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融入欧洲，近代土耳其是如何进行文化革命的？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

帽子改革

1925年8月23日，阿塔图克在全国巡回演讲到达卡斯塔莫努（Kastamonu）时，戴了一顶礼帽。尽管那些跟随的人遵照他的意愿也戴了礼帽，但他们感觉这种新服饰一点儿也不舒服；为了不称这种非穆斯林戴的帽子为礼帽，他们称它为遮阳帽。然而，阿塔图克在伊内博卢（黑海地区的城市）明确说：“这种帽子是礼帽。”11月25日，《帽子法》（Hat Law）颁布，规定废除费兹帽，而且所有的公务员都必须戴礼帽。从那时起，费兹帽便消失了；城里人戴礼帽，乡下人戴便帽。

对于那些没有意识到其历史意义的人来说，帽子改革不那么容易理解。帽子的象征性源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根据一个人所戴的帽子来确定他的身份：宗教信仰、职业和社会地位。例如，苏丹的所有宠臣、少数民族、宗教人士、苏丹亲兵或其他部队，在大街上都可以通过他们的帽子来区分。当人们去世时，他们的帽子被置于棺材的顶端，富有的家庭会把帽子的石雕作为墓碑立在亲人安息的地方。

头戴费兹帽土耳其传统军人形象

礼帽被认为是只有非穆斯林才戴的东西；当马哈茂德二世下令公务人员和军队必须戴与希腊人类似的费兹帽时，人们称他为“异教徒苏丹”。现在，阿塔图克采取了一项类似但更大胆的措施。一些人将这场革新运动贬为“衣柜改革”（wardrobe reform），认为衣着爱好是肤浅而做作的，对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当代形象和现代制度的建立。然而，阿塔图克8月24日在卡斯塔莫努的演讲中说：“强大的文明之火会将漠视它的人烧成灰烬。”他想使土耳其西化，不仅在制度和精神上，也在其社会形象上。这不是简单的模仿和虚伪的做法，而是阻止《色佛尔条约》带来的灾难再次出现的另一个预防措施；这是一个更容易被欧洲公众识别的标志，即“我们是一个跟你们一样的民族。因此，我们的国家不能也将不会成为殖民地”。这是传递这一信息非常实际和有效的方式；尽管大多数的外国民众可能不那么在意另一个国家的发展，但民族形象这一方面就不那么容易被忽视了。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帝国主义仍然很猖獗，而无视国际联盟的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只有几个欠发达的非欧洲国家能勉强维持独立：埃塞俄比亚、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中国和泰国。在这些国家中，阿富汗（作为俄、英帝国主义的缓冲地带）和泰国（在英、法的扩张主义中发挥着类似的作用）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其他四个国家中，三个国家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帝国主义践踏：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1935~1936年，埃塞俄比亚成为意大利的殖民地；1941年，苏联和英国达成了分别从北部和南部入侵伊朗的协议。

只有土耳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独立，这是因为它成功地传递出了“我们是欧洲人，不会成为殖民地”的信息。帽子改革在传递这一信息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4年，墨索里尼发表的帝国主义宣言在土耳其引起了不安；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和墨索里尼本人都向土耳其大使表示，宣言涉及的问题并不针对土耳其，因为土耳其是一个欧洲国家。

当然，帽子改革也向土耳其公众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土耳其将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这次改革也将土耳其从中世纪带到了当代。也有人反对改革，例如，在锡瓦斯、埃尔祖鲁姆、里泽和马拉什。这甚至成了伊斯基里普里·阿蒂夫·霍贾所建立的反现代主义秘密组织的标志，他因为反革命活动被独立法庭判处死刑。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士兵。

字母改革

到1927年，政治体制已经确立，世俗主义的基础也已很稳固。在关注国内政治和外交事务的同时，凯末尔将注意力转向文化事务，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经济的关注。

文化革命最重要的措施是使用土耳其-罗马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项大胆而令人震惊的举措。

