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荒诞的价格迷惑了世人的眼，是否还记得约翰·伯格的箴言？

1972年，英国艺术史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电视系列剧《观看之道》在BBC播出，它改变了整整西方一代人观看艺术的方式。2012年，英国电影学院在40年后重新完整播放全剧，回顾他的作品给当时的审美方式带来的革新力量，也在全球艺术资本化的今天重新呼唤一种浪漫主义的视角。　　

一个男人走进一家画廊，拿出一把斯坦利刀割破了波提切利的油画。“过去的艺术已不复存在，”这位头发蓬乱，眼眸闪烁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说，“它丧失了自己的权威。代替它的是一种新的图像语言，而今，重要的是如何运用这种语言，为何而用。”

1972年，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电视系列剧《观看之道》在BBC播出，它改变了整整西方一代人观看艺术的方式。在伯格之前，西方艺术史学家关注绘画的细节、风格的发展、创作者及其鉴定。这些实践在20世纪大获成功，伯纳德·贝伦森在佛罗伦萨的别墅中著书阅画，建立了自己的收藏和图书馆；肯尼斯·克拉克在肯特郡买下了Saltwood城堡，因庄严的电视系列剧《文明》而获封骑士——他们的工作，连同他们的生活都属于贵族行列。然后，约翰·伯格登上历史舞台。他1926年出生于伦敦东部的哈克尼，他没有进入哈佛、牛津等名校，只是在伦敦的艺术学校毕业，他没有和收藏家、艺术商混迹，反而参加了革命组织“黑豹党”。1972年，伯格以实验小说《G》获得布克文学奖，获奖小说讲述了一个富有的意大利人阶级意识的一段心灵旅程，他将自己一半的奖金捐献给黑豹党。

在《观看之道》中，伯格教导人们，油画是对阶级地位的认可，风景画是为领土拥有者创作的，“你画一个裸体的女性，因为你喜欢这样看着她”。同名平装书随后出版，直截了当的陈述、古代大师油画朦胧的复制品，以及当代的摄影作品集结于一本书中，该书很快成为畅销读物，风靡全球。1970年代至1980年代，很多学生通过牛津和剑桥的艺术、文学小册子认识这个世界的文艺传统，而伯格的出现仿佛是真理的大爆炸。《金融时报》的Jackie　Wullschlager认为，伯格解开了高雅艺术的神秘外衣，代之以平凡生活的包装，证实一幅伟大的作品并不需要置于高高在上的地位，也可以与公共的价值观并存。而今，在我们阅读一幅绘画时，也不会忘却考察其社会和政治背景，而在那个年代，伯格的立场却是革命性的。从罗伯特·休斯到温蒂修女，此后的艺术评论家无不受到伯格的影响。

由于系列片中出现了数百幅绘画和广告，因为这些作品的版权限制，伯格的系列片无法制成DVD发行。2012年，英国电影学院在《观看之道》播出40周年之际完整播放4集30分钟的系列剧，同时还将举行相关会谈，重新审视他带给人们的新思路。

市场交响曲的杂音

伯格对于艺术史的理论框架源自瓦尔特·本雅明1936年的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他的见解不仅是具有革命性的，而且是务实的。《观看之道》摧毁了博物馆的阶级壁垒，让每个人得以进入其中。伯格成功引用了调查数据，说明欧洲没有学历的人当中参观美术馆和画廊的还不到1％。他宣布其实“大部分人都不会去参观美术馆”，对于英国的美术馆而言，这或许是唯一过时的言论。泰特现代美术馆每年接待600万参观者，而英国国家画廊2006年的展览“从马奈到毕加索”吸引了100多万访客。伯格的影响力——文化的民主化，通过电视等大众媒体对艺术的普及，公共画廊和展览的可接近性——继续造福数百万人，尽管也许他们从未听说过伯格的名字。

然而，这种民主化方式并非伯格所欣赏的。在《观看之道》的结尾部分，他就“艺术结合金钱”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而这样的现实而今正环绕着我们。“假若社会上对个人的妒羡没有发展成普遍而广泛的情绪，魅力就不可能存在。想民主推进而中途辍步的工业社会，是生产这种情绪的理想社会。……‘获取’这一行为，取代了其余的一切行为……今天，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同一目的又在得逞，它使用的手段是把判断事物吸引人与否的虚假标准强加于人。”

伯格充满希望地以雷内·玛格丽特的超现实主义图像《在自由的门槛上》作为系列剧的结束画面，一座大炮对准了各式的传统图画——天空和森林，女性的裸体——而在书中，他的结语是，“未来有待读者续写”。《观看之道》推出时，现在当红的这批艺术家还是孩子，当他们长大，他们果真将枪炮对准了风景画和裸体画，但他们很少攻击街垒，他们成为了全球资本的合作者，比如拥有2.15亿英镑个人资产的达明·赫斯特，或者保守党的忠实支持者翠西·艾敏。

巧合的是，在《观看之道》播映的同时，不远处的泰特现代美术馆中，达明·赫斯特在英国首次回顾展正在举办。赫斯特的主题是金钱，钻石镶嵌的头骨《为了上帝之爱》价值5000万英镑，赫斯特个人作品在苏富比的传奇拍卖“我脑中永恒的美丽”成交额达到1.11亿英镑，品牌营销是他的绝活。这样的搭配让很多当今最具有名望的当代艺术家获得了财富，赫斯特以外，还有杰夫·昆斯、村上隆、理查德·普林斯。

当金钱发出的声响如此震耳欲聋，人们是否还能听见伯格那老式的、乌托邦式的回响？或者，在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当荒诞的价格——弗兰西斯·培根3300万美元、亨利·摩尔1900万美元——迷住了人们的双眼，艺术似乎只剩下作品商品的价格，伯格的声音是否更能显出其意义所在？又或者，是否他的声音已经被消灭、驯服，成为艺术市场交响曲的一个声部了？

