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直播背后是“无聊经济”？拖延症成了我们的时代绝症？

这大概是当下中国某些城市人的日常：满口网络流行语，百无聊赖时看同样百无聊赖的网络直播，因“拖延症”在死线（deadline）上挣扎……时常“蓝瘦香菇”，也懂得自我疗愈；生活高度个体化，却群聚在网络世界里消磨无聊与快感。事实上，不论城市或是乡村，今天的劳动与生活日益嵌入媒介文化之中，人人皆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者与消费者。

2016年12月27、28日两天，一群对于数字时代经验抱有问题意识、却又不甘受限于现行话语的青年学者在北京的寒冬里抱团取暖，关心数字化时代的劳动、技术与共同体，对日益个体化的生活展开了一次不只是礼节性的思考，而是嵌入整体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批判。这场由北京大学举办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媒介与文化研究”博士生国际专题研讨会，聚集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英国、美国、荷兰等地的博士生，试图超越传统的学科框架重审当下媒介技术在特定的社会语境、市场主体、文化族群下的建构与冲突，为我们深入剖析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日常经验。

流水的小鲜肉、铁打的王思聪与身份暧昧的“暖男”：

网络流行语能否想象中产阶级以外的世界？

近年来，小鲜肉、国民老公、暖男、霸道总裁、直男癌等网络流行语广为流传。“宋仲基等老公都是一时的，只有王思聪才是永恒的。”在都市白领女性看来，小鲜肉的保质期有限，而“国民老公“王思聪却因其财富地位而免于颜值审判。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黄炎宁博士强调，应严肃看待这些流行语中隐藏的性别与阶级陷阱。

小鲜肉是一种新的理想男性形象，全然不同社会主义时期无私奉献、甘愿牺牲的代表性男性气质。小鲜肉的颜值绝对重要：发际线没有退后、满满的胶原蛋白、嫩得掐出水。城市白领女性对于年轻柔美男性的推崇，无疑是一种男色消费。那些作为“小鲜肉”代表的男星，比如国内的李易峰、鹿晗以及国外的EXO、BigBang等，无不具有巨大的市场号召力。

小鲜肉市场的造就，与女性消费者的崛起有关。Lisa Rofel在《欲望中国：新自由主义、性欲公共文化的实验》（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一书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以来，中国个体的主体性建构是以欲望为中心，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天性的释放造成了性别的商业化，女性的赋权回归到家庭等私领域之中，消费主义展开了对于女权主义的骑劫。

吊诡的是，“消费主义女权”谴责“直男癌”，同时又宣称：“付钱的时候可以大男子主义一点”。尤其是那些自居“女权”的网红言论，在其逻辑之中，男性对女性的尊重应该体现在所有方面——除了付钱。比如，拥有273万微博粉丝的ayawawa（杨冰阳）称，女性要把直男当做动物看待，利用他的钱为自己找到自由。

当男女关系进入商品逻辑，白领女性谈及“暖男”时，态度便显得微妙而暧昧。暖男常被视为“中央空调”——只有暖，但欠缺男性魅力，因此时常沦为备胎。这种男性魅力究竟是什么？一些营销广告的表述逻如是透露：只有为女生买单（消费）才是只对一个人暖、同时又暖得够男人味的表现。“暖男”的尴尬，实际上投射了都市白领在社会结构下的物质困境。“霸道总裁”的人设横空出世，以其英俊多金的标配解决了消费主义女权的内部张力。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网络流行语看似风靡全国，实际上具有强烈的中产属性。黄炎宁指出，他所采访的新工人群体（由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群体）并不熟悉这些城市白领的时髦词汇，或是与主流论述抱有相当不同的理解。比如，受访的年轻打工女性对于“国民老公”王思聪几乎一无所知，打工男性则将其视为奋斗楷模；打工青年对于“暖男”的理解，则无涉商品关系，表现为对于家务劳动担当与性别关系的不同理解。北京大学的吴靖老师由此提出警惕网络流行语的阶层区隔，比如社会对于“凤凰男”的歧视，是挪用了阶级优越感完成女性对于男权的批判。生活在网络流行语之中的人，很难想象都市中产的话语并非整个世界。

