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读|近代中国催眠术的尴尬:“学”不如“术”
在“知识与制度转型”的近代,大量西方舶来品或直接、或经日本传至中国。知识的爆炸,正合国人急欲改造的需要;新旧体系之间的过渡,也给新知提供了发挥空间。于是,国家、社会和个人不同程度地接纳乃至创造新知,这个过程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可探讨的具体话题。
在时代危机的刺激下,“幸运”的舶来品能得到官方支持而迅速推广,诸如教育、西医、农学等。相比之下,有些舶来品就没这么“幸运”,比如催眠术。催眠术传播到中国,与其他新知的传入大致发生在同一时期,但是处于国家关注的边缘,甚至遭受抵制和打压。《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回到历史现场,梳理和反映了这种新知在传播中面临的尴尬。作者张邦彦先生敏锐地寻得角度,既然催眠术遭到上层忽视,那么正好给考察“大众”如何“自下而上”地发挥主体作用提供了机会。作者关怀“大众科学”,问题意识强烈,精心铺陈史实、加以相关理论,构建“大众”如何形塑“科学”的历史叙事,不仅再现了近代催眠术的历史沉浮,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也有在历史视野中揭开催眠术神秘面纱的作用,令阅读过程充满收获感。
张邦彦著,《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
笔者阅读学习这本书的感想是,催眠术的尴尬在于“学”不如“术”。这是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的,相比之下,笔者对当年那批催眠术倡导者的实际言行更感兴趣。判断一种新知是否成“学”,应该有一些标准,比如是否有成熟的知识系统、学术共同体组织、专门的从业者,以及能否纯粹地(至少以此为追求)在知识体系内追求积累和更新。照此来看,清末民初的催眠术确实先天不足,正如作者在导论部分指出的,西方催眠术的发展经历了超一个世纪的知识演化,而东亚的催眠术则是在19世纪后半期压缩地涌入。那些积极投身催眠术的先驱者并非学院派人士,大多数只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甚至求学经历已不可考;他们赖以传播的理念,多是来自日本转介的二手知识;他们的活动缺乏官方、大学等支持,只能自行组织,直到1937年个别团体才得到官方立案。
他们“为赋新诗”,付出了积极的努力,比如自发成立学会、著书立作,以示与“江湖术士”有别,积极地规范催眠实验、个案报告的形式与程序,以此强化自己的“科学”面貌。作者尤其在第四章追溯了催眠术、灵学与心理学的交互影响、共同演化,上升到了学科交叉影响的高度,试图证明,催眠术倡导者尝试建立统合催眠术和灵学的解释架构,他们的主张与灵学既交融又划界,反过来影响了“学院科学”,在“科学”与“精神”的两极分化中,他们甚至“隐隐道出了第三种声音”。
但是从实际表现来看,催眠行为更偏向成“术”,也就是催眠的应用性、工具性压过了学理性。一方面是催眠术本身用于治疗的属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有这些倡导者的主动构建和不得已,他们可能做不到埋头研学,而是要考虑吸引受众、自我包装、迎合商业需要等现实因素,比如他们借用“博士”等专业头衔,反映出他们需要向专业身份靠拢;他们也会与官方合作,将催眠为国家工具服务,比如第70页提到的,鲍芳洲曾接受上海军事当局委托,利用催眠术获取供词。而在其他人眼里,催眠往往与政治手段、犯罪手段、表演、灵异等相关,这些都在受众层面强化了催眠的“术”属性。“术”之高下,有时候全赖用术之人的品行动机,也难怪催眠一度受到压制和排斥。都说“真理越辩越明”,催眠术在科玄论战中“持续在场”,却“缺席辩论”,正如作者指出,催眠术倡导者“经常不精确地使用科学概念,且许多猜测与实验都站不住脚”,催眠术后来的没落,与他们自身知识体系的硬伤恐怕是离不开的。
第110-111页的三张插图十分有趣,或可反映这一问题。三张图来自三份催眠学文献的页面,即日本古屋铁石的《高等催眠学讲义录》、鲍芳洲的《催眠学函授讲义》、唐心雨的《最新实验催眠学讲义》。可以看出这三页十分雷同。《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就此指出,国内的催眠术倡导者“擅长于将日文资源有系统地转化为学会的自制讲义,并仿照日本惯用的教材体例……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发现两个学会的讲义内容有高度重叠”。
