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殷墟妇好墓青铜器看起，湘博将展“王者归来”

澎湃新闻获悉，2012年12月30日，湖南省博物馆将推出中华文明系列原创大展“王者归来——中国古代青铜器巡礼”。展览以“王者归来——中国古代青铜器巡礼”为题，汇集280余件（套）青铜器珍品，从“王的时代”“国之大事”“庙堂之下”“古典余辉”四部分着手，诠释青铜在王政、国事、贵族生活及文化传承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凸显青铜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展品来源包括国家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等。

中国青铜时代是一个辉煌而独特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青铜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器体庄重古雅，器形千姿百态，纹饰奇谲瑰丽。尤为重要的是，青铜器的铭文笔法雄奇，结体严正，记载了天子祭祀、赐土封王、诸侯交往、开疆扩土等国家大事，正与文献典籍相互印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青铜器直接应用于礼制、参与国家政治的状况：古人以青铜器祭祀祖先神灵，构建礼乐制度，区别尊卑贵贱，并以青铜兵器强力维持秩序。青铜器见证了中华文明之初的秩序大构建，也奠定了此后三千年中国皇权社会的礼制根基。

青铜时代之后，青铜器及其代表的宗法、礼乐文化依然在中国社会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青铜铸造工艺继续向前发展。自汉至唐，青铜器延展了日用功能，同时广泛地运用了镶嵌工艺、大小焊等新技术，并紧随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思潮，发展出新特征。宋元明清都曾再现“三代”的礼乐制度，朝廷大量铸造仿古铜器，完备祭祀制度，又结合“胆铜法”炼铜、珐琅等新工艺铸造轻巧美观的新型青铜器，将造型艺术、生活实用、时代理念融入到青铜精品之中,推动青铜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就器物论，青铜一直未曾远离。作为文化象征，青铜早已沉淀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对于青铜器的尊崇凝结于我们的汉语之中：一言九鼎、加官进爵、钟鸣鼎食……尊奉祖先、敬畏天地的文化基因，依然在我们血液中流淌。

展览以“王者归来——中国古代青铜器巡礼”为题，从“王的时代”“国之大事”“庙堂之下”“古典余辉”四部分着手，诠释青铜在王政、国事、贵族生活及文化传承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凸显青铜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希望借此回望中国文化的起源，唤醒你我骨子里的礼乐文化记忆。

重点展品 

青铜斝[jiǎ]  商代晚期 高66.5厘米，口径30.7厘米，重20.5千克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斝是古代中国先民用于温酒的酒器，也被用作礼器，商汤王打败夏桀之后，斝被定为御用的酒杯，诸侯则用角。酒器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礼器之一，所谓“礼以酒成”。文献记载铜斝用以行祼[guàn]礼，亦可滤酒，双柱可能用来悬挂滤酒网。此器体型硕大，口缘下内壁铸有铭文。从铭文看，此物应为商代王宫中管理某项祭祀的女官之专称。

此器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墓主人可与商代甲骨文中的人物相印证的商代晚期高级贵族的墓葬。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女将。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她曾多次代商王主持王室的祭祀，率军征伐夷、羌、土等方国，战功卓著。这一特殊的地位在妇好墓的随葬品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反映。妇好墓共出土随葬品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小铜泡等不计）、玉器755件、石器63件、宝石制品47件、骨器564件、象牙器5件、陶器11件、蚌器15件。此外，还有红螺2件、货贝6820多枚。妇好墓宛如一座地下宝库，向世人展示了殷商时期的王家气派。

镂空人面纹青铜钺[yuè] 商代晚期 长31.8厘米，宽35.7厘米 1965年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钺由斧发展而来，古籍中有“钺，大斧也，一名天戉”的记载。青铜钺在先秦时期具有重要礼制意义，是具有权杖一类性质的兵器。商周时期，青铜钺一直是权威和武力的象征，只有高级贵族才能够随葬。钺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用途：用于军事活动时,作为兵器象征军事统率权；用于礼仪活动时,也有仪仗的作用。这件铜钺形体巨大，两面均透雕着张口怒目的人面形，眉、目、耳、鼻、口均突起，似威严的表情包。

人面纹青铜方鼎 商代晚期 高38.5厘米，长29.3厘米，宽23.7厘米 1959年宁乡黄材寨子山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该鼎整体以云雷纹为地纹，器壁四面装饰高浮雕的人面纹饰；腹内壁铸铭文“大禾”两字。是目前出土商周青铜器中唯一一件以人面纹作为主题装饰的青铜方鼎。鼎历来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人面与兽身的结合，体现了王权与神权的结合。其特殊装饰，更体现出古代长江流域文明的独特意识形态与祭祀礼仪风格。

