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补求不服“中国科学院1956年度科学奖金”二等奖

新中国首次国家级科学奖励

对那些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学工作者给予物质或精神奖励，是国际科学界通行做法，如诺贝尔奖。中国自从2000年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来，每年评选1-2名科技成就卓著、社会贡献巨大的科学家，且由于国家主席亲自签署并颁发荣誉证书和高额奖金而备受瞩目。其实，新中国首次国家级科学奖励可以追溯至六十年前的“中国科学院1956年度科学奖金”。

此次科学奖金以“中国科学院”冠名，是因为评选工作由中国科学院承担，但评选对象实际上包括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以及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中从事科学研究的所有人员。评选工作自1955年8月5日国务院通过《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后即启动，并且从1955年10月至1956年3月先后收到419件研究成果；按照计划，评选结果于1956年5月4日公布，但因许多科学家参加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而使评选工作延迟到下半年。

根据《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中国科学院设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委员会”，负责评审提交的研究成果并提请中国科学院院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公布获奖名单。委员会主任委员由郭沫若担任，副主任委员是李四光、梁希、黄松龄；此外，还有35名委员，均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评选工作由学部具体负责，步骤如下：第一，根据推荐的科学研究论著的性质，聘请各学科的专家分别进行初审；第二，邀请有关专家集会讨论，进行复审，并在学部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进行试选；第三，对准备给奖论著在学术上的成就、对国民经济的意义作出正式评价，并举行无记名投票，决定得奖论著及其等次；第四，学部评选的初步结果提交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委员会，进行统一审核和投票表决；第五，经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批准，予以公布。

竺可桢作为科学奖金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在其日记中对评选工作有着详细地记载，包括评奖标准、名额分配、评选过程等等。在竺可桢日记中，就记载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钟补求不服二等奖，并要求委员会解释不给一等奖理由的小插曲。

植物学家钟补求

介绍钟补求之前，就不得不提及他的父亲钟观光。钟观光（1868-1940），浙江镇海人，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钟观光先后任职江苏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浙江大学，并兼任浙江省博物馆自然部主任；1930年前往南京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教授，1933年北上任职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

钟观光

钟补求出生于1906年，是钟观光的幼子。可以说，钟补求子承父业并发扬光大；在父亲的指引和鼓舞下，钟补求对植物学产生浓厚兴趣并走上学术研究道路，诚如其言：“我的先父钟观光教授，很久以前就训我继承他的植物学研究。”钟补求于1927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因父亲关系到杭州西湖博览会植物部当管理员，谋得一份工作；1930年随父亲到南京在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标本室当管理员，其间受父亲影响和鼓励开始研究植物学，并接受专门训练。1933年春，钟补求又随父亲北上，在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踏上学术道路的第一步；其间，他得到研究所创始人刘慎谔赏识。1934年和1935年，刘慎谔先后两次派钟补求前往黄山采集标本植物，共计1000余号；与此同时，他先后发表《黄山植物名录》、《黄山植物续志》和《中国桔梗科植物之初步研究》三篇学术论文。其中，《中国桔梗科植物之初步研究》是中国第一篇研究桔梗科植物的论文，钟补求因此在学术界声名鹊起。

钟补求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钟补求随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内迁至陕西武功；1939年经刘慎谔极力推荐晋升为副研究员，从刘慎谔致李书华（北平研究院副院长）的信函中可见其对钟补求的赏识：“钟补求君确为艺术专科学校毕业，然以其家传之故，论南方植物工夫有过弟之处。是故到所之后，弟即劝其放弃艺术（绘画），专攻植物。是点资格问题，在政治机关，或有考虑之处，而专门学术机关，尽可不加注意也。故钟君之升为副研究员者，以学识而论当之无愧。”由此可见，钟补求非科班出身，但得益于家学和勤奋，夯实了植物学基础；然而使他在学术造诣上得到本质提升并做出令人称赞学术成就的，是1947年至1950年在英国和法国的进修经历。