不过作者似乎并没有进一步对比文本,仅提了一句“很可能皆参考”。其实鲍芳洲甚至其他人不仅是“参考”,很大概率是在照搬。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数字收藏网站可以看到古屋铁石《高等催眠学讲义录》第二卷的全文,以及第六卷的目录。对比目录和部分页面,可以推断,鲍芳洲是在日本期间,将古屋的多卷本讲义汇集成了一本书,署上自己的名字出版。古屋铁石的讲义录出版于1912年,鲍书出版于1915年,发行地址在日本神户,时间地点逻辑亦符合。
古屋铁石《高等催眠学讲义录》第二卷扉页(来自日本国会图书馆)
古屋铁石《高等催眠学讲义录》第二卷目录(来自日本国会图书馆)
鲍芳洲《催眠学函授讲义》封面及版权页
鲍芳洲《催眠学函授讲义》原书没有目录,古籍网上有目录的文字版,对比可以看出,与古屋铁石《高等催眠学讲义录》目录基本重合
鲍芳洲《催眠学函授讲义》关于“催眠术之原理”的部分页面,对照古屋铁石《高等催眠学讲义录》高度相似
在古屋铁石《高等催眠学讲义录》第六卷目录里还可以看到,原书附有“会员实验报告集”,即日本各地亲身参与者的实验报告。这种做法恐怕也是《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第135—143页所提及“实验报告”的滥觞。该书“参考文献”仅列出了古屋铁石《高等催眠学讲义录》的第二卷,没有第六卷。
古屋铁石《高等催眠学讲义录》第六卷部分目录(来自日本国会图书馆页面)
上述情况反映了国内催眠术倡导者早期“为赋新诗”的情形。鲍芳洲这本只是参考日本文献的诸多中方著作之一,如果能对这些文献做进一步文本对比,或可启发另一些问题:国内这批催眠术倡导者在转介日本的二手知识时,是否有改造或创新,是否有本土化、在地化的努力?上述高度重合的情况是初期才有,还是贯穿始终,他们初期和后期的知识结构是否有明显变化?甚至还可以思考,西方催眠术学说经日本传至中国,或者直接传至中国的过程中,国内这些倡导者有没有做出扬与弃?这些细节如果充实的话,对于丰富和完善“下层”努力的叙事应该是有帮助的。作者在第四章第158—159页已经提到,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催眠学会与日本依旧保持联系,但是对日本的理论依赖越来越少,一些机构开始与欧美灵学机构积极接触,他们从日本、欧美汲取的理论养分并不相同,不过这方面并未展开。
《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能够将“缺乏系统性、连贯性、一致性”的史料拼凑起来,克服史料本身缺陷,描绘出近代中国催眠术的图景,实属不易。有些史料本身存疑,作者自己也提了出来,比如“中国精神研究会”自称有近十万会员,这个数据就颇为可疑,作者在第105—106页对此有分析。这或许反映了一个问题,催眠术倡导者留下的材料,难免有自我标榜的意图,若无足够其他史料来旁证,由这些“自述”拼凑出的“下层”努力,与“真实”之间多少要打点折扣。此外,这些催眠术倡导者绝大多数身世已不可考,关于他们的生平所知无多,这留下了一些遗憾。像近代提倡乡村教育者甚多,但是其中参与者的知识结构、行为动机差异颇大,导致活动水平参差不齐。依此类推,倡导催眠术乃至演绎“大众科学”的不同个体,难免有类似情况。比如鲍芳洲、余萍客等几位要角都来自广东中山县,这背后地域因素是否发生了作用,此外他们的具体动机如何,彼此之间是否有理念分歧,这些都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全书对年代的表述似未统一,如第28页的“1880年代”应为“19世纪80年代”,其他第68、101、138、139、153、220、221页等也有类似情况。
参考文献分史料、论文、专书三部分。其中“史料”部分数量最多也较为笼统,或可根据文献性质再做更细的分类并排序。还有就是,引用自《心灵》《心灵文化》等民国期刊上的文章都专门列出来了,但是引用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申报》《大公报》《教育世界》《家庭良友》等报刊的文章没有列出来,仅列了报刊名字。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