡量中国家庭收入水平的标志，在互联网+的时代，中国人更是凭着淘宝和微信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物质商品丰富起来的同时，国内的大众文化市场也迎来了空前繁荣，越来越多供大众消费的文化产品被生产出来，进入了寻常人的视野——这次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的卫慧，也是在2000年前后，凭借其奔放的写作风格而受到许多人欢迎的。

文化市场蓬勃发展，意识形态超市里的商品自然也储备充足。当宏大的阶级斗争叙事不再是社会大众的唯一选择时，关注自身，寻求内心灵性的提升看起来也是不错的选择。正如杨德睿在“冤大头”一文中所言：“反正我见过更多的富人信教、灵修的原因是他们有钱了好多年，早就没有物质匮乏的问题了，想用钱来让自己快乐的方法早就玩遍了、玩厌了，这才深刻地悟到钱带不来幸福，钱买不到很多最重要的东西......”。然而，即使灵修或者新兴宗教可以让人得到钱买不来的东西，但在文化市场里，想要得到这些或超脱、或晦涩的精神解放，要投入的还是货币。商品总是商品，对于“为什么”一文中谈到的走上灵修之路的文艺女青年群体来说，产业的力量不容忽视。无论是各种灵修类的书籍、音乐、培训班或是工作坊，哪样不是由物质商品和服务堆叠起来的？对于我等凡夫俗子来说，眼前能见到的往往就是王菲演唱的《心经》的mp3文件和郝蕾淘宝店里的念珠手串（这两个人肯定能称得上是文艺青年圈子里的女性偶像）。

灵修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中的一环，着实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一方面，社会中的剩余资本，除了流向房地产、金融或是互联网这些产业，同样进入到了文化产业之中，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确实有精神生活的需要，比起侯虹斌所说的“思想资源太匮乏”，我倒是更愿意从社会大众的文化需要这方面来看待灵修这个问题，有人喜欢读情欲小说，就有人想要让自己更有“灵性”。商品化了的灵修，作为满足人们文化需要的消费对象，也不好径直一刀当做“人民的鸦片”给切下去，毕竟可供当代国人玩乐的文化奇观，何止千种万种。然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商品，当代中国的灵修确实有着让人自囚于内心的危险，其中暗含的许多保守甚至退步的价值观，也不得不让人担忧。

假使真的如卫慧所言，“自我的探索，心灵的觉醒，是一条幸福的不归路”，那么在此我们恰巧遭遇了齐泽克所描述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向着一个方向，尽可能地沿着一条直线，不停地走下去，一旦下定了决心，就要听从哪怕是最可疑心的意见……他们必须相信，他们的决定是完美无缺的，他们最终必定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于灵修是否能让人获得心灵的觉醒，我要重重地打上一个问号；而这条指向个体超脱的不归路，显然是要将人带入原子化的目的地。

无论是焚香茹素、徒步游西藏的文艺青年，还是边吃烤串边盘手串的社会大哥，谈起个人修养和精神境界总是“一花一世界”，内心的事情外人总是说不清楚。对于经历了漫长的革命历史和经济建设时期的国人来说，好不容易砸碎了锁链站了起来，却又要把自己关在心里，戴上紧箍，实在是让人情何以堪。文末，也许仅仅是作为一种建议或者呼吁吧，我衷心地希望这些住在门禁社区里的中产阶级文艺青年灵修者，不妨在深探内心灵性之余，也把目光多投向窗外，看看自己生活的城市、社区和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