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岱峻：关于西班牙战争的几部书

西班牙内战（1936年7月17日—1939年4月1日），是由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扎尼亚领导的共和政府军与人民阵线左翼联盟，共同抗击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国民军和长枪党等右翼集团的战争。前者得到苏联与第三国际以及墨西哥等国支持，援助后者的有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等。

江山不幸诗家幸。战火硝烟催生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小说有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法国作家马尔洛的《人的希望》，西班牙作家卡洛斯·鲁依斯·萨丰的《风之影》，英国作家维多利亚·希斯洛普的《回归》，以及法国作家、哲学家阿尔贝·加缪的随笔，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诗歌；匈牙利摄影家罗伯特·卡帕的战地摄影，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和毕加索的雕塑与绘画。这些观点鲜明、激情洋溢的作品，昭示作者不同的政治立场：巴勃罗·聂鲁达和毕加索分别是智利与法国共产党员，海明威是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作家，阿尔贝·加缪是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乔治·奥威尔是反对专制独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的《动物农庄》《1984》有人认为矛头直指苏联。

相较于文艺家的激情与文艺作品的丰富，学术界略显沉默，尤其是历史学阐释滞后。笔者以为有如下原因：西班牙内战夹在一战和二战之间，易被忽视或一笔带过；这场战争，牵涉国家与人口数量多，牵涉各方势力与利益复杂；战争涉及观念冲突与思想交锋，难以厘清，殊难定论；有些问题，至今仍未脱敏。

海面下的冰山，总会有浮出水面的一天。这些年，有越来越多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作出版，并被译介到中国。以2016年为例，先后有美国历史学家斯坦利·G.佩恩与英国学者伯内特·博洛腾的同名著作《西班牙内战》出版，有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致敬加泰罗尼亚》再版。

一

1931年，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退位，共产党和社会党赢得国会多数席位。那时，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使西班牙国内社会动荡，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迅速蔓延，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相互角力。新政府实行土地改革与宗教改革，限制和铲除教会势力。但在1933年国会改选时，右翼掌握了议会多数席位，新上台的政府镇压罢工工人，死伤下狱者逾万。于是，在1936年西班牙议会再次改选时，情况发生逆转，共和党左派、社会党以及共产党组成的联合阵线大获成功，重新掌权。这场胜利，与总部设于苏联莫斯科的第三国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俄，是各国左翼政党的大本营。西班牙新政权上台后，特赦政治犯，加速土地改革，推广全民义务教育，实施政教分离……仅四个月，“有161座教堂被烧毁，死亡269人，1287人受伤，213人被谋杀，总罢工113起，部分罢工228起，扔炸弹146起”。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多数学校由教会主办，教会在农村影响极大。右翼感觉到“财产、信仰、祖国都岌岌可危”，遂煽动民众组织“长枪党”，与左翼势力对抗，一时间社会秩序失控，冲突逐渐升级。1936年7月17日，以佛朗哥为总司令的摩洛哥西班牙非洲军团哗变，打出捍卫天主教、消灭布尔什维克的旗号。佛朗哥认为，只要达到“恢复秩序”最终目的，作为手段的杀戮必不可少。因此，这场内战一开始就十分惨烈，且很快就遭到外国势力干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分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开始干预，目的是消灭西班牙的民主，为将至的战争抢占一个战略要地，并顺便在那些无助的人们头上试用他们的轰炸机。俄罗斯人以拨少量武器换取了最大程度的政治控制”。

希特勒派遣军机，空运佛朗哥的非洲军团到西班牙本土。入侵西班牙的欧洲法西斯军队达33万，其中意大利军10万，德国军队5万，摩洛哥与葡萄牙军队17.5万；共派遣飞机1200架，坦克4000辆，大炮2000台，把西班牙变成新式武器及战略的实验地。1937年4月26日，德国纳粹“秃鹰军团”的轰炸机，悍然轰炸西班牙巴斯克省格尔尼卡城。经过德军两个半小时的轰炸，圣城格尔尼卡成为一片废墟。毕加索的那幅传世经典《格尔尼卡》，就是以立方主义、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画风，表现遭受空袭的格尔尼卡受难者的痛苦与施暴者的兽性，抗议德、意法西斯首开人类战争史上对平民的大规模轰炸。

