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公馆·书声·花香

上周六下午，我去了思南公馆。

思南公馆在时尚的语境里并非特指某一座公馆，而是一个街区的标签。美女画家郑蓉蓉在那里租了一套联排式别墅，紧贴复兴中路街面，位置极佳，在阳台上可以看到马路两边披满嫩绿叶芽的法国梧桐，还有对面复兴公园的一角。那天，郑蓉蓉为卢治平举办一个小型的版画展，不少好友前来祝贺，门口铺了红地毯，阳台上鲜花盛开，香槟酒冒着虾眼细泡，一只小蜜蜂在奶油蛋糕上盘旋。这幢三层楼的洋房里共有十多间房间，摆放着许多“后现代”的古典家具，明式圈椅被漆成乳白色，红色玻璃壁灯十分性感，女主人的审美趣味让人捉摸不定。

思南公馆原名叫义品村，在思南路和复兴中路的交汇处。思南路原名马斯南路，1914年由法租界当局开辟，为纪念以《沉思曲》闻名于世的法国十九世纪浪漫派作曲家马斯南而命名，1945年改名为思南路。

这个小洋房集中的区域现在成了比新天地更“潮”的地标，时尚外表下的沉睡着不少故事，柳亚子、程潜、梅兰芳、曾朴、薛笃弼、李烈钧等名流曾在这里居住。87号的梅华书屋是梅兰芳的故居，他于1932年入住，1936年在此处接待过喜剧大师卓别林，抗战时期也在此隐居。为拒绝参加“大东亚战争的胜利”的庆祝演出，他不惜拿自己的身体当赌注，请医生打了三针，果然“高烧在床”而不能出门。而今拍卖会上偶有现身的梅兰芳手绘折扇，寒冬绽放的红梅鲜艳夺目，风姿绰约，大约就是在这里画的。思南路81号是《孽海花》作者曾朴的故居，他对马斯南路有着别样的深情，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法国公园是我的卢森堡公园，霞飞路是我的香榭丽舍大街，我一直愿意住在这里，因为她们赐予我美好的异域感。”思南路61号是大律师薛笃弼的故居，四十年代末江山易帜前夜，辞去南京政府要职后在沪当律师的薛笃弼，拒绝国民党政府的邀请，选择了新政权“明朗的天”……

读中学时，我常去二医大游泳，途经此地，觉得法租界的住宅房子就是比英租界的好，用料讲究、设计精巧、细节处理考虑人居体验，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十分妥帖，又因为大隐于市的幽静，有很好的绿化，即使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年代，一切保存得还算完好。有时候微风拂动了湖绿色的窗帘，屋里飘出若有若无的钢琴声，我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靠在梧桐树上听一会。

在这片区域里还值得注意的是思南路51号至95号，被融入红色资源的周公馆向市民开放。靠马路一边悉心围起来的竹篱笆努力维护着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风景，拉毛水泥外墙的爬山虎一片葱翠，赏心悦目。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它结束后的十年里，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得到了喘息与崛起的机会，法租界在获得第三次扩张之后，向西推进的边界也突破了今天的重庆南路，延伸到常熟路一带。公董局董事会以立法的形式通过一个决议，以霞飞路、辣斐德路、金神父路、吕班路为边界的区域内建造一个现代化的住宅区，这也是上海第一片经过精心规划的住宅区。公董会还规定这片区域内只许建造西式房屋。接下来，从规划到营造、施工，让人们看到了巴黎的霍斯曼式城市更新与改造在东方上海的延伸。

思南公馆就是这个区域的中心，由法国义品洋行建筑部的建筑师奥拉莱斯设计，所以它有个貌似中国化的名字：“义品村”。被绿树掩映的23幢独立式住宅建筑涉及8种样式，包括独立花园别墅、联排别墅、新式花园里弄等，有几幢房子还“相当执着”地体现了乡村别墅的风格。在上海近代史中被列为最具代表性的十种建筑类型，除了石库门和高层公寓外，在这里都能见到。红瓦屋顶，赭色百叶窗，花园里有郁郁葱葱的树木。

