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保卫战前夕阎锡山的抉择

太原城内

1937年11月2日是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在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商铺依然开业，学校上下课的铃声也照常响起，整座城市像往常一样秩序井然。但如果细心观察，会发现几道城门内，等待接受检查后出城的大车排起了队，同蒲铁路太原站里带着大小包袱的市民也比往常更多。城内的主要路口上已经做好了简易的防御工事，交通要道还架设了高射机枪，尖锐的防空警报声不时响起又解除。城墙上以往只有零零星星的军警巡防，这时也以几米一人的密度站上了荷枪实弹士兵。除此之外，太原市还宣布实施夜间宵禁，街口摆上了拒马，墙上也贴着宵禁的告示。入夜后，军警巡逻的频率增加了许多，还出现了封锁一条胡同挨户搜捕汉奸嫌犯的场景。

这一切都在向人们预示着，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在这座古城上了。

太原街景

人们议论的话题，在气氛影响下自然是围绕着战争的进程为焦点。这里说的战争，指的是中日之战，一场两国之间并没有正式宣战，却已经打的如火如荼的奇怪战争。

话题的来源有三种，一种是政府公开对外的宣传，一种是发行报纸的报导，还有一种则是传言。说起这三种来源，谁都说不好哪个才是正确的。比如说山西省政府和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发言人，从8月份开始就不断向公众发布重创日军的消息，报纸的报导也大致相同，区别是增加了山西军政首脑阎锡山誓言保卫家乡父老的言论，以及前线将士的英雄事迹。至于传言的来源就说不清了，它既有声称从军政人员或军队听来的消息，也有自行根据形势推断并不断脑补的消息，更甚者还有日军间谍故意散播的消息。如此种种，莫衷一是，谁都说不清楚，战况到底发展成什么样，但聪明人根据官方不断公布的“胜利转进”消息，已经察觉出些许端倪，那就国军正在日军的攻势下节节败退。

事实上确实如此。自从七七事变爆发以来，华北战区的中国军队被装备精良并占据绝对火力优势的日军打的连战连败。自从7月28日与日军全线交战开始，仅过了两天，北平和天津就陷于敌手。此后日军大举南下，兵分三路，先后攻占河北重镇保定、察哈尔重镇张家口。进入山西的这一路日军，则一路西进，不到一个月就已经打到了忻口！而忻口距山西省省会——太原，只有90公里。于是太原市民的议论话题就只能是忻口能不能守住，以及太原到底安不安全了。

太原街景

“这忻口到底能不能守住了？要是被日本人打下来，那太原就真的危险了。”

“我觉得没有问题，几十年下来了，有哪路军队打到太原的？还不是被我们阎主任的部队给挡在忻口以北了嘛。前几天阎主任不是从前线回来了吗？他肯定有办法。”

“日本人不一样，大同悄么声就丢了，雁门关也没消息了。你就看那报纸上说姜玉贞旅长战死原平，看到那是一个旅都搭在里了吗？这一次我看悬乎。”

“南京方面不是已经调部队过来增援了吗，应该能挡住吧？”

“中央军也不顶用！你看他们在保定打的，那么大一个军事重镇，一天不到就丢了，还有上海那边投进去多少部队了？形势也不看好。别说太原，南京这次也悬啊！”

“已经有人离开太原了，我看还是乘日本人没打过来，我们也赶紧跑吧。”

“再等等看，太原毕竟是阎主任的‘家’，他怎么可能愿意放弃？忻口已经守了超过半个月了，日本人也不可能一直打顺风仗啊。”

“对，对，都过去半个月了，忻口还在我们手上，娘子关那边不也顶住了，我觉得阎主任一定会有办法的，毕竟这里是他的‘家’！”

众人口中的“阎主任”，便是在8月20日被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为第2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由于阎锡山长期担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又是和太原绥署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所以包括军队在内的大部分人都还是习惯性的称他为“阎主任”。

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此时此刻，位于府东街（现属杏花岭区）的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内，被太原民众寄以厚望的阎锡山正坐立不安地来回踱步中。虽然主导舆论的《中央日报》、《山西日报》、《晋阳日报》等媒体都在不断往好的方向报导，但战局究竟发展到哪一步，他阎锡山心里是再清楚不过的。