公元730年后不久，当土耳其人正创造一种书写文字并开始在文学作品中使用时，他们接受了伊斯兰教。在改变信仰的过程中，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字母，开始使用阿拉伯字母。在1000多年后放弃阿拉伯字母看似奇怪，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是理性而符合逻辑的进步。

这项改革可行的原因有很多。一个原因是奥斯曼帝国在提高土耳其人的读写能力方面没有什么建树。1918年，尽管第二立宪时期进行了教育改革，但土耳其人的识字率刚刚超过5%。到1927年，识字率也只提高到10.7%。如果土耳其人的识字率达到了20%或25%，那么阿塔图克或许不会认为这是一项可行的改革。

改革的进一步实现或许在于奥斯曼图书馆里收藏的丰富的阿拉伯文手稿，这些手稿保留了大量中世纪的知识，而且毋庸置疑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但与20世纪的社会没有多大联系。19世纪，奥斯曼人曾努力翻译西方作品，但由于阿拉伯字母和波斯字母造成的奥斯曼语的复杂性，这些翻译作品对大多数读者来说都是晦涩难懂的。变革字母是除去土耳其语中阿拉伯和波斯表达方式的一种很好的方法；由于采用土耳其-罗马字母写作，这些表达方式变得很不方便，而且没有了存在的希望。由于最近土耳其语的变化以及土耳其词汇和表达方式的丰富，即便大学毕业生也很难理解《大演讲》，就像很多讲英语的人很难理解莎士比亚的语言一样。阿塔图克及同僚效仿塔里克·本·齐亚德在前去进攻西班牙前烧船的做法，他们或许想切断土耳其同保存于奥斯曼图书馆的知识所体现出的中世纪精神之间的联系。

同时，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阿拉伯字母一点也不适合土耳其语；因为阿拉伯语辅音很多，元音很少，而土耳其语正好相反。

民族主义因素在土耳其应有自己独特字母的决策中也具有一定影响力。（这也许解释了，尽管学习汉字书写很难，但中国人仍拒绝考虑修改其书写语言。）当然，可以不用完全抛弃，而创造一种土耳其版本的阿拉伯字母；但在决意融入欧洲的背景下，1929年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课程被从高校课程中剔除出去。

字母改革的准备工作早在1928年就开始了。1月8日，司法部长马哈茂德·埃萨德（Mahmut Esat, Bozkurt）在安卡拉突厥之家发表关于罗马字母的演讲；5月2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使用国际通用数字的法律。这仅仅是第一步。阿塔图克选择在伊斯坦布尔开始他的字母改革运动；6月4日到达后，他便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一运动。然后，他从伊斯坦布尔出发开始巡游全国，先后抵达泰基尔达、布尔萨、查纳卡拉尔、加里波利、西诺普、萨姆松、阿玛西亚、托卡特、锡瓦斯、沙尔克什拉、开塞利等，最后于9月21日回到安卡拉。8月9日晚上，在伊斯坦布尔靠近托普卡帕宫的萨雷布尔诺公园（Sarayburnu Park），他解说字母改革对公众社会的意义，并参加了在多玛巴赫切宫举行的讨论新字母的研讨会。最后，11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新字母的法律。自12月1日起，先是报纸和期刊，然后自1929年1月起，所有图书,必须用土耳其-罗马字母印刷。1929年1月1日，公立学校向成年人开放，以学习新的书面语；到1936年，250万人取得毕业证。字母改革迅速完成。

历史研究

历史学是阿塔图克关注的另一个文化领域。尽管他已接受并支持某些历史观点，甚至写了一些作品，他在历史分析方面的实验需要考虑到他的政治目的。

历史是帝国主义最有效的意识形态武器；经历过色佛尔的冲击和洛桑的威胁之后，重视历史对土耳其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共和国早期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恩维尔·齐亚·卡拉尔（Enver Ziya Karal）称这一时期的历史学为“国防历史学”（defence historiography）。西方帝国主义者试图建立一个希腊人的东色雷斯地区，一个希腊人的伊兹密尔-马尼萨-艾瓦勒克地区，以及亚美尼亚人的东安纳托利亚；他们的决定基于历史权利，却不顾占人口大多数的土耳其人。一种回应观点是强调安纳托利亚的历史而不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历史；认为赫梯人有土耳其的血统，他们的历史是土耳其历史的一部分，从而确立对这一地区的道德权利。