早在1935年，第三国际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咄咄逼人，就提出建立人民阵线，团结无产阶级及一切进步力量，共同抗击法西斯势力的号召。苏联是当时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西班牙内战之初，参加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签署的《不干涉协议》，只是通过向国内工人募捐筹集物质暗中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1936年8月，苏联改变态度，开始提供军事支持，第一批军事物资很快运达喀他赫纳港口。这场战争，西班牙共和政府进口的飞机60%来自苏联，20%来自法国，4%来自捷克。苏联还派出约2000名的军事顾问到西班牙帮助共和政府建立共和军，训练飞行员、坦克手、步兵，参加制订共和军的军事行动计划，并对参战的国际纵队提供政策指导、军事培训、宣传和情报等。

国际纵队，是由法共总书记、第三国际执委莫里斯·多列士建议，第三国际出面在各国招募的国际志愿者。1936年10月，第一支唱着《国际歌》的国际纵队来到西班牙，先到马德里东南440公里的阿尔巴塞特报到，然后分配到附近的小镇接受短期军训。在整个战争期间，“大约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4万名志愿者”，总共成立7个国际纵队，共有24个营和1个编入西班牙第八十六纵队的国际营，其命名有加里波的、台尔曼、夏伯阳、密茨凯维支、多姆勃罗夫斯基、亨利·巴比塞、季米特洛夫、林肯、马克西姆·高尔基、卡尔·马克思营等。

那些训练国际纵队的小镇，集中了全世界的左翼力量，包括作家诗人音乐家画家建筑师厨师，多数志愿者平生第一次拿枪，他们在苏联教官的指导下，学会瞄准射击。时在马德里的智利领事馆工作的聂鲁达，在《国际纵队来到马德里》一诗中写道：

早晨，一个寒冷的月份，/挣扎的月份，被泥泞和硝烟污染的月份，/没有膝盖的月份，被不幸和围困折磨的悲伤的月份。

……这时候，冲破马德里寒冷月份的霜冻，/在黎明的朦胧中/我用这双眼睛，用这颗善于洞察的心灵/看到赤诚、刚勇的战士们来了/他们岩石般的纵队/机智、坚强、成熟、热情。……

你们庄严隆重，蔚蓝的眸子来自远方，/来自你们的角落，来自你们失去的祖国，/来自你们的梦乡/满怀着燃烧的柔情，肩扛着步枪，/来保卫西班牙的城市/这里遭围困的自由正被野兽吞噬/会倒下和死亡……

倒在西班牙战场上的国际纵队战士有7000多名，其中有第十二国际纵队司令、匈牙利作家马泰·扎尔卡，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汉斯·拜姆勒，英国营政治委员、作家和历史学家拉尔夫·福克斯，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乔治·布朗，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尼诺·纳内蒂，第十三国际纵队政治委员、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勃拉戈耶·帕洛维奇等。

二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国际志愿者，有中国人。有人估计“近百余人”，1939年《新中华报》编者认为有“数十人”。总之，他们是以不同的动机从不同的地方到了西班牙，然后又分散在各个不同的部队。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幸亏也有有心人。

2001年，台湾出过一本非虚构作品《橄榄桂冠的召唤》（台北人间出版社），作者邹宁远、倪慧如是一对出生于台湾的旅美华裔科学家夫妇。2013年，此书经台湾作家陈映真推荐，以《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为书名在大陆出版了简体字本。作者为探寻国际纵队华人志愿者踪迹，曾多次自费赴欧洲考察，且数次造访中国大陆，探访这些人中的幸存者与知情人，发掘出了其中13位有名有姓的华人志愿者的故事。

