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立华：老龄化人口是社会的负担吗？

我们国家从2000年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尤其在农村社会，老龄化表现得更加严重。从人口结构的变化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是非常快的，而且老龄人口总量也非常大。2015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是2.21亿，到2050年将达到4亿多，规模非常庞大。社会如何认识老龄人口以及如何服务老龄人口，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目前对老龄化现象的研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老龄人口被看作是一个问题化的老龄群体。关注、研究老龄化的学者都希望社会投入更多资源服务老人，在医疗资源、福利以及养老服务上都投入更多资源。在这样的不断要求下，造成社会认为老龄群体是非常弱势的群体，这在无形中给老龄化现象笼罩了一层“问题化”的浓雾，而且给老年人的形象蒙上了一层消极的色彩。

通过对以往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这种问题化倾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医疗、养老保障系统负担为视角的老年人口研究。在个体层面，关注点更多放在老年人口的失能、半失能等问题，宏观层面则普遍担心养老金体制是否能够维持得下去。

第二个是对人口红利消失的担忧。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迅速减少，现在我们有9亿多劳动力，2030年以后变成8亿多、7亿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对整个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看要延迟退休，保持劳动力人口的优势。

第三个是从家庭赡养和青年一代的负担角度出发的担忧，比较关注“空巢家庭”，以及“四二一”家庭模式给子女造成的养老负担。

这样一种问题化的研究给社会造成一种印象或认识，即老龄化人口总体来说是社会的负担。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一开始“问题化”的研究是一种策略，是为了使社会关注老年群体。当社会开始关注这一群体的时候，政府建立了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养老体系来保障老年人群体的利益，这对老人福利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这种效果不断累积到一定程度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随着老龄化现象的加剧，广泛地影响了大众认识，“问题化”研究负面的外部性效应逐渐显现，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对老年人口的歧视，第二是原有的福利政策因社会歧视的产生而有所抵消，老人福利事业可能出现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趋势。

从中国来说，强调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多方面协调配合，逐步发展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责任共担的合作机制”。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本世纪已经出台了200多项政策。结果怎样呢？

从社会认知层面看，过多强调老年人带来的社会问题会让公众对老年人的角色定位倾向于负面。当实际社会资源缺乏时，不同年龄群体之间需要针对某一资源进行争夺，其他年轻群体就容易对老年福利制度产生抵触情绪，阻碍原福利服务的实施。从社会效果来看，不断地把老人群体作为弱势群体，容易对他们造成歧视，农村不断出现虐待老年人的情况，与这样的社会效果是相关的。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要不断发掘老年人社会价值，即使60岁退休以后，老年人还有20多年的生活时间，怎么在生活中不断挖掘他们的社会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从市场层面，以劳动时间为核心讨论老年人生产劳动与宏观就业状况、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职业领域对老年人延迟退休的接纳程度。

第二，从家庭层面，以生活照顾时间为核心讨论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生活需求与老年人生产性参与的可行性。

第三，从社会层面，以社会活动时间为核心，讨论老年人生产劳动对老年人社会参与行为的影响。通过挖掘老年人的生产性角色和价值，进而在合理的社会结构当中，为他们有机地构建出基于平等角色的福利资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注重对老年人价值的回归，但是并不是要否定对老龄化现象所导致的问题的分析。

在未来的老年或老龄研究中，应当适当偏重于价值分析，加强对老人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价值的关注，通过挖掘老年人在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特殊的生产性价值、社会参与价值和文化影响价值，以平衡以往老龄研究中“问题化”所造成的意外的负面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文化特色，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老年学研究，实现老龄化研究的本土化转型，从而重建社会对老年人口的价值化理解。

[本文根据2016年12月10日江立华教授在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修改而成。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清华社会学（Tsinghuasoc），原题为《江立华：人口老龄化问题与“问题化”》，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