从建筑史的维度观照，在一个面积不算大的街区里，思南公馆默默地担当了一个基因守护者的角色。

我在一份史料中还得知，当初法国公董局要求在马斯南路这一带的建筑都能配备世界上最先进的卫生、取暖和厨房设备。特别是思南公馆，严格规定不能开设超过两开间面门的商店，尤其不能出现可能产生油烟的饭店。但有两种设施必须配套，一是学校，一是教堂。这里的学校就是后来思南路幼儿园，教堂是1933年由法国华侨筹资建造的圣伯多禄教堂，拜占庭风格，到今天还在。宗教与科学，是法国人治理城市的精神源泉。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历史研究院院长熊月之先生对此评价：“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有中有西，有土有洋，中西混杂，现代与传统交叉，都市里有乡村的内容和基因。”

说白了，思南公馆就是在上海近郊的乡村背景下诞生的。

后来见到了原卢湾区的一位领导，他告诉我：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建国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品义村的人居密度不断增加，建国前是平均每幢2户，到了上世纪末为平均每幢14户，有的甚至高达17户。居住密度高、配套设施差、违章搭建现象严重、景观破坏大，不但居住条件无法改善，建筑本身也处于不断遭受破坏之中。

根据1999年开始实施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和《上海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思南路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成为上海市区内划定的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之一。义品村尽管在规模、居住档次上并非是当时最大、最考究的，但作为群体所形成的环境，尤其是多个花园形成的共享绿化空间，在上海滩极为独特。这应该就是脱胎为思南公馆的价值所在吧。

不过在上海房产市场高歌猛进的背景下，思南公馆的改造倒是很低调的。前几年与太太偶然经过这里，发现这一片房子被一人多高的铁皮围了个密不透风，黄昏时分特别寂静，通过一扇虚掩的小门钻进去，看到所有的房子都在装修，碎砖破瓦堆得山高，门窗等物拆得一天世界。我跟太太说，看来这里将是另一个新天地了。

从动拆到改建，花了十一年，每一步走得小心翼翼，几乎看不到媒体对此事的报道，突然有一天，如新娘揭开了盖头，让人惊喜莫名。

思南公馆正式亮相后，我与太太多次光顾，喝过咖啡，吃过西餐中餐，买过书和画册，也买过一件羽西品牌的漆盘，在龙门雅集的画展流连忘返，当然也让太太在洋房的弧形楼梯上面拗过造型拍过照。后来我还与漆器收藏家刘国斌、女中音歌唱家王维倩在那里做过一场大漆艺术的讲座，上海老歌与当代漆艺的混搭果然让听众惊艳了一把。更多的逗留，是我在那里采访一些艺术家，咖啡、惠风、鲜花，谈着谈着就会偏离主题。

开发商在每幢洋房之间留足了空间，还设计了流动的水景，透气，轻松，富有异国情调，双休日可以看到情侣们在此拍婚纱，喜欢闲荡的老男人坐在露天咖啡座里发呆，或与老外搭讪。在直弄与横弄的交会处，还有一件不锈钢鹿首雕塑，醒目地反射着每个凸面变了形的光与影。

思南公馆的每个细节似乎都在提醒人们，抛却烦恼，穿越时空，进入上海往事的怀想之中。但是无庸讳言，定位与现实的差距，又逼得思南公馆必须通过寻找新的引爆点来激发内在活力。上海作家协会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在这个场景里实现了作者与读者的深度对接，这就是文学会馆和作家书店的进驻。

文学会馆的琅琅书声抑扬顿挫而不夸张，整修过的老洋房恰如一个迟暮美人，从午睡中醒来。我在文学会馆参加过几次读书会活动，有时是主角，有时是配角，有时是嘉宾，有时是听众，高山流水，春风拂面，时光在书脊上流逝也是愉快的。有一次两位美女粉丝还向我献了花，让我不知所措。读书会的讲座有通俗的，有也专业的，即使在纯文学界面讨论小众作家的作品，也会有忠实粉丝如约而至。读书会为思南公馆带来了一种生动气息，一个温馨场景，一种值得期待的可能，眼神与心灵在此放电、碰撞。