内战爆发三个月后，旅居法国里昂的山东人刘华封就来到西班牙，担任护士志工。谢唯进是四川璧山人，勤工俭学到欧洲，毕业于德国哥尼翰大学，1926年1月加入旅欧中国共产党。战争爆发第二年，他把12岁的儿子托付给朋友，从瑞士奔赴马德里，进入奥地利军团机关枪连任士官。战败后，他被关进法国的集中营，直到二战爆发后才返回重庆，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工作。“‘文革’时，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谢唯进也逃不掉屈辱。”张纪是湖南人，毕业于上海复旦中学，1918年赴美留学，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矿冶工程系，大学毕业后在奥立佛矿场公司任矿冶工程师。37岁那年，投奔西班牙战场，加入国际纵队美国林肯营。陈文饶是广东台山人，少时移民美国，1937年搭船来到西班牙，加入美国林肯营，1938年4月在甘德萨战役中阵亡。刘景田与张瑞书，是在一战期间被欧洲协约国从山东招聘到法国的华工，一战后成为法国雷诺汽车厂的职工。西班牙内战爆发，他们报名上前线，被指派当担架兵。撤出西班牙后，他们回到中国，投奔延安，加入中共。张阿金二十来岁那年，因为搞工运，被国民党当局追捕。紧急关头，他溜进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艘法国货船。货船到达法国后，他下船偷越法国边境，到达西班牙北部。他在阿斯杜里亚斯省参加了矿工的反法西斯部队。1937年10月法西斯军队占领了西班牙北部，张阿金在密阿勒斯被俘……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的另一线索，是寻访离开西班牙的国际志愿者，转赴中国抗日战场的外籍医生（中国人称“西班牙医生”）。1936年，加拿大的白求恩第一个来到中国。1938年3月抵达延安，第二年在为病人动手术时不慎感染得了败血症，病逝中国。作者写道，像白求恩一样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后来又转赴中国抗日的外国志愿者，还包括印度尼西亚华裔医生毕道文、德国医生白乐夫、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印度医生爱德华等二十多位医生和护士，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会让读者看后唏嘘不已。这是一批理想主义者，作者在书中写道：

经过彻夜的爬山，次晨格雷伯他们终于翻越了比利牛斯山。当西班牙领队说，他们脚下踩的就是西班牙的土地时，“几乎是直觉的反应，大家一起开始唱《国际歌》！”格雷伯无限怀念地说，“二十几国语言，一齐唱着同一首歌，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以后我再也没有这种体验了。”

那时候的人对信仰有着纯粹的信任与投入，做最纯粹的奉献。虽然信仰可能是盲目的。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彰显了作者“四海一家”的国际情怀与理想主义。

三

苏联作为西班牙共和政府最有力的援助者，对第三国际和西班牙左翼政权有极大的影响力。战争爆发后，苏联以志愿兵名义派出国际纵队，其中有1000名飞行员。除了直接参战，打击佛朗哥及其法西斯势力，也把秘密警察（内务人民委员部）制度带到西班牙。斯大林传记的作者写道：“他把政治警察特务、搜捕异端及清洗专家和军事指导员一起派到了西班牙，他们在共和军中建立了自己的恐怖统治。”在同一战壕中，西班牙共产党与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斗争此消彼长。左翼集团内部的共产党、社会党、工人党的冲突对立无了无休。

1938年，战争还未结束，奥威尔即写成非虚构作品《致敬加泰罗尼亚》。作者以亲身经历揭露，“报纸上说这场战争是‘为民主而战’，这明摆着是骗局”。当战事爆发，乔治·奥威尔即要求参加国际纵队。英国共产党书记哈里·波利特以其政治不可靠而拒绝了他。奥威尔转而找英国独立工党，工党把他介绍给西班牙盟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简称马统工党）。马统工党，是受托洛茨基第四国际影响，具有反斯大林主义性质的政党，有四万多党员，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奥威尔到了西班牙，先在阿拉贡前线待了近六个月，直到在韦斯卡被敌方狙击手打穿喉咙而不得不住院疗养。当他从前线回来，“政治上清醒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两败俱伤的战争，而远非同佛朗哥的战争。”仅一次左翼内战就有四百人死亡，一千人受伤。这种左翼间的“武装冲突”，“全国处处可见”。左翼内斗巷战的俘虏，都被关入监狱，“监狱里人满为患”。国际纵队也有人因“政治经历可疑”被追捕。秘密警察甚至到医院里抓走原为同一阵营的伤兵。

