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维舟：历史的另一种声音

王柯 著，政大出版社2014年7月第一版

人所共知，当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但对这一基本的国家构造形式是怎么来的，许多人并不清楚。也许有些人知道这种民族多元共存格局的前身是民国时的“五族共和”，但这样的想法其实早在清代已经奠定，我们现在所说的“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晚清时隆裕太后则说“五族本为一家”。实际上，在中国各民族的创世传说中，都曾有各族系出同源的故事，只不过这种观念要变成现实，则需要政治实践和政治理念的传承。

在本书中，多年来专攻中国民族史的王柯把这种多民族构造的政治思想追溯到中国文明的源头上去，旨在说明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理念：“中国传统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最高目标其实就是一个国家政权之下的‘多民族性’，而领土却并不能代表第一义的价值”，这意味着一种天下观所体现的普世理想：各民族集团都可以通过不同手段争取让自己成为主导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主体。

这呼应了美国政治学者白鲁恂的一句名言：“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China was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也就是说，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国家思想的“天下”观，其本身意味着一种开放的普世性思想，其中文化的意味极强，而民族、国家的意义很淡。任何民族，一旦接受中国文化，即被视为“华夏”，他们也都自视具备与汉人平起平坐的社会身份，成为“中国”这个文化共同体的主体，由此，“这种强调只要掌握了中华文化，就有统治中国的正当性、合法性的说法，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非汉民族集团出身的统治者”。王柯所称的“多重型天下”模式，为原本属于边缘的族群提供了进入“中国”的上升通道，并使中国文化的边界随之不断扩张。这就为中国内部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内在的动力，也使得民族多元构造在政治上成为不可避免的选项，而且这不是通过核心的扩张实现的，而是通过边缘族群在文化上的不断主动接纳实现的。

在辽金之后，则出现了一种新的“多元型天下体制模式”，其差异是将汉人为主体的“中国”部分与这些北方异族统治者的民族故乡在地域上隔离，造成一种地域、政治和文化制度上的多元化，其典型代表就是元代的宣政院制度、明清的土司制度和清代的蒙古藩部制度。王柯认为，这种新的多民族统一帝国构造正是近现代中国一些边疆危机和民族问题的根源所在，不过，他较少考虑这与此前中国传统羁縻制及“因俗而治”的延续性，也低估了这一治理模式对中国统一的贡献。

彼得·盖伊 著，刘北成、王皖强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上册）、2016年6月（下册）第一版

现代世界是启蒙运动分娩的产儿。正是启蒙运动造就了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对“现代化”的理解：那应是世俗化的、政教分离的，是一种“从信仰中解放的自由”（freedom from belief）；是反权威的、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是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这本身意味着与中世纪和古典传统的断裂，是继文艺复兴之后“人”相对于“神”的胜利。

两卷本的《启蒙时代》旁征博引，以流畅的文笔描述了这波澜壮阔的“创造性破坏”，强调正是这样一种新的“异教精神”的兴起，才促使新的文明形态借由对旧文明的质疑、审视，直至最终挣脱决裂，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由此同步兴起，这绝非偶然，因为他们与这个时代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正是世俗理性和科学进步赋予了他们批判中世纪道德的最强武器。

如今看来，启蒙哲人们大多是有缺陷的先驱者，有些人脾气古怪，彼此之间也常常意见不合乃至相互谩骂，但他们原本就不是要树立为绝对正确的典范，相反都鼓励质疑，因为就连科学也不过只是一种待验证的假设。在科学取代上帝成为新的权威之后，就带来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世界不再是一个有魔力和奇迹的世界，而是都可以用理性来测量、控制、验证的知识对象，这就为人们的怀疑留出了正当的空间。没有这一点，理性的曙光和社会的进步都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将意味着旧有的一切仍然继续运转且不容置疑。

值得注意的是，西欧的启蒙哲人几乎无不反对宗教，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下，为了确立人的神圣性，就不得不反对神和神权的神圣性。这些世俗知识分子最主要的批判武器来自文艺复兴以来重新发现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吉尔伯特·海厄特在《古典传统》一书中对此有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当时的“古今之争”如何影响了现代人的自信与自我认知，因为这场争论使现代人第一次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开始“厚今薄古”，从而相信面向未来的不断进步是可能的。当然，“古今之争”余波至今，迄今仍有不少学者倾心于古典（如施特劳斯学派），但其中的关键不在于某一定论，而在于这一争论可以不断激发思考与讨论。

本书所谈的“启蒙时代”，主要是在西欧范围之内（狭义的“启蒙运动”），但后继的学者已注意到更广阔范围内的启蒙运动，甚至启蒙运动内部就有一些不同的亚形态——例如，美国的启蒙运动虽然同样倡导理性、科学和进步，但却不反教权（主要是没有教权可反）。其影响所及，造成《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一书所说的那种大西洋两岸社会形态上的结构性差异。不了解启蒙运动带来的不同历史经历，是无法理解当今世界中的这些现象的。

《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加拿大]卜正民 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第一版

本书别开生面，通过历史细节的技术性分析，来讨论抗日战争初期江南沦陷地区的社会秩序。卜正民撇开以往惯常的道德化的历史叙述，强调在那样的困境中，弱者的选择通常很少，而一个道德圣徒也无法做到既想生存下来又能坚守原则；而且这很难解释一些现象，例如南京沦陷后那个钻营的王承典在通敌的同时却又在庇护难民。他认为，历史现实要复杂得多，很难仅用“好人/坏人”来一刀切。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征服成本”这一精彩的分析，认为日本的入侵从经济上来说并不有利可图，也由此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日本侵略者试图建立的“新秩序”为何会失败：它既缺乏一套能赢得人心的合法性说辞，又无法给合作者带来更多机会和好处，甚至都不足以支付自己发动这场战争的成本，其结果，到后来就越来越依靠强制榨取，而这又进一步激起沦陷区人民更强烈的反感和抵抗意识。值得补充的是，这也给日本造成了陷入战争泥潭的困境：经费太少而无法收编太多地方的武装，正规部队又太少而无力镇压，兵力不足而又补充困难，在政治上要么无法找到谈判对象，要么对方不肯和谈，到头来既不愿进行长期战争，又无法结束战争，不得不陷入对自己不利的持久战中。