194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选派学子出国进修，北平研究院为教育部机构之一，有一名额；后经刘慎谔推荐，钟补求获得该名额。按照原计划，钟补求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收集美国收藏的中国植物标本，后因故改往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和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进修，但直到1947年8月才成行。进修期间，钟补求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国槐属的研究》，被植物地理学家歌德引用到《植物地理学》专著中。此后，钟补求将学术兴趣转向马先蒿属，并查看了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和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所有的马先蒿标本以及大量文献资料。

1950年10月，钟补求回国后进入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1953年改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回国不久，他得到一次施展才华的机会并走上学术高峰。1952年6月至1954年2月，钟补求参加了中央文教委员会组织的西藏工作队第二次进藏的农业科学组，进行草地植物调查；其间，钟补求采集各类植物标本5000多号，取得重要调查成果，尤其是关于马先蒿的研究。

从西藏回来后，钟补求在调查成果基础上完成学术论文《马先蒿属的一个系统》；1955年10月第4卷第2-4合期《植物分类学报》专题刊载《马先蒿属的一个新系统（上）》，1956年4月第5卷第1期《植物分类学报》又续载《马先蒿属的一个新系统（续）》。对这一研究成果，时人评价称，“对马先蒿属系统发育研究不仅在国内具有开拓性意义，其深度、广度和学术上的新见解在世界同行中也甚罕见”。正在此时，中国科学院启动了1956年度科学奖金的评选工作，钟补求的研究成果被提交参评。

竺可桢日记：“钟补求不服给二等奖”

1956年10月，科学奖金评选工作重新启动，10月18日上午，生物地学部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审议科学奖金获奖名单。此前，生物地学部一共收到研究著作和论文195篇，后按专业分成动物、植物、医学、农学、地质、地理六个小组分别评审，最后选定其中的12篇。此次学部常委会拟定：一等奖授予李四光的《旋卷构造及其有关西北大地构造体系复合问题》；二等奖授予钟补求的《马先蒿属的一个系统》；剩余的十名获得三等奖。同时为确保水平，学部常委会还决定，李四光的论文“由力学和地球物理学家会同地质学家讨论”，钟补求的论文“交贝时璋、陈世骧二人重估价”。

10月21日，竺可桢到医院看望李四光（因血管硬化在北京309医院住院）时告之决定授其一等奖，李四光闻之后非常慎重，考虑到自己作为科学院副院长和奖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双重身份，他向竺可桢表示：“此文虽是花了不少年工作，但尚〔不〕成熟，且他是奖金委员会主持人，不宜给奖。”应当说，李四光的分析是非常明智的，如果他得一等奖，难免闲言碎语。那么，李四光退出一等奖是否意味着钟补求可以补缺上位呢？

11月4日，生物地学部召开学部会议对拟将名单进行无记名投票。会议应到22人，3人提前离席，故19人投票；投票结果，钟补求获得17票二等奖，还有1票要求给其三等奖。随后，生物地学部向科学奖金委员会上报拟奖名单。11月26日，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各学部上报的拟奖名单；其中，钟补求为二等奖。11月29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第32次院务常委会正式通过这份名单。

当钟补求得知自己在获奖名单中仅列二等奖时，心情颇为失落。竺可桢在1956年12月4日的日记中写到：“钟补求不服给二等奖，要求委员会指出不给一等奖理由。”根据评选规定，如果科学工作者对评选结果有异议可以提出意见，钟补求的要求合情合理。12月5日中午，竺可桢与杨克强商谈如何答复钟补求并解释为何不给他一等奖，竺可桢日记写到：“杨意照工作或可给头等奖，但既投票，不便再改。”12月9日下午，竺可桢再次与邓叔群、林镕、秦仁昌，“谈钟补求不服列奖金二等问题”，经过讨论后，认为钟补求能同意接二等奖最好，否则准其撤回。