日军攻到忻口，政府方面再怎么宣传，都无法隐瞒。于是在宣传的重点上只能突出守军如何慷慨激昂，如何浴血奋战。事实上在10月13日到11月2日这半个多月中，中国军队确实在忻口将日军第5师团等部暂时挡了下来，但付出的伤亡也是巨大的。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麒、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以下2万余官兵阵亡，另有3万4千余人负伤。这还只是忻口，娘子关那边其实已经被日军占领，守军在付出了阵亡1万2千余人，伤1万3千余人的代价下退守寿阳，日军第20师团则在尾随追击中。这些事实，太原市的普通民众自然无法知晓。阎锡山心里明白，娘子关一失，东面屏障已经完全丧失，他的部队就算在北面的忻口再怎么坚持，太原也是朝不保夕。这个仗已经很难再继续打下去了。

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大门

早在第2战区正式成立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就曾发来电报，他指出“山西抗战关系到全国战局，必须保持山西抗战阵地，坚持时间越长越好，最少要坚持一个半月”。为达成这个目标，蒋介石承诺派兵增援。

在挑选入晋部队时，他特地选择中央军旁系部队或地方杂牌军。在这些部队中，除了第14军是中央军嫡系外，其余如第1军团、第14军团、第3军、第9军、第15军、第17军、第94师，以及从四川出发的第22集团军都属于中央军旁系或地方军。蒋介石的这个做法就是要让晋绥军知道，这次派兵并不像以前借“围剿”红军那样夺取地方的实际控制权。“我们这次来不是要夺取山西，而是真心帮你们打日本人的”。这，就是蒋介石所要表明的态度。此外，蒋介石还特地补充了晋绥军一批军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德式钢盔和ZB-26轻机枪，这是专供调整师（俗称德械师）所用。连这种装备都愿意提供，足见蒋介石的诚意。

蒋介石（右二）视察太原结束后阎锡山（左二）亲至机场送行

其实不管南京方面做出何种表态，阎锡山肯定是要用尽全力来保家卫省，毕竟山西是他的地盘，太原更是他的家。对于阎锡山来说，山西、尤其是太原如果不保，那他苦心经营了25年的根据地就没了，今后还怎么与蒋介石的中央政权抗衡呢？他和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一样，都是以坐上国民政府权力的最高宝座为目标，所以太原绝对不能丢。

阎锡山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这与蒋介石在一年后提出的“焦土抗战”是完全不一样的。阎锡山明白，只有守住地盘，才有可能持久作战，如果连地盘都没了，还打个“甚仗”？对此，他忍痛舍弃了来之不易的绥远，将驻绥主力调回山西参战。他又枪毙了擅自放弃天镇的心腹爱将——第61军军长李服膺，藉以向全省军民表明自己坚决抗战、寸土必争的决心。

阎锡山下令枪毙李服膺的有关报导

现实是残酷的，无论是晋绥军还是中央军，在山西的对日作战中都遭到了惨重损失。大同会战流产了，平型关会战又告失败。现阶段的忻口会战，虽然暂时在北面与日军陷入僵持阶段，但东面的日军却从娘子关继续西进，并在阳泉突破了川军的防线。阎锡山因此不得不在一天前，也就是11月1日晚上8时许向忻口守军下达了准备向“向莱水坞、青龙镇、天门关一线转移”的指示。

一个艰难的选择，摆在了阎锡山面前。太原，是守？还是不守？

太原的命运

1937年11月2日下午2时，一次决定太原命运的军事会议在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召开了。

参加会议的有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参谋长朱绶光、参谋处处长楚溪春、军法执行总监张培梅、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第7集团军总司令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第9军军长郭寄峤、第14军军长李默庵、第17军军长高桂滋、第61军军长陈长捷，以及部分师长和独立旅、团的部队长，他们大部分都是参加过忻口会战的军事将领。

会议的主题，自然是商讨太原的撤守问题。但开场时，阎锡山却先点名询问第19军军长王靖国是否到场。

王靖国和阎锡山一样都是山西五台人。同李服膺一样，他们都位列阎氏“五虎将”之一。要说地位，王比李高。在一个月前的崞县、原平保卫战中，王靖国败了。他的第19军伤亡惨重，临时调拨指挥的第196旅更是几近全旅覆没。按理说，王靖国是尽力了，但他怕“家法”，担心步李服膺的后尘，所以在接到参加军事会议的电报后，只命军参谋长梁培璜为代表前往出席。

王靖国

在听到阎锡询问王靖国是否与会后，梁培璜立即站起来解释军长无法出席会议的原因——正在收容整理部队，稳定军心。对此，阎锡山轻轻地“哼”了一下，随即命令军法执行总监张培梅在会后派人跟随梁培璜返回第19军集结地，“以正军法”！