《致敬加泰罗尼亚》成就了作家奥威尔，有历史学家将其奉为关于西班牙内战的重要文本，《纽约客》杂志称其为“现有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最好的书”。奥威尔后来所写的反乌托邦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动物庄园》，正是基于对西班牙内战的反思。此书的中译本，原书名《向加泰罗尼亚致敬》，2006年3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以《致敬加泰罗尼亚》为书名，出版了另一种译本。

四

1938年底，国际志愿军离开西班牙。次年1月，巴塞罗那陷落于佛朗哥之手。3月，佛朗哥军队进驻马德里。4月1日西班牙内战结束，佛朗哥独裁政权建立。

2016年，中信出版社推出美国历史学家斯坦利·G.佩恩的《西班牙内战》，作者是研究西班牙现代史的知名学者，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执教；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西班牙皇家历史学院马德里分院院士。《西班牙内战》全书十七章，详细梳理了战事的起因、政权变换、二次重要战役的转折，以及国际大国的作用与影响。作者从西班牙内战发生的各种因素入手，对于左翼民主政权的成立到后面开始逐渐变质展开详细叙述，对交战双方无论是“共和军”与“国民军”，还是夹杂其中的各方复杂势力，都力求评价公允。

作者指出，在革命开始之时，西班牙激进的左翼势力就起了暴力运动的示范效应。重新执掌政权的左翼人民阵线，“没收土地的运动——部分由政府当局主导，其余由革命团体实施——快速推进，政治暴力时断时续、愈演愈烈。”同时政府加强对右翼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的镇压，导致这些党派积极开展秘密活动，终于由一起右翼军官被暗杀而引发了内战。

这场内战，并非双方实力的抗争，是由各自所取得的国外援助力量的大比拼。佛朗哥之所以能成为乱世枭雄，结束战争，不仅有国内反动武装力量的支持，也得到德国、意大利等国法西斯的支持，而英国、法国等国以不干涉的政策禁止出卖武器，其实是对佛朗哥的纵容。佛朗哥的最后成功，还得益于左派内部分歧过大，政府权威丧失，军队缺乏战斗力。书中有一专章题为“恐怖”，作者认为，战争总是残酷的，更残酷的是欲望与野心。为着各自的政治目的，双方的政治处决贯穿整个内战的始终。“战争的结局是大批生命的逝去，是人类无尽的痛苦、社会和经济四分五裂，文化遭受扭曲与压抑，国家政治发展被中断。”作者梳理内战，没有放过配合战争所进行的政治宣传与文化动员。如介绍关于这场战争的小说，马尔洛的《人的希望》，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等。

这是一场西班牙史上最血腥最残酷的战争，交战双方都有虐杀战俘的行为。据不同的数字统计，在内战中佛朗哥的国民军派杀害共和派约11万至20万（包括战后白色恐怖中枪杀的5万人）；共和军曾处决大约5.5万名国民军派人士，其中备受争议的是攻击天主教教会，杀害约7000多神职人员，其中有13名主教、4172名教区司铎、2364名修士和283名修女。但三年内战到底死了多少人，众说纷纭。斯坦利·G.佩恩在《西班牙内战》中给出的结论是，“内战总共夺去了约34.4万条性命，接近总人口的1.4%，这还不包括1936—1939四年间少出生的几十万人”。

二战中，佛朗哥主导的西班牙政府在两大阵营间游移，避免卷入内战。战后，推行“国家主义”，利用国际形势发展西班牙经济。直至1975年佛朗哥逝世，其指定的王位继承人胡安·卡洛斯登上王位，西班牙才结束独裁统治，逐步进入现代君主立宪制国家的行列。坦利·G.佩恩认为，残忍的独裁者佛朗哥之所以没有被后人像希特勒那样记恨，也许是他没有参加二战，用谋略避开惨烈的战争。

2017年1月，新星出版社引进出版了伯内特·博洛滕的三卷本《西班牙内战》。皇皇巨著，不同于多数同类著作，集中在佛朗哥一派着墨，而是独辟蹊径通过揭示共和派控制地区的真相，从而复原西班牙内战的全面景象。