象纹兽面纹青铜铙[náo] 商代晚期 高103.5厘米，甬长36.3厘米 铣宽69.4厘米，重221.5千克 1983年宁乡黄材镇月山乡转耳仑出土 长沙市博物馆藏

铙为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周礼有云：“金铙以止鼓。”以鼓开端，以铙收尾，是祭祀、宴乐、进军中最盛大的礼节。湖南是大型铜铙的主要发现地，目前出土铜铙40多件，其中逾100公斤重的铙大约为10件，如此巨大体量的铙在别处罕见。出土时几乎都为口朝上，甬在下，且多为单独发现。有专家推测，铙很可能是作为祭祀山川神灵的一种特殊礼器。本器是目前所见商代铜铙中体量最大的铙，被誉为“铙王”。

三星堆青铜人头像 商代晚期 高41.5厘米，横径20厘米，纵径17.3厘米 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该遗址的发掘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文物中，青铜面具及立人堪称一股“清流”，不仅“骨骼清奇”，而且带有神秘的穿越感。

“天亡”青铜簋[guǐ] 西周早期 高24.2厘米，口径21厘米 传清道光年间陕西眉县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青铜簋和青铜鼎，为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的核心。青铜簋主要用于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食粮。其作用相当于我们现在使用的大碗，人们使用工具从簋中取食。在商周礼制中，青铜簋通常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以奇数组合的列鼎配合使用，如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天亡簋最具价值之处在于内铸铭文记述了在乙亥这天，一个叫天亡的礼官协助周武王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典礼和祭祀活动，祈祷伐纣能成功。最终，武王成功灭商。天亡也因此制作了这件簋，并把周武王的美德和这一事件宣扬在簋的铭文里。透过这段简短的铭文，我们可以知道这尊天亡簋与历史上的“武王伐纣”有着直接关系。

“许公”青铜簠[fǔ] 春秋中期 高18.4厘米，长34厘米，宽21厘米  征集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许公”青铜簠[fǔ] 铭文

铭文译文：王五月初吉（月牙刚出现）丁亥日，许公制作为叔姜陪嫁的簠，作为祭祀用器，子子孙孙一直珍爱地使用。

盖内和器内底部铸有对铭5列31字，记载了此器系许公为叔姜所作陪嫁器。许是周初文叔收封地，在今河南省许昌市东张潘乡古城村，战国时为楚所灭，前后经历550余年。

鹰首形盖青铜提梁壶 战国中期 高56.5厘米，口径12.2厘米，底径15厘米 征集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器体量硕大，盖作鹰首形，以鹰喙为流，喙开启关闭灵活，设计巧妙，造型生动逼真，富有艺术价值。鹰首形盖提梁壶多出自山东地区，存世数量较少，是青铜壶中罕见的佳器。

彩绘雁鱼青铜釭[gāng]灯 西汉 高52.5厘米，长33厘米 征集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秦汉时期的青铜器已较多摆脱礼器等功用约束，而广泛作为陈设实用的器物。正因为此，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有着极大的造型创作自由，并立足于实用价值的设计构思。雁鱼釭灯堪称反映这一时代背景的翘楚之作。这件雁鱼釭灯由雁首及长颈、雁身及雁足、灯盘、灯罩四部分组合而成，表面施以彩绘，勾画出翎羽、鳞片等。釭灯通过调整灯罩来控制亮度和光照角度，烟尘则通过雁首及长颈引入雁身，溶于水中。雁鱼釭灯既美观又实用，是造型艺术和实用功能完美统一的青铜器佳作。

胡人牵马青铜俑 东汉 胡人俑高43.7厘米，重6千克， 马俑高51.5厘米，长45厘米，重12.15千克 衡南县道子坪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胡人俑深目、高鼻梁、浓眉大眼、胡髯卷曲，耳上穿环。戴帽着履，穿交领右衽紧袖长袍，腰间束带站立，左臂曲于胸前，右手上举作牵马状。马身膘壮，竖耳，仰首作嘶鸣状，尾呈弧形，近端处打结，马衔、勒辔[pèi]齐全，颈下系有三环。胡人牵马俑造型优美、生动、逼真，静中有动，是东汉青铜雕塑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同一墓地发掘的3号东汉砖室墓的墓砖上有“二千石”铭文，而3号墓的规模要小于1号墓，说明1号墓的主人应是“二千石”（郡守）以上的高级官吏。该组文物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还为我们研究东汉的民族关系和农牧业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据悉，此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主办，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协办。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5月18日。

（本文综合整理自湖南省博物馆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