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金宇澄谈《回望》：关于父亲，能写的就这些

《回望》是金宇澄自《繁花》（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之后的第一本书。翻开它，跃然于纸上的，是他年轻的父亲——上海“沦陷”期间的中共情报人员、他年轻的母亲——爱好文学的复旦大学进步学生，以及他们——“破落地主家庭和资本家”的结合。解放后，金宇澄的父母进入上海市总工会，吃上了“公家饭”，干革命，促生产，化矛盾，但却因为金父是“潘案”成员，金母成了“天下最不幸的人”。晚年，当一切已归平静，金父“已无法再一次寻找他年轻时代的神秘未来，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密密麻麻的过去”。

《回望》也是一本对写作高度自觉的书。金宇澄说，“一旦看清了某些细部，周遭就更是白雾浑茫”，因为“人只归于自己，甚至看不清自己”。

澎湃新闻：为什么《繁花》之后您的第一本新作是一部关于父母的书？我们很容易就注意到，大体上，《繁花》开始的地方是《回望》即将结束的地方，这两本书合起来跨越了整个二十世纪。您在写作时是否考虑到这个内在的理路？

金宇澄：2013年《繁花》单行本出版，几个月后父亲去世是《回望》的写作原因吧。他在的时候，基本不会谈自己的事，也绝不允许我写他，等他走了，才接触到他更多的材料。其实，这本书稿的时间是拉得很长的，第一章《一切已归平静》最早是发在二十年前的《上海文学》，人名用“我伯父、伯母”，都是他绝不允许写的原因，只是凭我得到的印象信息写的，发表后当然他也看不到。到他去世了，我想到了这个非虚构的旧文，略做了修改，主要是把人名恢复到“我父亲、母亲”，发在2014年的《生活月刊》，做一个纪念吧，然后是李小林老师读到了，非常认真地找我谈话，希望我为《收获》的栏目“说吧，记忆”写一写，“你父亲一定有东西写的，再长也没关系”。因此次一年，我开始看父亲留下的材料，这时候，我也在整理母亲的一个口述，原是准备为她单做一本书的，因为她照片特别多，影像变化丰富，等到写父亲的一章、就是四万字的《火鸟》在《收获》发表，我才决定把这三部分合在一起，尽量做成一个整体的书稿，等于是我走了很长的路，才知道这种人生或者写作的曲折，回头去看，第一章就像引子一样，先做一种概括，然后，父母各表一章，这个阶段，我接触到他们更多的材料，因此成书的这两章，口吻和文体虽然不同，其实也有内在的联系和呼应。至于它和《繁花》的关系，可以说《繁花》其中经常思考父辈的那些段落，也就是《回望》的伏笔吧，其中写的一节，双目失明的黎老师自述了她的一生，五千字，写的就是“尴尬”的地下人员的一生，我记得那天下午，写完后我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打转，我知道这部小说成了，黎这一节，她是《繁花》中最灵魂性的人物，也因此说，这两本书讨论的范围，是没有先后的，同样牵扯到了更上一代甚至太平天国的时代，动用很多的视角和内容。

澎湃新闻：您的父亲曾是上海“沦陷”期间的中共情报人员，坐过日本人的牢，解放后又受潘汉年案波及。但是您在书中并没有讲到他当年搜集了哪些情报，是他从来没有向您透露，还是您有意不写出来？

金宇澄：他们这一行的规矩，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从来不谈自己的事，也许因为作用不一样了，地下工作的重要性不一样了，包括潘案的重大震荡。我写的父亲，开初完全是被他和马希仁的信件打动了，他们是青年时代的朋友，却直到垂垂老矣，才互相透了点底，说了当年在干什么，在做什么事，是怎样被抓的，那时代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已经没有时效了，大家都已经老到无法见面，才可以说一说，在还可以写的时候，写一点出来，留了下来。我想也许除了马，他不会说更多，马去世后，如果家人没把这些信件退回我家，保存下来，那么这些生动画面就烂在肚子里了，而更多的内容，包括做了更具体的什么，都会这样消失的，因为没有留下材料，我完全是按材料来写的，从收进1985年吴成方的谈话可以看到，吴老提供的当年地下人员名单，说到一句：我们这“一拖人”，中央都没有具体名单。可以想见，当时情况下的状态，包括中西功、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样重大的情报判断，都那么模糊不确。我父亲多次说，他在1949年差一点被派去台湾。他就这样一句话，当时怎么个细节，怎样的任务和安排，当时我毫无写的欲望，没有问，问了也应该是不答的，他甚至没和母亲说过，因此在书里，我只能写这么一句。