阎锡山的这个命令，让梁培璜以及在座诸人都倒吸一口冷气，他们心里暗想“王靖国这次是免不了去鬼门关走一遭了”。

事实上阎锡山并不打算处理王靖国，枪毙李服膺已经让他痛心疾首，再杀一名爱将，于心不忍。但在会议上需要作出一个姿态，他需要向与会将领，尤其是外省各部的军事主官都传达一个信息。“接下来的作战如果谁再后退，别怪我阎某人不客气！”这种表面文章，倒是把张培梅玩了一回，当他于1938年再次提出枪毙王靖国以正军法被拒后，便走上了自杀抗议的道路。

结束了王靖国一事的小插曲后，参谋长朱绶光开始介绍目前的形势。内容无非是娘子关失守，忻口已经失去了坚守的意义。随后，阎锡山正式转入会议主题。日军兵临太原已经无法避免，太原城该不该守呢？阎氏话语既出，与会人员便开始议论起来。其实在太原守与不守这个问题上，根本就不需要讨论。太原是山西省会，又是整个华北地区继保定之后的又一个军事重镇。如果太原不战而弃，那无论是对华北战局还是全国战局来看，都将极大的影响军心和民心。所以，太原一定要守，而且守的时间越长越好。

在解决了守的问题后，怎么守？成为了会议的焦点。

对于怎么守，阎锡山其实早就想好了一个方案。在参谋长朱绶光最后说出确定坚守太原的结果后，阎锡山就命朱氏退到一边，开始说起他的防守初案。

阎锡山建议以太原为据点，依城野战，将日军第5师团阻挡在太原以北、第20师团阻挡在太原以东，争取足够的时间掩护太原市民和众多物资的转移。为了达成这个目的，由忻口方向撤退下来的部队，应该以主力进驻太原北郊的防御工事，抽调一部守备汾河西岸各个山头的防御工事；由娘子关方向撤退下来的部队，应该进驻太原东郊及以东各山头的防御工事；另挑选可靠部队担负太原城防任务。参与防守的部队，应该互相配合，依靠已经在城内囤积的可供半年使用的弹药粮食储备，在战区长官部的统一指挥下与日军打持久战。

阎锡山虽然是以“建议”的形式提出，但他并没有给与会将领的发言机会，就又立即询问下一个议题。那就是由谁来担负守太原的指挥之责。

阎锡山的本意是由南京派来的卫立煌来担负这个重担。他甚至已经下达了除第6集团军之外的所有第2战区部队全部交给卫氏来指挥的决定。卫立煌是南京方面的代表，又是蒋介石所信任的一员虎将。将太原交给卫立煌，一方面是表达与南京拉近关系的态度，一方面也考虑到太原一旦丢失，也可以将责任丢给卫氏来负，阎锡山大不了依靠晋西南继续打持久战。如此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对于阎锡山投来的期盼目光，卫立煌根本无动于衷，因为他对刚才的防守“建议”并不赞同。卫立煌不愿意为一个自己根本不认可的方案来挑起防守太原的重胆。他选择了沉默。

卫立煌

对于卫立煌的冷淡态度，阎锡山极感失望，他只能向与会将领身上逐一望去，希望能够有人主动站出来承担这个重任。在座诸人都知道，以目前的战况来看，太原是不可能长期固守住的。无论怎么打，太原被日军占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愿意出来承担丢失太原的责任，毕竟他们都不想成为李服膺第二。他们只能一个个低下头，学卫立煌那样默不作声了。

“难道要我这个老头子亲自坐镇太原吗？”阎锡山见没有一人愿意挺身而出，气的叫了起来。

参谋长朱绶光见状，只得打起圆场，其实他的心里倒是有一个合适人选。朱绶光说道：“要担负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必须有崇高的威望和卓越的指挥能力，还得有守城的丰富经验才行。”

朱绶光的话虽短，但实际上给守太原的人选定下三个条件。一是威望、二是能力、三是守城经验要丰富。在这第一和第二个条件中，在座将领有很多都具备，然而符合第三点标准的，就只剩下一个人了。他就是傅作义。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省荣河县安昌村人（该村现属临猗县）人。现年42岁，时任绥远省政府主席、第7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兼第35军军长。在众多晋绥军将领中，傅作义为人沉稳，擅统兵，有大将之才。他的部队不仅能攻，更擅守。在著名的涿州保卫战中，傅作义以一师7000余人，力敌奉军5万余众，成功坚守三个月。涿州一战，位列民国前四大守城战之一，不仅奠定了傅作义在晋绥军中的地位，更使他的名字响遍全国。

