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一周书记：在炮声中观看……电影与电影人的命运

日本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的《炮声中的电影——中日电影前史》（岳远坤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5月）据称是最早研究中日战争期间电影史的著作，该书结合大量的口述资料与文献记录，以东北“满映”、上海“孤岛”和战后香港的电影生产为论述中心，当然有着开拓性的重要地位。但是严格来说，它并不像通常所见的历史研究著作，从书中大量的影评式文字可见其更多具有评论性的特点。这样的研究与叙述角度带来的好处是，让历史情境和人物变得鲜活，在研究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带有生命的真实体验与思考，这正是在当下学术生产体制中最为缺乏的。由于这段独特的电影史深深地涉及战争中的文化罪责、民族立场与感情、个人选择与严酷环境的关系、随时局而变化的倾向转变等问题的复杂性，佐藤在“致中国读者”和三篇“后记”中一再表述了他的担心与忧虑，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令人感慨的是，他甚至在1985年写的“后记”中说，希望中文版出版时中国人不要去探查那些当时在日本的统治下为日本人工作的都是谁，因为他知道这些经历常常会成为中国人个人履历上的伤痕，也知道中国人对自己人的严酷。到了2015年写的“致中国读者”，他担心的只是电影本身的问题：这段电影史不被承认，遭遇遗忘，以及自己的研究是否正确，因而他呼吁中国读者先去看那些电影，再来研究当时电影人的立场，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读者可能也会注意到，“这本中文版的出版经历了颇为坎坷曲折的过程”（“出版后记”），详情待考，但是似乎也可以作为佐藤的忧虑的一个注脚。

该书记述了在中日两国交战的惨烈历史背景下川喜多长政、岩崎昶、筈见恒夫、龟井文夫、铃木重吉等日本电影人和张善琨、岳枫、朱石麟等中国电影人的事迹，同时也讲述了日本电影从“倾向电影”向“国策电影”的转向轨迹，中日电影人在这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的自我选择、命运交集与各自无法摆脱的妥协与抗争冲突的心路历程，以及日本军方对电影业的管制和中日观众对电影的不同反应。在我看来，该书中有几个议题值得特别关注。一是日本电影的“转向问题”。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晚期到三十年代初期是日本左翼的“倾向电影”高涨期，然而即便是在此时，日本政府和军部也已经通过战争题材电影向国民灌输仇恨中国的思想，但知识分子和评论家却认识不到这些被他们瞧不起的电影对改变国民精神状态的作用和军国主义文化降临的危险。而当“倾向电影”受到镇压之后，由于日本政府施行的“恩情主义”感化政策，很多左翼电影人很快转向为军国主义战争文化服务，转而积极制作鼓舞士气的“战意高扬电影”。佐藤认为，“在那些制作过‘战意高扬电影’的电影人当中，很难区分谁是真心，谁是赶流行，谁是不得已”（118页）。另外他提出了统治者对文艺家“转向”的接纳问题：“ 原应立足于右翼意识形态的‘满映’为什么会接纳原左翼的‘转向者’，并让他们身居要职呢？”（209 页）这就涉及统治政策中的人才使用问题。

另一个议题，是该书论述最多的围绕川喜多长政在上海“孤岛”时期的电影制作而产生的“亲日”问题。川喜多长政的国际主义与和平思想在中日交战的历史情境中显得幼稚与无奈，在日本侵略者与中国民众的反抗的历史情境中试图以多方妥协求得电影生存更是显得尴尬和艰难。由于他的努力，“孤岛”电影还是在炮声中发展，甚至出现了繁荣局面。但是，最为困难和敏感的问题是如何评价川喜多长政在日本军方对电影的战争政治宰制下制作的影片，以及如何看待在他个人感召下参与电影制作的中国人。佐藤极为细致地从这些影片从揭示出“苦心积虑地用暗示的方式表达了当时无法表达的一种隐藏的意图”（73页），以此阐释川喜多长政作为一个热爱中国的日本电影人的真实心态。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佐藤作为电影评论家在历史研究中的特色与功力：把还原历史情境与对电影文本的“症候式阅读”结合起来，在这些电影“显性文本”中出现的各种症候（如艰辛、痛苦、抽象话语等）发掘其隐含着“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的“隐性文本”。但是佐藤也很清楚，“不管怎么说，像这样披着战争宣传电影的外衣传递相反信息的做法不可能那么顺利，甚至很难讲‘懂的人自然会懂’，可谓是一种冒险的尝试……”（198页）另外，他还通过川喜多长政的目光而对孤岛中的中国电影人的处境和心态给予了最大的同情和理解，但是这样的理解恐怕是更难论证的。

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帕斯图罗（Michel Pastoureau）的“色彩列传”旨在从欧洲社会和文化角度出发，建立起一门欧洲的“色彩历史学”。读完其中的《黑色》（张文敬译，三联书店2016年8月）和《蓝色》（陶然译，三联书店 2016年8月），仿佛给过去通过阅读而建构起来的西方历史与社会政治图景增添了真正意义上的色彩：从古代到中世纪的色彩，启蒙时代的色彩等等。作者专门研究色彩、图画、纹章和动物的历史，实际上是把色彩的自然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最终的成果是色彩作为一种符号的人文历史。他在《黑色》的“导言：为色彩里传”中说这是要建立一门学科，这当然还可以商榷，但是他呼吁历史学家警惕脱离了历史背景的颜色概念会导致错误，的确值得我们重视。《蓝色》一书的“导言”题为“颜色与历史学家”，更明确提出色彩史说到底就是一部社会史，“颜色问题首先是并永远是社会问题”。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也充满了各种颜色、色彩的喻义，如扫黄、打黑、绿色组织、蓝营、绿营等，显然都无法脱离历史背景和社会问题来理解。

关于黑色作为一种色彩的历史，帕斯图罗为我们描述了一段颠覆性的历史进程：从一种色彩到不被认为是色彩，最后重新被承认为色彩，所反映的正是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变化。在书中我们可以深入地认识到“黑色”在欧洲文化史上所具有的复杂多元的象征意义，如丰饶、谦逊、尊严、权威以及其对立的意义（悲伤、丧葬、罪孽、地狱、死亡等），在我们面前打开的是一部黑色的社会文化史。与黑色相比，蓝色的历史似乎更具有戏剧性，从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看来的野蛮颜色到今天酸菜调查榜上最受欢迎的颜色，社会历史文化对其价值的形塑更为突出和鲜明。无论如何，对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帕斯图罗是很好的色盲检测者和治疗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