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再出发｜专访郑永年：中国步入第三次开放，强国关键是规则制定权

“前一百年，中国主要解决革命和建设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强起来的问题。”日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说。

郑永年表示，扶贫阶段完成后，共同富裕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已经迈入“第三次开放”，不仅是主动开放，也是诸多领域的单边开放。中国要继续保持开放，才能化解美国两极分化世界的企图，同时要争取国际话语权和掌握规则制定权，变被动为主动，让中国真正与国际社会和市场接轨，是中国成为强国的关键。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受访者供图

第二个百年：解决强国问题

澎湃新闻：当前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将如何应变，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

郑永年：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实际上是国内国际环境引起的，对国内来说，前面一百年主要是革命、建设，毛泽东先生解决了我们站起来的问题，邓小平先生解决了我们富起来的问题，下面要解决强起来的问题，这是前面的一百年。

在下一步的发展过程中，我国需要把政治、经济、社会这三个主体间的关系处理得更好，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政治主体、企业资本是市场主体、老百姓是社会主体。

作为政治主体的中国共产党，要协调好社会跟经济这两个主体间的利益关系，既不能被民意牵着走，演变成民粹主义而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能被资本牵着走而导致社会经济的失衡。要做好这一点，共产党自身的体制能力、变化能力、协调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一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停止过对社会主义的探索。现在我们到了下一步，就提出了共产党第二个百年的社会主义如何定义、实践的问题。

十九大提出中国未来“三步走”，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共同富裕”是一个核心内容，将其提到议事日程就是在这个新时代重新界定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执政基础。扶贫阶段完成之后，共同富裕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强大的推动力。

澎湃新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了“十个坚持”的经验概括，最后一条是“坚持自我革命”。如何理解这条经验的重要意义？

郑永年：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展了全国范围、全党范围的改革。反腐败斗争也是一种自我革命，包括在政党的宪章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它在不断地改变自己。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文明现代化的体现以及中国历史和文化现代化的体现，我认为政党的发展只有体现出文明的特色才可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否则的话只能是昙花一现。

纵观人类历史，既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又保持可持续的社会稳定，是并不多见的。中国能实现稳定与发展的动态平衡，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提供了可持续的制度支撑与领导主体，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仍然需要与时俱进深化改革，创造新制度优势，释放新治理效能，继续为国家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制度支撑，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提升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第三次开放”：掌握规则制定权

澎湃新闻：您提到，中国已经形成“第三次开放”，包括提出了“双循环”和“制度性开放”等概念，以及面向国内国际的一系列实践。跟前两次开放相比，“第三次开放”有什么不同？

郑永年：尽管官方上没有“第三次开放”的说法，但我觉得从大的历史来看，中国从近代以来已经走过了两次开放，现在进入了“第三次开放”。“第一次开放”是鸦片战争以后的被迫开放，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第二次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的主动开放，成果非常巨大，短短40多年，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现在的“第三次开放”不仅是一场中国主动的开放，而且是诸多领域的单边开放。什么叫单边开放？就是不管你开不开放，我都开放。从内部来看，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双循环”“制度性开放”，实践上，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海南自由贸易港都在发展。从国际层面来看，我们的动作更多了，和东盟国家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明年1月1日就实施了。我们也已经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第三次开放”具有深刻的国际和国内时代背景。在国际层面，我们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内层面，我们已经走完了简单的数量扩张性的经济增长，要进入质量性的经济增长。

那么，“第三次开放”的目标是什么？我想不仅仅是传统上投资贸易的数量和质量问题、技术升级和创新问题，更重要的是方方面面的话语权和规则问题。

澎湃新闻：您也反复强调过，中国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来化解美国两极分化世界的企图，中美竞争的核心是规则制定。中国具体应该怎么做？

郑永年：现在美国想搞一个世界、两个体系、两个市场，一个体系和市场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个体系和市场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也就是世界的两极化，类似于以前美苏冷战的格局，那是一个非常丑陋的世界。

我个人觉得两极化对中国是最不利的，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化解美国两极化世界的企图，我们还是要承认一个世界，一个体系。

开放非常重要，而且开放对技术的发展也颇为重要。领导人一直强调新型举国体制，也就是在开放状态下的自主创新。我们还是要欢迎美国资本、欧洲资本进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大家要以大国心态来看大国关系，才能把握住发展机遇。最重要的是，对规则制定权的竞争是今天国际竞争的核心，更是未来中美竞争的核心。

所以我们下一步要改革行政体制。从“双循环”战略来看，内循环的核心是统一国内的规则，外循环则是中国规则的国际化。我们可以通过内循环把各个地方的规则统一起来，例如先统一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则，其他经济区再去对接。规则统一起来以后，我们制定标准走出去，通过国际大循环，在世界规则上做补充和衔接。中国能不能成为一个大国，取决于如何强起来，那就是规则制定权。

共同富裕：鼓励致富，做大中产

澎湃新闻：很多人误解，共同富裕是搞平均分配。您也曾解释过，共同富裕其实是推进中国下一步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您可否进一步阐释我国追求共同富裕的必要性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在中国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其使命，而“履行使命”简单地说就是兑现执政党向人民所作的承诺。从历史上看，传统大同社会的理想历经数千年直至今天依然存在，富起来和强起来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梦”。因此，共同富裕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的追求所在。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间，中国已经从贫困社会上升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促成了8亿多人口脱离绝对贫困。尽管这已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中国还需保持清醒的认知。中国的中产比例还不到30%，很多人刚刚脱离绝对贫困阶段，还存在着返贫的可能性。尽管我们从全球化获益，但全球化也导致了我们的收入分化状况的加剧。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尤其是包容和开放式发展，就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反过来就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澎湃新闻：您认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面临哪些挑战？

郑永年：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世界要破解的一个难题。中国的共同富裕面临着内外双重挑战。从外部环境看，中美关系全面恶化，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美国和西方构建着各种排挤中国的经济集团，涉及到芯片、贸易、投资等各个领域；中欧关系复杂化，《中欧投资贸易协议》被搁置；中国企业海外营商环境迅速被“政治化”。

从内部环境看，中国短板问题也很多：第一，技术被“卡脖子”，虽然我国技术发展迅速，但大都是应用性技术，原创性技术少而又少；第二，制造业工艺仍然处于低端水平，比如芯片，华为可以设计却不能制造；第三，规则被“卡脖子”，国内市场表现为大而不强、规则不统一，市场规模转化不成规则，结果就是国内市场被西方企业和标准所分割；此外，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还要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我对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首先中国具有制度优势。中国的三层资本、三层市场构成的混合经济，和多元市场主体的作用，使得不同资本之间可以分工合作；而且，国家动员能力强，新型举国体制也是中国的优势，扶贫方面就是这样取得成绩的；和西方国家比较，中国政治是稳定的。其次，中国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在实现全面小康的基础上，诸多方面还有继续增长的空间。

澎湃新闻：“第三次分配”是目前国内学界和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应该如何发挥三次分配对促进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   

郑永年：努力实现公平社会与共同富裕，需要正确理解三次分配——上不封顶，鼓励致富；下要保底，做好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还要解决城乡问题，如城乡双向流动、社会资本下乡等。

更重要的是要做大中产。这一块浙江的实践值得借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衡，分工合作；外资和内资的平衡；区域分工合作与平衡发展；逐步把统筹提高到省一级。其次，要进行体制改革与完善，要坚持包容式、开放式发展，政策要协调好各方的利益。

（注：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在新世纪新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