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诗人灰娃：延安儿童艺术学园的孩子，一个悄悄活着的人

灰娃生于1927年，祖籍陕西临潼。四岁时随父母定居西安，并在西安读完六年小学。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敌机轰炸，随母亲暂居乡间。十二岁时由姐姐、表姐送往延安，在“延安儿童艺术学园”学习。1946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辗转晋、骥、鲁、豫等地。1948年因病往南京住院医疗，1951年转至北京西山疗养院。1955年入北京大学俄文系求学。1960年被分配至北京编译社工作。1966年“文革”中患精神分裂症。1970年代于病中非自觉开始写诗至今。著有诗集《山鬼故家》、《灰娃的诗》，自述集《我额头青枝绿叶》。2016年岁末，灰娃的诗集《灰娃七章》出版。

用灰娃自己的话来说，她是一个悄悄活着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并不知道灰娃，或者最多知道她是艺术家张仃先生的妻子。谈到自己的诗，如今九十岁的灰娃说因为认为自己写得不好，所以很少回看。但偶尔再看，灰娃会觉得恍惚：这真的是自己写的诗吗？自己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我心里觉得有点特别的、很有意思的事，就赶紧写下来。写第一句还不知道第二句要写什么。谁想到写完了第一句，第二句就跳出来了，第三句也跳出来。我觉得莫名其妙。有时候跳得太多了我就打住，不能没完没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就心想，是不是神也光顾了一下我的心灵。它从我这里过了一下，我脑子里就蹦出一句诗。”

不论是读灰娃的诗歌还是听灰娃聊天，都能感受到她异于常人的童真，仿佛九十岁的躯体里，住着一个天真的孩子。这让人好奇，一个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一个在纷飞的炮火和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人，怎么会有如此天真的视角？

在澎湃新闻近期对灰娃的专访中，灰娃谈起自己的童年往事。灰娃的记忆力惊人，那些八十多年前的生活场景和细节，她都记得清楚。灰娃说，她现在有时候一个人坐着，有些画面就经常出现，像演电影一样，有声有色。那些早年在农村和延安时期的经历，极大程度上塑造了灰娃。“这些东西熏陶了我一辈子，给我感情的体验。”可能正是年少时期经历过的那些美好，让她在日后的艰难岁月中也保持着赤子之心和对于美的持续追求，并最终通过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

【灰娃自述】

“叔叔呀，我婶儿把那难处都留给你一个人了”

我长大了以后，脑子里经常出现我四岁起一直到十二岁以前，每年寒暑假都能看到的一个画面。我们家在西部农村，是一个有三十多口人的大家族。大院子后面有好几个房子，其中有一座大厂房，那是榨油坊。大豆、芝麻、菜籽榨出油供这个大家族食用；棉籽油供点灯照明。我四岁时第一次进去就看到好几个硕大的木轮，齿转相互咬合。这几个庞然大物，横的竖的，笨重而缓缓地同步转动，看得人眼花缭乱，加上轰隆闷声心中暗暗惊惧。成年后参观博物馆，发现我看到的场景和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样，这更令我莫名地感叹：我幼时的生活竟与两千余年前祖先们的生活完全一样，时间停过吗？要知道，我生活的时间已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这让我吃惊。由于想到人类一路走来的艰辛，今日的文明程度，是我们人类自己创造的，这一切皆为神意使然，这深意让我感慨万端。我小时候过的是两千年前的人经历的事情，我就因此想到人类、宇宙和天地。

农村的人情淳厚，农民说起话来，声调里头有人的感情，我忘不了。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个中年农民的老婆死了，他带着自己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俩人戴着孝，在井上打水。打水的时候有一个刚嫁到村里的时间不长的姑娘，她从井边过来，慢慢地说：“叔叔呀，我婶儿把那难处都留给你一个人了”。她不说你节哀，而是说生活是艰难的。她用这个表达，我们城里的知识分子是想不到的。村子里也常说，说女孩子走路美是“风摆柳”，说女孩子走路很秀气，“麦秸丝都能把她滑倒”。我在城里没听过这些，所以印象很深。城里人好像说惯了城里的词汇，失去了这种表达。