土耳其开始研究人类体格学来应对基于人体特征的种族主义理论，例如当时一些欧洲国家流行的关于人类头盖骨形状的理论。为回击土耳其人不是文明人的论点，土耳其学者研究中亚历史，并从中得出：中亚是土耳其人的发源地，也是文明的摇篮，世界大部分人口从这里兴起。在这一过程中，捏造了许多完全或部分想象的理论。然而，这些理论当时在某些欧洲国家很流行，土耳其仅仅是其中的一支。阿塔图克也高度重视心理学，认为几百年来土耳其的失败产生了一种民族自卑感，这可能阻碍新的土耳其国家的重生和发展。因此，同致力于发展事业一样，他强调用过去取得的成就培养“自豪感”，并在未来建立一种新的“自信”和“信任感”。他可能认为，一定程度的幻想是国家伤痛必不可少的慰藉；他想参照“亚瑟王传奇”（the Arthurian Legends）创造一种神话，即便它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

如果说当代土耳其历史研究达到了比先前更高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阿塔图克的推动。正如在其他知识领域，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大受限制，主要是奥斯曼历史和伊斯兰教历史；后者集中于伊斯兰教的诞生和穆罕默德之后的四任阿拉伯哈里发。其他主题，如世界史、欧洲史和奥斯曼帝国之前的土耳其历史，完全被忽略；奥斯曼历史的主题集中在战争和王朝更替。在第二立宪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缺憾；由于阿塔图克，这一小小的开始转变为集中的努力，并产生了大量作品。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1931年4月15日，土耳其历史研究协会（the Turkish Society for Historical Studies）成立，即后来的土耳其历史协会（the Turkish Historical Society）。1932年7月8日，召开了第一次土耳其历史大会，1937年召开第二次。

语言改革

有文化的上层阶级使用的奥斯曼语中含有大量的阿拉伯和波斯词句。一些奥斯曼宫廷诗歌与散文中满是阿拉伯和波斯表达方式，以致人们很难发现土耳其字母。由于从本质上说他们的语言是书面语，奥斯曼帝国并不担心大多数人不识字；因为，对大多数土耳其人来说，连学习阅读和写作的机构都没有，更别说理解复杂的奥斯曼语言和文学了。结果，人们只说土耳其语。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当然熟悉奥斯曼语，但通常不包括妇女，甚至上层社会的妇女也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对奥斯曼语一无所知，她们之间或同男性亲人之间只能使用土耳其语交流，别无选择。于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文盲，包括女性，使土耳其语存活下来，尽管它不是文化或文学语言。

随着19世纪中叶新闻业的发展，一种更易理解的、土耳其化的奥斯曼语开始形成。在1897年的奥斯曼-希腊战争期间，穆罕默德·埃明（Mehmet Emin, Yurdakul）用土耳其语写了一首至今仍很容易理解的爱国诗歌。尽管在第二立宪时期也取得了一些进步［格卡尔普为萨洛尼卡的《青年作家》（the Young Writers）期刊写的文章就是这一时期不那么使用华丽辞藻的例子］，但像1927年写成的《大演讲》现在就不那么容易理解。将土耳其人从奥斯曼表达方式（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解放出来，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并仍在持续的一项伟大事业。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the Turkish Society for Language Studies）于1932年7月12日建立，后改名为土耳其语言协会（the Turkish Language Society）。它的第一次大会于1932年9月26日召开；成立后不久，它就号召民众使用土耳其语做礼拜。阿塔图克也加入了语言改革的工作当中。他甚至一度用完全土耳其化的语言写公报和演讲稿，以致到现在许多人都不完全理解他所使用的词语。