文学会馆的木牌挂在红砖墙上，也许是这里最不起眼的标牌，但一次性吸引的人肯定最多。文学的精神为这个时尚地标增加了内涵和号召力。

上海走到今天，应该而且可以将最好的地方腾出来，安放一张书桌。

去年我从媒体上获悉一组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世界人均读书量排名前5位的国家是:俄罗斯54本，以色列50本，德国47本，日本45本，奥地利43本。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人均64本。当然也有关于中国的数据：人均4.35本。这是一个让人脸红的数字。

也许有人会说：互联网时代，我们每天从手机上收获的信息量就可能超过一本书。但碎片化的阅读让人趋于浮躁，一目十行，过目即忘，不少人光看标题不看内容，立马转发或吐槽，图的就是一时之快。不用心的交流能收获真诚而深刻的成果吗？手机阅读当然可视作快餐时代信息交流的捷径，但作为个人修为的读书，应该有固定的、传统的姿势，那就是思想者那种静默而放松的姿势。

也是去年，上海书展期间，有关方面评选出“十大年青读书会”，比如复旦中文博士读书会、公益书虫读书会、季风普通读者读书会、长宁英文读书会、国学新知读书会、风铃草读书会等，我曾经在其中两个读书会里做过讲座，听众很早就进入会场，哪怕雨天。整个过程中他们极其认真，进入互动环节后提问也相当到位，令我非常愉快。

也许是一种溢出效应的作用，现在各种形式的读书会正在渗透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大隐书局、朵云书院、建投书局、钟书阁等新生代实体书店，小型、专题，形式多样的读书会很受读者欢迎，在年度“排片表”上排得满满当当。讨论文学当然是根本任务，但同时也兼具社交和休闲等功能，有书，有茶点，有花香，也有美女，读书不再拘泥于正襟危坐，小小地作个秀，激发有节制的尖叫，这也许构成了新时代上海的书声。

我不排除偏见地认为：思南读书会——它已经跨越了一百期大关，是上海读书会中具有高质量的，也是具有很强号召力的。它将中外知名作家请到现场，把自己的欣喜、烦恼、困惑以及追索向大家倾诉。“我像做梦一样，在以前他们是那样的遥远，神秘而冷峻，也许还有点神经质，没想到我可以向他们提问，而他们就谦逊地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这是一位读者对我说的。

这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优势，也是创办人兼主持人之一的孙甘露的优势。在今天，资源是一个重要砝码，文学也需要它。氛围也很重要，上海有读书的传统，鲁迅、巴金、施蜇存、黄裳等大师的家差不多就是一个读书沙龙。有人认为上海的文化界有圈子，呵呵，这个圈子现在越来越大了，能容纳所有的读书人。我相信所有的参加者，都会在离开思南读书会后增加自己的购书额度。

思南公馆的场景也说明，读书的种子在上海是不会死的，鲜花的重放不是因为法国人堆积的土壤，它更像一棵长春藤，一路攀援到了老洋房的红墙上。

不久前的一天，我与太太在微冷的秋雨中走进了思南路上的周公馆，工作人员告诉我，因为思南读书会，他们在周末接待的参观人数明显增加，最多一天超过一千人。“都是读书会结束后顺便来这里看看。”

我们走到三楼，一间十多平方米的三层阁，光线昏暗，陈设简陋，那是董必武的办公室兼住处，他在那里与工作人员开会，有时也一起读书。在展厅里我们还看到一份大公报的影印件，一则新闻报道的标题做得很有意思：《花枝招展的女记者中，走来了朴素的邓颖超》。我和太太并肩站在阳台上，恍惚听到那幢带回廊和百叶窗的两层小楼内传来的读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