澎湃新闻：关于您父亲假胞兄死亡，书中提供了两个不同的说法。而关于佐尔格等人，您也提供了若干不同的评价。您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金宇澄：我完成的只是一种对照，我只能这样做了，等于素描稿是有很多线条叠影的，或许更生动，却是没办法光鲜的，我一直不喜欢所谓“塑造”，而且交叠也产生一种真实，另外是依据他的记忆、材料，看到和听到的，就这样列出来，大量的内容，更大量空白，因为难以考据。这些空白，就等于当时逮捕我父亲的干部讲的话：你究竟是怎样的表现，我们又不能向日本人调查。应该说，大量细节，都是不存在纸上的，我们一般的表演里也可以看到，很多事他们都是烧掉文字，默记在心，所以，心最广大，也最狭小，目前我只能就这样列出来，形成不少的差异，出现更多的悬念，和我一直喜欢静观的性格也有点关系，我只能列出来，怎么可以解释议论这些我自己不懂的事？我只知道这样做也是阅读的一种动力，只能这样做。

澎湃新闻：在您的书中，不仅您父亲后来遭到审查，您还提到与父亲有过接触的为国军所害的抗日者俞清志、后患精神分裂症自杀的中共情报人员关露，是否身处各种漩涡的这一代人，特别是地下情报人员，注定会有悲剧的“运命”？

金宇澄：肯定如此。尤其是各种规矩，包括被捕后各国对谍报人员的要求也不一样，据说日共是允许二十四小时后可以招供。处在上海当年的情况，其复杂程度是难以想象，毫无诗意的，我在《繁花》里写到阿宝爸爸说：“身份到底是赤俄，还是白俄，苏格兰亲日分子，长住法国，又是德国间谍，混到上海，又做了日本间谍……”充分说明这种复杂性，和一般想象中的谍战游戏文章或者文艺谍战主题，是很不同的，或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待到一切恢复平静，我们如何看待？

澎湃新闻：我们也注意到，在您母亲的自叙中，作为资产阶级小姐的她，在1949年前有“无所适从之感”、“并不真正快乐”，而唯有当她离开上海，才能“改造思想”，甚至在您父亲被审查时，她在日记中历数了建国初的成就，然后写道：“我个人这些痛苦又算得了什么。”您怎么看您父母那代人的个人命运与时代的关系？

金宇澄：就等于我们现在时代五〇后、六〇后、七〇、八〇、九〇后那样，每个十年好像都不一样，都有变化，都带着他们的烙印，因此过去他们的这一代人同样带有时代烙印，只不过通常的历史书翻一页就是几百年，过去都是浑浊一块，而把我们现在时分得很清楚，了解很细致，都是因为，我们活在现在，我们死了，就暗了下来，同样就没有五〇后、六〇后、七〇、八〇、九〇后那样，一百年一页，很快翻过去。现在我们很不知道过去的他们，同样是一个十年一个十年那么变化过来的，人和时代一直牢牢粘合在一起，反映的是他们和时代的亲近和疏离，没办法。我母亲的这些内容，代表了当时这阶层的一种思维，时代对人的影响非常大。

澎湃新闻：《回望》全书以“旧家具店”开篇。在您母亲的自叙里，也有关于器物的枚举和描写：银器、食物、服饰、杂志、电影。此外，还涉及大量的上海地理空间：公园、商店、餐馆、咖啡馆、电影院、公交车路线、新旧路名（书末附有您父母在上海活动的地图）。您对器物，尤其是对地理位置精确性的把握在中国作家中独树一帜，您能谈谈在《回望》中坚持这一做法的考虑吗？

金宇澄：我一直是把作家的作用看得很低的，因为都是平凡人，知道的范围都是窄的，因此个人只要把最熟悉的内容写出来，就可以了，意义在这里，不能自己拔高到智者位置，就等于这个世界、这座上海是亚马逊热带雨林，个人怎么可以看透这座雨林？除了上帝，就是卫星也看不透，何况人，只要把你在雨林里立足的几个平米写清楚，就可以了，怎么可以解释整座森林的生物和动物，尤其戒除那种表述欲望，特别当下这几十年，读者水平大大提高，作者真不能把他们看成八十年代老读者，他们已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见地、最开阔的读者了，什么花样他们没见过？再跳跃难懂的电影和小说，都看得到，所谓世界大同，读者已升高到了这样的视野，高手如林，作者不需要解释自个不懂的事，写足自己懂的内容就行，等于现在，你肯定讨厌那种详细解释介绍商品的店员，也只有最差的小服装店，才会有过气的中老年店员，给你一一介绍那些廉价的衣服和裤子，你甩也甩不掉，你的世界只需展示，不需介绍，把你知道的细节展示出来，由读者选择就可以了，亦步亦趋跟着读者唠叨，那是十八世纪规矩，那时买东西真需要介绍。这方面作者笨一些、懒一些最好。