看萌妹吃播被治愈？群体性孤独在创造“无聊经济”

流行语风靡的背后暗藏阶级的群体性焦虑，近年网络直播的火爆，也是一种现象级的群体情绪表达。2016年是网络直播的元年，吃饭、做饭、睡觉、唱歌、打游戏，你所度过的百无聊赖的日常皆可直播，总有人守在屏幕的另一端。大叔吃海鲜有万人追逐围观，无名女主播的睡觉直播也能斩获千上万粉丝。什么样的人在看吃播？为何乐于观看他人无聊的、没有任何情节的私生活？北京大学的祁玥博士以“吃货木下”为例，解析“吃播”背后的网络文化症候。

日本吃播博主木下佑哗近年在中国涨粉无数。这位典型的日本萌妹身体纤瘦，但胃口惊人，一次可吃下四公斤披萨，一百个甜甜圈，具有令人羡艳的“吃货体质”。观看木下大快朵颐，令许多网友感叹“我被治愈了，我好幸福啊”。祁玥指出，食欲作为人的基本的欲望，是获得和占有对象的符号。在观看真实身体吃东西的动态呈现时，观众能从不同的心理角度获得快感。

在祁玥看来，吃播的盛行很大意义上来自观看者的“群体性孤独”。这边厢，城市化将社会群体从各地聚集而来，又将其置入封闭的高楼社区，形成在地理空间上的阶层区隔。那边厢，互联网的媒介空间，亦具有使人疏远的天然属性。比如朋友圈、微博的点赞式交流或是广播式交流，难以创造人与人基于交流的连结。然而，直播打破了公共和私有空间的界限，向公众展示私的面向，并在定向对话的基础上建构了某种一对一的关系，这种创作式交流能带来较大的幸福感。

吃播博主“圈地自萌”，在温馨的私人居室里玩弄可爱。饮食动作与场景的不断重复，使观者体验到某种简单性、确定性与被制造的真实感。这种“小而美”的美学是一种去中心的叙事，即去语言逻辑理性、去专业化，去情节绑架和意义指向。群体性孤独使得直播“无聊”成为一种生产力，“无聊经济”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据统计，当下网络直播平台用户数量已达到2亿，大型直播平台每日高峰时间大约有三、四个直播间同时在线，用户数可达二、三百万人次。

“无聊经济”的火爆，反映了Web2.0时代人的生存状态。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张慧瑜老师评述，直播连同网红现象是后工业时代的生产状态，涉及身体的商品化、资本、非物质劳动的复杂交合。直播的主流观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穷人”，不论是作为打工者的新工人，还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外表光鲜的白领阶层——他们都是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意义上消费社会的新穷人，也是贫穷的消费主义者。观看直播可以廉价地消耗大量时间，当每一个劳动者处在紧张压力的状态时，视觉上也需要一些无意义的内容缓解紧张感。在这个意义上，直播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休闲状态，并服务于新自由主义体制。

“拖延症”如何成了我们的时代绝症？

看直播消磨时间，同样可能成为一种延迟工作的方式。这些年来，“拖延症”已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现象与群体性焦虑。香港中文大学的章玉萍博士笑称作为资深拖延人士，不得不愤愤拿出理论工具，走上解剖自我及其“病友”拖延日常的道路。在她看来，“拖延症”是个体与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的协商后果。