伯内特·博洛滕（Burnett Bolloten,1909-1987)出生于英国，后因不愿继承父业，到地中海地区旅行。行至巴塞罗时逢西班牙内战爆发，遂以美国合众社特约记者身份报道战况。战后至墨西哥跟踪采访数年。1949年定居美国，从事过加利福尼亚的房地产业，曾在斯坦福大学短期任教，但几十年来始终关心西班牙内战并悉心搜集史料。自七十年代开始，博洛腾先后完成《精心的伪装》《西班牙革命》两部分，直到1987年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星期，才将《西班牙内战》完成。

作者写道，1936年7月的军事叛乱所引发的群众革命，戏剧性地改变了共和派控制区的政治结构。无数个城镇和乡村突然出现革命委员会，形成了主要由工人组织掌控管理的新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权力。博洛滕笔下的西班牙内战，是一种“精心的伪装”。其时，共和派阵营的内部，派系林立。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第三国际）、社会工人党、马统工党、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此争彼斗，势同水火。参战者除了本国人，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军事顾问、外交官和“国际纵队”。人员构成有工人、农民、政客、文学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其中不乏野心家与狂暴分子。而政局战事几乎全被世界强国与强人操纵，如斯大林、希特勒等。

西共在苏联精神与物质援助下，在争夺对左派阵营的政治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中，逐步消灭或兼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党人和自由共和派人士等盟友，力量不断壮大，影响日增，几乎控制了公共生活的每个方面。作者写道：“5月事件以后的几周、几个月内，加泰罗尼亚所发生的——这里以前是CNT—FAI（极左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党）的权力中心——除了消灭农业集体组织，是随意捕人、在秘密监牢里关押、拷打、绑架和刺杀，那种CNT—FAI在革命高潮时有过的自发性的、无针对性的恐怖，此时让位给西班牙共产党更精心布置、更有针对性、因此更可怕的恐怖。”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后是便宜了独裁者佛朗哥。

1936年10月，西班牙曾将从菲力二世时代就掠夺积累的黄金一半以上秘密运入苏联，一方面购买武器，一方面有战乱托管之意。作者在《西班牙内战》的第十四章写道：

（1936年）十月二十五日，七千八百箱黄金装上四艘苏联商船运往敖德萨，并于十一月六日至十日在莫斯科移交给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贵重金属局。……

黄金储备安全运到肯定使斯大林感到高兴，因为他已经开始向西班牙运送武器，只有通过实际占有黄金才能让他对付款放心并且确保他拥有政治影响力。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声称，“当……得知西班牙政府愿意将西班牙国家的全部积蓄托付给斯大林时”，他和罗森堡大使“大吃一惊”。据奥尔洛夫说，斯大林为庆祝黄金运到莫斯科举行了一个由政治局委员出席的盛大宴会，他在宴会上用一句俄国谚语表达了他的意思，“西班牙人再也看不见他们的黄金了，就像他们看不见自己的耳朵一样。”

作为同一题材的研究者与书写者，历史学家斯坦利·G.佩恩对“业余作者”博洛滕的这部《西班牙内战》推崇备至：“本书不仅是一部更为厚重、更加完整的研究著作，而且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几乎属于权威性的、颇有新意的描述，第一次从头到尾、细致入微地对西班牙革命和共和派控制区的政治活动进行了全面而准确的考察。它竖起了一座将使未来的研究者永久受益的学术丰碑，同时也为作者的不懈努力竖起了一座纪念碑。几乎没有什么人曾经在如此重要而艰巨的事业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历史，如同迷宫般的洞窟，充满无数的偶然。走进一个洞，前面有无数条岔洞。就像史景迁所说，历史学家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在千丝万缕，斑驳复杂的历史面前，每一个人都只能看到一个面向。但就像盲人摸象，或其状如墙（肚皮），或其状如锣（耳朵），或其状如柱（象腿）……更多一些摸象人，说出各自所见，围观的智者庶几能不断地逼近真相。

（本文原题《遥看海上冰山——关于西班牙战争的几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