此后，生物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又与钟补求进行过一次沟通，并“告以不给他头等而给二等，由于他‘马先蒿分类’文中未做细胞与Chromosome的工作”，但钟补求认为童第周的解释是外行话，所以并不服气。12月11日下午，竺可桢又与钟补求解释不给一等奖的原因，竺可桢在日记中写到：“今天我告以第一等奖金必须在某项科学当新辟园地，如华罗庚工作文发表后别国数学家已受影响。对于此点，钟亦承认他的文尚未有国际反应，所以他愿意接受，并允以后更努力，以便再请奖。”最终，钟补求接受了二等奖的事实。获奖后，他还将二等奖奖金5000元中的2000元，捐献给在四川参加土改时工作过的村庄和家乡的农业合作。

那么，钟补求究竟为何不服二等奖，且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获得一等奖。竺可桢日记中对此并未记载，但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的两件小事，为了解其性格提供了参考。

这两件小事均发生在科学奖金评选之际。一是钟补求写信“攻奸候学煜，说品质恶劣，学问浅薄，轻视所长，睥睨侪辈，气焰逼人”，候学煜为此与钟补求公开闹翻。二是11月16日竺可桢前往钟补求家中相谈时，他当着竺可桢的面指出，由谢蕴贞翻译、伍献文和陈世骧校对的《物种起源》错误百出，并称这是只求量不求质的作风；当天晚上，竺可桢借来谢蕴贞翻译的《物种起源》，读后发现有一些错误，“但是错误尚不如钟所说之大”。

从这两件小事可见钟补求直爽的性格，有话直说，口无遮拦。但这种性格有时候不经意间伤人，常会导致人际关系出现问题，而这大概与其公开表示不服二等奖有一点内在关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任何评奖都有一定的标准，但在操作过程中难以量化。10月14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稼夫在院务会议上指出评奖原则，“一二等奖要严，三等奖可宽”；但“严”和“宽”的边界在什么地方，的确难以把握。正因如此，评选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说钟补求从不服二等奖到只是个“插曲”，那么斯行健拒绝接受三等奖就可以看作是“续曲”。

斯行健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所长，同时还是中国科学院1955年第一批学部委员。12月8日，斯行健得知自己的研究成果《陕北中生长延长层植物群》仅列三等奖时，“甚为不满，要求撤回，不然就停止工作”，后又于12月12日要求“奖金名单内贱名希望抽去”。12月13日中午，竺可桢和裴丽生打电话给斯行健，他回复称：“对于他不是奖励，而是打击，不必再考虑。”翌日，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委员会召开会议，最终决定34项获奖名单并同意斯行健要求撤回名单的意愿。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斯行健对评奖一直耿耿于怀。1957年5月30日，中国科学院第二届学部会议闭幕并举行科学奖金授奖仪式时，斯行健虽在北京饭店，但也不出席。竺可桢在日记中写到：“因为今天讨论奖金条例，斯过去对于奖金不满，在江苏省人民会议提出了批评，而到学部会议又不出席。”可见，斯行健有怨气，故意以不出席会议进行抗议。不宁唯是，此次评选出的三十四项获奖中来自非中国科学院系统仅六项，且都是三等奖；而三项一等奖全部来自中国科学院，因此有人对评选的公正性提出异议，“对于科学研究集中在院有意见”。

总体上看，此次科学奖金评选出的三十四项研究成果，反映新中国取得的科学成就，一等奖获奖者钱学森、吴文俊和华罗庚的研究成果已经达到国际水准。对科学工作者而言，这是新中国首次颁发国家级科学奖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1957年舆论宣传聚焦于三位一等奖获得者可见一斑；或许，这正是钟补求为何不服二等奖的个中原因。应当说，钟补求耿直的性格是发生小插曲的内在因素；但换个角度看，这大概也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敢于直言的真性情吧！

参考文献：

樊洪业主编：《竺可桢全集（第14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

胡宗刚：《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史略（1929—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