尽管卜正民的这一分析对中国读者而言可能颇感新鲜，但他无疑受益于西方学者对二战欧洲战场德占区社会的深入分析（可参见《野蛮大陆》一书），也是他在《民族的构建》一书中所提出的“事仇民族主义”分析的延续，意在撇开那种非此即彼的政治化历史书写，而试图深入到历史细节中，小心翼翼地避开意识形态的雷区，让那些难以归类的记忆浮出地表。

对沦陷区人民的生活，傅葆石的《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也提供了一个很有用的解释框架，只不过，正如卜正民所表明的，现实中人们的行为往往未必可以简单地归入这三种类别之一，而完全有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应对之道。不过，卜正民对日本侵略者“征服成本”的分析虽然很有启发，但忽视了一件事：这些入侵者并不是从成本收益的经济层面来采取理性行动的。正如战前的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早就说过的，如果纯从经济角度分析，那么入侵中国本身就不见得是日本得到好处最大的选择。

[美]托尼·朱特 著，李岚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5月第一版

这是曾让托尼·朱特作为历史学家一举成名的名作，与《责任的重负》一起成为他对20世纪前中期法国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作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朱特既相信社会主义能为个人带来一个有尊严的“体面的社会”，又质疑那些激进的运动（无论是极左的斯大林主义，还是极右的新自由主义），因此，他格外关注知识分子在面临这些时代浪潮时所扮演的角色。

扉页上所引的法国哲学家加缪的话是全书点睛之笔：“错误的观念常常以流血而告终，但是无论何种情况，流血的总是他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某些思想家会如此随意地谈论所有事情。”这在法国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和别处不同，这里的世俗知识分子自启蒙运动以来就主导着社会的公共话题，在战后初期的政治生活中更是扮演着无可取代的重要角色，他们对未来的主张也影响着大众对政治议题的看法，然而他们并没有善用自己的这份影响力。

在深入分析萨特等具有代表性的左翼知识分子的表现和言论之后，朱特既描写了当时法国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矛盾，也展现了他们在道德上的失当：为了维护自己的激进理念，有时不必要地为苏联发生的一切辩护，而忽视其缺陷性的一面。这固然有特殊时代背景的因素（全书以1944-1956年断限，就是因为1944年是法国解放之年，而1956年则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导致其神话破灭之年），但却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时代局限性”，而是知识分子丧失自身独立性的结果。

作为一个钻研近现代法国史出身的学者，朱特对法国知识分子的境况极为娴熟，对现代法国思想史及其背景也很了解，他并不想简单地谴责这些知识分子选错了站队的一边，而是指明：独立思考并独自负责才是知识分子所应做的事。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信念而死，但夸夸其谈一些信条，最终却是别人为之送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他解释了这些法国知识分子倾向苏联体制的原因，却遗漏了另一重因素——在只有美苏两边可以选边站的情况下，他们的思考无疑受到了法国历史悠久的反美主义的影响，尽管二战时在很大程度上是英美联军解放了法国。

当然，在那样剧变的年代里，一个人要始终如一地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做到；但正如朱特所说的，这一悲剧的存在，乃是因为现代社会赋予了知识分子一种特权地位，他们相信自己能通过理论来指导实践，由此给人类带来福祉。现在看来，也许韦伯的主张才是对的：专业知识并不能指导政治实践，知识分子应当具备抵御介入政治现实这一诱惑的自觉。

陈平 著，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 2004年10月第一版

这是一度曾沉默多年的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陈平的回忆录，所谓“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是因为作为失败的一方，他感觉现有的历史书写往往都是胜利者的证词，即便是对他们不利的档案，也很少被公开，以免让他们在面对历史反省时感到难堪。因此，他觉得有必要说出自己对那段历史的看法。

尽管曾被泼了许多脏水，但他很犀利地指出了一个事实：在二战日本入侵马来亚期间，马共游击队曾是英国在半岛上所能找到的唯一抵抗组织，也得到了英国盟军司令部的大力支持，因为当时他们面对着“共同的敌人”。然而，当敌人消失之后，他们的利用价值随之不复存在，于是再度被指为土匪、进而是恐怖分子。在他看来，他只是呼应那个年代的梦想：消除马来亚的英国殖民主义。这无可厚非，因为“每个时代，打造着属于它的梦想。如果你渴望有所作为，你就需要对那个时代的呼声作出回应”，但是，“你需对你的梦想付出代价”。

这本回忆录的确如其书名所宣称的那样，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揭示了历史的许多反讽之处，以及通常的历史书写所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与此同时也揭露了一个沉痛的悲剧：为何这些怀着驱除殖民主义这一良好愿望的年轻人，最终会走向内部分崩离析乃至自相残杀。其中当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陈平为自己辩护的意味，但他至少坦率而不失有勇气地承认了自己和同伴们曾犯下的错误。

失败者之所以值得令人关注，就在于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声音，以及让我们思考他们曾提出的那种设想是否真的有可能更好。当然，书中的另一个看点是马共历史经历的特殊性——有许多看起来是匪夷所思的，例如，其总书记莱特居然是个越南人，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曾长期充当英国警察和日本人的双重间谍而不被发现；而陈平本人在成为马共总书记时仅有23岁。这都意味着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环境下的故事，从而挑战了我们对历史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