澎湃新闻：您父亲的日记、书信的语言在解放前后有明显的变化：比如少了内心活动，多了很多明喻（“像擦了一根火柴似的”、“像吃鱼”、“像黄土般轻柔”、“初夏似的”、“如同下金雨一般”）。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金宇澄：大时代变更，在他们那时候说，就是“洗涤”，从观念到内心，由内到外的置换，个人作用在那时代降到了最低点，强调集体重要升到了最高。1949年以前，他个人的经历也证明了，人是多么弱小，因此这种时代变化才顺理成章。

澎湃新闻：您在《回望》一书里加入了很多引文，包括：您父亲的笔记、历史研究著作、史料如名人日记、互动百科的词条、父亲的照片说明、别人的回忆录、父亲读书的注释、父亲的《申诉报告》、罗兰·巴特的文章、CCTV电视节目的对话、您本人的日记。您在书中说这是“本文的互照样式”。您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

金宇澄：是避免同质化，即使非虚构，也要文本的不一样。我这样做，显示材料本身“互照”，包括内容丰富性也许更好，就像读者接触到了更多的材料那样。我记得这一段的写作，只觉得是自己读书太少，如果有十倍的相关引文，这个叙述框架都可以承载，多多益善，七嘴八舌，也是更特别的。一般通常的引文做法，用标准的引文标点“：”，然后列出文字，我改为直接插入，很直接地插入篇名、作者名，没人这样做过，直接插进去，像有人直接插话这种效果，像是在引，也像是注，所幸第一次在《收获》排版，取得美编同意，用一般不用的“【”、“[”等等少见符号以示区别。出书阶段，同样也和编辑费劲解释，一是这本书需要这样做，另外是因为没人这么做过。

澎湃新闻：我们注意到，您书中有一些特别有现场感的东西，如“七·七事变”时空无一人的军训操场，强盗进村时的各种动静，这些是基于文献材料（如您父亲的日记等），还是您的想象？进而想请教的是，《回望》里有虚构的成分吗？如果有，有多少？

金宇澄：这稿子所有现场都是非虚构，我从材料、笔记或言论中得到，不做虚构，我遗憾的只是不能再表现更多。我们都知道非虚构往往更精彩，如果材料生动的话，另外也接到刚才我提到的问题，这几年我越来越觉得叙事的某种虚假，无论是虚构或非虚构，往往更个人或者更精彩的部分，会因为某种原因，作者只能搁置。《繁花》有三分之二是实在不能写的，《回望》也同样。以前我一直以为，文学能够表现最丰富的内容，现在知道是有保留的，甚至是缺失的，对于作者，应该都有所保留，这也是为什么加缪或张爱玲希望烧掉遗稿，或其他更是个人的精彩文字。我知道最丰富的内容、细节，往往是烂在肚子里的。

1950年国庆后拍的新式婚照，乔士照相馆摄。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展现了父母的阅读史。虽然父亲的阅读总是“与时代同步”——读“进步作家、左倾文艺书”，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他也读《论语》《孟子》和老庄，研究杜甫，甚至还读《圣经》。您母亲更是个“弃医从文”的典型，因为喜欢文学走向了左翼，和同样爱好文学的您父亲走到了一起。您父母的阅读史对您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金宇澄：就是读书的习惯，“文革”时我可以读到家里抄剩的一整套民国版《鲁迅全集》，那感觉很安全，时间很漫长。

澎湃新闻：最后一个问题，您在书中透露您父亲一度对您的写作感到“忧心忡忡”，他是在2013年6月底去世的，而《繁花》出版于2013年3月。他应该看过《繁花》，他有什么评价？

金宇澄：书中提到的忧心忡忡，是八十年代，晚年那个阶段，他已经病重，他只在这部小说里改出一些错字，没有评论。这一段时间里，他已经不看新闻不看报纸，每周六我去看他，都是坐在电视机前看拳击比赛，除此就是听评弹，我侄女给他下载了不少评弹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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