砸烂西方的后花园

伯格的艺术批评理论如此独特，因为它是一针见血和诗歌的混合体。他以前的作家是新艺术形式的经理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为20世纪初期立体主义摇旗呐喊，克莱门特·格林伯格为战后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振臂高呼——但他们依然属于鉴赏家。伯格使用一种雅致的艺术批评语汇——近几个月，他谈论了塞尚对黑色的运用，以及德加与曼特尼亚的关系——但《观看之道》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

《观看之道》是克拉克《文明》（1969）的左翼、民粹主义版本。这两部系列片尽管相隔只有3年时间，但它道出了英国文化一个巨大转变、扩展。

克拉克，英国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史学家，他是既有审美规范的忠实捍卫者。1933年，30岁的克拉克成为英国国家画廊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馆长。1968年全球青年人群情激昂之时，克拉克辗转于庄园、图书馆厚厚的牛皮案卷中搜寻拍摄线索。《文明》是欧洲中心主义、个人主义的，它对现代性视而不见。“我看到（学生）……急不可耐想要改变世界，充满渴望，尽管他们在渴望什么，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我一无所知。”克拉克在倒数第二集中喃喃自语。

事后看来，克拉克已经感知到一个群体的不安。他后来承认，那个时代孕育着批评的发展，还有对西方文明将面对的事物的恐惧。1949年，西里尔·康诺利忧伤地总结说：“这是西方花园关闭的时间，自此以后，艺术家只会因他的孤独带来的共鸣，或他的绝望的程度而受到评价。”

如果克拉克是花园最后的看门人，那么伯格就是那个砸烂篱笆、破坏草坪的人。克拉克在“裸体”章节中讨论了古典主义的理想形式，伯格则通过鲁本斯笔下《帕里斯的审判》探讨了男性看待裸体女子的深层想法。“男子重行动而女子重外观。男性观察女性，女性注意自己被别人观察。”当克拉克在“艺术中的风景”中在庚斯博罗的《安德鲁夫妇》营造的细致美景中流连，伯格看到的是“领主对于环绕他们土地的态度在他们的姿态和表情中清晰可见”。而今我们对这样的评论已经习以为常，但在1972年，这依然极具先锋性。

学习阐释的关键文本

而今，每一个考察庚斯博罗作品的评论家都无法绕开关于其绘画中展现的特权的话题。实际上，多多少少的，而今每一个公开举办的艺术展览都得面对阶级、性别等话题，美术馆的馆长、策展人也倾向于选择与这样的话题相关的展品——就如同这个春天在伦敦举办的展览一样。

泰特英国美术馆举办的“移民”展览回顾了移民对于英国艺术的贡献，特别是那些黑人移民和某些社区。泰特现代美术馆庆祝了草间弥生女性主义的旅程。英国皇家学院将肖像画家Johann Zoffany看作18世纪英国上流社会的局外人和讽刺者。英国国家肖像画廊认为卢西安·弗洛伊德是社会变革、阶层崩塌的记录者。在这样的诠释下，展览获得了数百万观众的蹙拥，也反映了伯格持续的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类型的展览，在英国，比在德国、法国更具有政治性。战后欧洲并不缺乏鼓励人们阅读艺术作品背后潜藏的政治、社会意义的理论家。伯格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移居法国东部的上萨瓦尔省，至今依然在那里居住、务农，他是福柯、鲍德里亚、德里达的同代人。而在德国，1955年以后就在卡塞尔文献展中专注于文化和政治的讨论。但任何的其他努力都不及伯格那样深入渗透进文化的肌理。

西蒙·麦克伯尼是Com-plicite剧团的团长，该剧团在1995年改编并上演了伯格的小说《露西·卡贝罗的三生》，他回忆自己在上世纪70年代还是剑桥大学文学系学生时初次读到伯格时的情形，“《观看之道》是我们学习阐释的关键文本。当时，人人都沉浸于巴特和法国结构主义，寻找新的观看艺术和文学的方式，而伯格如此特别，因为他的表达方式直截了当，清晰务实。他的清晰，他的激情，进入我的潜意识，和我相伴至今。”

《观看之道》的清晰表述部分源于伯格毫不妥协的政治立场，同样，在观念艺术主导的当代艺术领域，它也代表着一种坚持，即，艺术是关于图像的力量。艺术家和策展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因为历史不会忘记，观众也不会忘记。20世纪最成功的公共展览之一，1999年英国皇家学院的莫奈大展吸引了70多万观众，而大卫·霍克尼2012年的回顾展同样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些展览都是伟大艺术家创作的令人难忘的图像。

霍克尼经常引用美国艺术史学家大卫·福利伯格1989年著作《图像的力量》，“当艺术史和图像史分离，力量依旧在图像一边——艺术会成为微不足道的事情。”对于伯格来说，艺术是一件大事，他告诉我们图像如何承载了思想、情感以及看待历史的方式。“我无法告诉你艺术何为，或者艺术怎样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我知道，很多时候，艺术审判那审判之人，为无辜之人伸冤，向未来展示过去的苦难。”他在1992年的文集《约定》中写道，“我还知道，有权势者害怕艺术——只要做到这一点，不管是什么形式的艺术——而且，在民众中间，这些艺术有时就像谣言和传奇那样发生作用，因为它赋予了生命之残酷以它自身所不能拥有的意义，正是这种意义把我们联合在一起，因为它最终与正义密不可分。”在这个非政治化的21世纪艺术世界中，成功的艺术家、富有的收藏家都对金钱、地位执迷不悔，荒诞的市场像脱缰的野马般奔腾着欢呼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伯格的理想主义和他的愤怒在此时显得尤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