豆瓣有个“我们都有拖延症”小组，将近14万成员在这里抱团“战拖”。许多人虽不拟声，却每天捶胸顿足、自我谴责，偷偷在网上搜罗各类“治疗”方案。《万恶的拖延症》、《终结拖延症》、《我们都有拖延症》、《7天治愈拖延症》、《戒了吧，拖延症》、《再见，拖延症》……无数“战拖”畅销书都将拖延症视为令人如临深渊的时代绝症，以及必须终止和告别的生活恶习。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莫要拖延的训诫古已有之，为何如今“拖延”被确认为一种“病”？章玉萍认为，有别于已被医疗机制吸纳的“抑郁症”，“拖延症”的概念并不具备医学效力，而是在网络“战拖”社群中被发明出来，并传播到更广泛的语境当中。因此有必要考察这一词语产生的社会结构性条件及其意义建构方案。基于一系列滚雪球式的访谈，章玉萍指出拖延症是一种身份认同以及不断建构的话语——不论是将其判定为负面的自我谴责，或是自诩为完美主义的性格特质。

拖延之所以成为“症”，首先与拖延行为所带来的负面主观感受和心理状态有关，亦即，“我”认为拖延症有害。在Steel教授的经典定义中，拖延症是“自我管理的失败”。现有研究亦普遍认为，应当从科学角度分析拖延症的心理机制，以求控制和减少拖延行为，保证高度有效的自我运作，投入新的社会生产。

“拖延症都战胜不了你还做什么？”章玉萍认为，针对此类心理暗示，“战拖”技巧某种意义上扮演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谓新教伦理的角色，它要求打造一个高度努力的自我，经由良心的态度和努力的工作来证明自己的恩宠状态。“战拖”是“进取自我”和“欲望自我”之间的反复斗争，与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呈现出某种契合。19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经历着福利社会的解体，劳动分工日益缺乏制度性保障，个人必须为自己负责，并生产出一系列符合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意识形态叙事。在全球化语境下，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性转轨成为世界性的。加之，如闫云翔所言，中国在经济改革以来日益面临社会的个体化，个人从家庭等社会关系中独立出来成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这些改变都要求个体引入自我激励和自我管理机制，最大化自己的竞争力和选择。战胜拖延症，在这个意义上含有回归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的自我规训意愿。

如今，越来越多的知识劳工群体正受到“拖延症”的困扰。章玉萍指出，这与福特制生产模式转向更为弹性、灵活的“后福特”制有关。在工业时代，高度模式化、朝九晚五的工作少有拖延现象，但信息时代的工作性质和环境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创造性工作要求个体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工作的时间弹性也很大；而那些工程性项目耗时漫长，通常需要对时间进行精确量化，并由个人独立完成——工作的专业性使之难以向他人寻求帮助。在笔者看来，拖延症或许也可理解为知识劳工的一种群体性孤独，被异化的主体难以激活劳动的主动性与行动力，“抗拖”群体或许可理解为社会转型之下的共同体寻求。

当“从前慢”成为缅怀旧日美好的主流话语时，拖延症作为劳动伦理的协商过程，能否构成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抗机制，并创造新的实践逻辑？答案依然存疑。拖延症与其说是在主动创造反抗话语，不如说是接受了社会转型的冲击之后的自然回应。中国传媒大学的张志华老师强调，在考虑拖延症的反抗属性时，应当意识到现有的拖延症话语本身是由中产阶级趣味所建构——这群自称患拖延症的人大多来自一二线城市、从事脑力劳动、文字工作。相反，富士康劳工没有拖延的机会，连上厕所都有记时限制。不过，如章玉萍所言，在当下的“后福特”转型之中，各式自由职业与自由劳工越来越多，不论脑力或是体力劳动，都可能面临自己的拖延与焦虑。拖延症仅仅是现有劳动处境之下自我控制的失败，还是寻求更多自我主导性的策略？这一点值得进一步深思。

“新媒体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东西”，中国传媒大学的龚伟亮老师如是援引吕新雨老师的说法。当新自由主义逻辑介入每个人的日常，个体的孤独及其媒介表征已成为社会问题本身的个人化表达。我们既集承受着空前的剥夺，又享受着空前的满足。如何穿透意识形态的迷雾，超越孤立个体的想象，透过与普遍群体的结合来寻求共同体，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