傅作义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阎锡山反蒋失败下野，晋绥军被迫向南京投诚，原本14个军被缩编成4个，傅作义以其威望和战功，成为当时的山西“四巨头”（指当时担任军长的四人，另外三人是第32军军长商震、第33军军长徐永昌、第34军军长杨爱源）之一。此后他率部垦戍绥远，并以此为根据地逐渐壮大自己的部队。此后怀柔、百灵庙等地，都给日伪军以重创，这使他成为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唯一一位与日军有过作战经验的晋绥军高级将领。由傅作义挑起保卫太原的大梁，确是最理想的人选。

傅作义（左一）和杨爱源（左二）陪同阎锡山（左三）检阅部队

会议之初，傅作义的想法和其它人是一样的。第35军在1936年的晋绥整军计划中被阎锡山故意削弱，傅作义明白，这是阎锡山对他产生了怀疑，通过整军来削弱自己。1932年阎锡山重回山西时，“四巨头”就成为阎氏收回兵权的阻碍。如今，商震和徐永昌都在阎锡山的打压下投奔南京而去。杨爱源有自知之名，他主动解除兵权，成为一个空头军长。总算是傅作义从未对阎锡山有过违抗，所以在整军中，只是裁撤了一个师和一个旅的番号，原本6个团的基干没有动摇。

此次抗战全面爆发后，阎锡山虽然调35军回山西作战。但该军6个团，有2个被留在绥远，4个在忻口分成两路作战，可见阎锡山对傅作义的防范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又怎么会愿意留在太原“守死”呢？所以他也同样选择了沉默。可是朱绶光在发言中的种种“暗示”，使傅作义成为与会众人的焦点。傅作义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看着自己。

“也罢，军人保家卫国本来就是职责所在。在此危急关头再不出面，怎么对得起曾经栽培过自己的‘阎主任’，又怎么面对得起那些翘首以盼的军民呢？”想到这里，傅作义终于站了起来，他大声说道：“弃土莫如守土光荣，太原城，我守！”

傅作义这一表态，阎锡山笑了，卫立煌和其它各将领也都松了一口气。终于，他们都能脱离太原这个是非之地了。

中央社对傅作义保卫太原的报道

阎锡山对傅作义其实是有疑虑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傅氏确实是承担防守太原之责的理想人选。既然如此，阎锡山自然不能再对傅作义苛刻对待，他一边大加赞赏傅作义的勇气，一边指示朱绶光，将第73师和第101师以及此时位于太原的步兵、炮兵、工兵、宪兵等部全都划归傅作义指挥。不仅如此，阎锡山还表示调集更多的部队保卫太原城，统由傅作义指挥。阎锡山希望，傅作义能够依靠太原数年构筑起来的坚固防御工事，将日军阻挡三个月。为他将来重新集结部队，实施战略反攻打下基础。确定了守城人选后，阎锡山不再征询卫立煌的意见，就直接任命他为第2战区前敌总指挥，要卫氏全盘负责太原东北郊以及太原城的指挥之责。

历时3个多小时军事会议终于结束了。会议的结果是，太原要守，由傅作义守城，由卫立煌负责全局指挥，全部守军将依靠坚固的防御工事与日军打一场新的会战。不过对于卫立煌来说，他对这个防御计划是持保留意见的。

在东山视察的阎锡山（打×者）

散会后，阎锡山于当天晚上正式命令忻口前线各部开始交替掩护后撤，并向南京发电表明放弃忻口的理由。电文如下：

“即到。南京蒋委员长钧鉴：吉密。我东路军黄部（指由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指挥的部队）退至寿阳以东附近地区后，连日被敌猛攻，仍不能支持，不得不准其逐次向西撤退。在此千钧一发时机，若不速令西路军卫部（指由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指挥的部队）向南转进，一旦敌突至阳曲城下，不特该城防部队陷于孤立，难以固守，即卫部后方，亦感莫大胁迫，攻守两难。为策万全计，已拟以依城野之目的，令卫部于冬（指11月2日）晚向莱水坞、青龙镇、天门关之线转进，占领阵地，与敌决战。除撤退及占领阵地详情另电呈报外，谨先奉闻。山。江子。参战。印。”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当时也参加了这次军事会议，对傅氏愿意承担保卫太原之责给予了高度赞扬。会后，周恩来对傅作义说：“我愿代表中国共产党还有全民族，诚恳地对你说一句话。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深厚的伟大力量。请你保重”。

对于周恩来的这些话，傅作义表示感谢，并铭记于心。当他返回位于平民中学的司令部时，立即叫来秘书长王克俊，经自己重新复述后由王氏记录在案。一年后，傅作义重返绥远展开长达七年的艰苦抗战，靠的就是绥远军民一心的深厚力量。

（本文摘自胡博、王戡著《关山悲歌——太原保卫战》，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