关于语言改革及它采用的“极端措施”，有很多说法和评论。土耳其语很容易被大多数公众理解，用它来替代晦涩难懂的奥斯曼表达方式也少受非议；但是，用一些土耳其语的新派生词代替人们熟知的奥斯曼同义词（例如，okul替代mektep,意指学校；betik替代kitap,意指书；dinlence是tatil的同义词，意指假期）确实引起了保守派的批评。他们的理由是，这会使祖父母和父母无法同他们的子孙交流，并声称这是共产主义阴谋，将导致代际分歧并削弱土耳其社会。

受上述理由或其他理由的影响，政府时而会改变语言政策。例如，1945年，根据当时的标准土耳其语修改了1924年宪法的语言，此后宪法被称为“Anayasa”。1952年在民主党执政时期，又恢复到1924年的表述，“Anayasa”改回奥斯曼名称“Teskilat-i Esasiye Kanunu”。

在某些政府时期，国家控制的土耳其广播和电视（TRT, Turkish Radio and Television）曾试图阻止一些土耳其语的使用。尽管大部分政府漠视甚至反对改革土耳其语，这一进程主要靠文学界的努力得以继续。1980年9月12日政变前，土耳其语言协会是这一改革的最大推动者。

进行语言改革的动机有很多。第一个动机源于弥合政府与人民、精英与平民之间文化鸿沟的民主概念。当然，创造新土耳其词语来代替人们所熟知的阿拉伯和波斯同义词本质上是不民主的。第二个动机是希望创立一种精确和更易理解的语言。因此，改革不仅要寻找阿拉伯和波斯词语的土耳其语同义词，而且要寻找源于西方的词语和概念的同义词：bilgisagar对应kompüter（计算机），ilgin对应enteresan（兴趣）。因此，人们希望土耳其语变成更加丰富和富有美学性的语言，以创作文学、哲学和科学作品。第三个动机是民族主义。很多土耳其人反对在他们的语言中出现外国词语，如阿拉伯语、波斯语、法语和英语，这是左派民族主义或阿塔图克主义的一个观点。右派民族主义者漠视甚至敌视语言改革。第四个动机是希望解除土耳其语同东方的中世纪文化的联系，从而将其从奥斯曼语中解放出来。很可能，保守派的敌意源于这种动机。

阿塔图克对历史学和语言学研究给予高度重视。显而易见，他建立的历史协会和语言协会是独立组织而不是政府机构，政府不能干预它们的工作。他把自己的个人遗产捐赠给这两个组织；这两个组织也证明它们对得起阿塔图克的信任，它们承担了许多项目，出版了很多为其赢得国际声誉的作品。非常不幸的是，由于1980年9月12日的军事政变，这些组织变成了国家机构，并将阿塔图克的遗产重新分配给政府各部；这违反了宪法权利，辜负了阿塔图克的信任。很明显，当时政府国有化这些组织的目标是阻止语言改革进程，并用它们自己的机构提出和支持的官方意识形态（土耳其-伊斯兰综合体）替代凯末尔主义。然而，这并不那么成功。

在阿塔图克时期，土耳其不能在任何文化领域落后，从而兴起了许多发展戏剧和西方音乐的项目。1924年11月1日，音乐师范学校（Musiki Muallim Mektebi）在安卡拉成立。有才华的年轻音乐家被派往欧洲接受进一步教育。1936年，在著名的德国作曲家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和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Bela Bartok）的赞助下，安卡拉国家音乐学院（Ankara State Conservatory）成立。来自德国的卡尔·艾伯特（Carl Ebert）建立了戏剧和歌剧系；1940~1941年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开始走上舞台表演戏剧和歌剧。在1941年的毕业典礼上，教育部长哈桑·阿里·于杰尔（Hasan Ali Yucel）祝贺安卡拉国家音乐学院创造了新时期的土耳其人文主义。1941年，芭蕾舞学校（School of Ballet）成立。

本文节选自 [土耳其] 悉纳·阿克辛(Sina Aksin)  吴奇俊、刘春燕 译，《土耳其的崛起》，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