农村除了人情、艰苦还有那种美。冬天时候姑娘都集中在一个屋子里头，纺线、绣花、纳鞋底、做衣服的都有。我有一个大哥哥，我舅舅的儿子，是个农民，他是个农村的艺术家，萧吹得极好。大家唱农村小调，他就吹伴奏，“正月十五月儿高”、走西口之类的。家养的鸽群，也是由他负责，他喜欢。他身高一米八，抱着升（量具，十升为一斗），往宽敞的院子撒豆、谷，这时从房檐一排鸽舍噗噜噜飞下来一大群鸽子，白的、灰的，快速地抢啄食物。煞是好看。大哥哥给它们戴上鸽哨，一松手扬起，鸽哨声鲜明亮丽，从高远处响来。这时谁若听到，他的心便飞驰得很远很远。冬天那么穷苦、那么可怜，但是生活的情调这么和谐，这么美，这么有意思。

农村的自然环境也很美，我没想到晚上月亮从地平线升起来，噫，怎么这么大的月亮，比磨盘还大，真是好看。还有那些鸟叫，啄木鸟蹦蹦蹦，织布机哒哒哒，公鸡会告诉你时间，在很宁静的村庄里，那一声响亮极了。公鸡走起来雄赳赳的，在院子里漫步、觅食，很是威武从容，我就蹲在边上长时间地看，从心里喜欢这样的情态。过年过节，群众真是认真。当时的农村人不认为牛郎织女是编出来的一个神话，他们觉得自己每天都和神鬼在一起，他们说我晚上听见织女哭。一到半夜女孩子、媳妇跑到葡萄架或者有井的地方去听。现在想起来，那种生活里有怕的东西，也有敬畏的东西，而不是天不怕地不怕。

乡村种种，有人心、人道的律令无法忍受的艰辛以及各种灾难、祸殃；然而，苦难中的农人以及宇宙自然，也有着大美与安慰。我永生感恩这一切种种给予我的恩情。

和星星对话的人

在西安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院子是个五进大院子，连着一个跨院，是个很大的后花园，荒废了没人管。我一放学，书包一放就跑到后花园，我捡鸟飞过了掉下来的很美的羽毛，捡花儿啊叶子啊瓢虫啊，我拿一个盒子把这些东西都装起来，坐在一个横着的很矮的树干上，脚就蹬着地上的一个石凳子。我把盒子打开，一个一个看，欣赏那些东西，把我会的歌全都唱一遍。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也是一辈子印象深的。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家厨房的旁边的一块砖地，小院子。我妈把砖头砌了好几行，砖缝里还长了草，我种草茉莉，指甲草，还有很多花花草草。种了之后浇水，到了春天夏天就开花了，很香很香，我特别喜欢。那个成了我的百草园，我夏天拿一个窄窄的凉席铺到花草旁边的砖头上。我喜欢躺在那，不喜欢躺在我屋子的床上。看着天上那些星星、银河，把所有我会的歌全唱一遍。清早醒来了一看，呦，我怎么在自己房间了。我就哭了，我说我不是在这，我在我的花旁边。我妈说后半夜我把你抱回来了，我嫌她把我抱回来，不让我在院子里睡。

我八九岁的时候老想着，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做一个音乐家。可我是穷人，买不起蜡烛，我怎么作曲？我有一个木头的梯子，我搭着梯子上了房顶，房顶里月亮近，我就可以作曲了。这是自己的幻想。这个想法老在我心里，也是一辈子刻骨铭心的。我愿意我是贫穷的，我心中音乐就只在贫穷者心中才有，贫穷且深情且美。

我还喜欢到孔庙里去，那里有碑林。我们小时候拿着一张纸和铅笔，铺在碑上面画，就等于拓片，很有成就感。碑林地下有很多四叶草，我看着这些草，怎么这么有意思。所以我一辈子都喜欢树和草，其次才是花儿。但没有花也不行。还喜欢草里头很多随便长的花儿。

我还记得当时课本里面的插图有树，有山，我就在上面画个我，在山的脊背上写上我的名字。现在想起来有啥用呢？都是很幼稚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我心里想的都是这些东西。后来年纪很大了，哈尔滨一个姑娘对我说：“阿姨，可惜我不在北京，我要是在北京一定去你那里玩儿。因为我觉得你是个和星星对话的人。”

“一路我的背包都是大人给我背的”

我十二岁的时候，姐姐准备把我送到延安，她们把我领到西安，住在一个院子里，都是年轻男女，每天打麻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掩护，其实他们都是地下党。我当时小，不懂，吃了睡睡了吃。后来门口来一个中国式的马车，我表姐上去，把我扶上去，马车就把我们带出城。我就睡觉了，醒来之后车夫已经把我们顺利带到进延安要经过的一个地方，叫做安吴堡，吴宓教授的家。

我到了那个地方，大家都逗我乐，怕我那么小离开家觉得苦。当时没有教室，我们就在树林里上课。上课讲的内容我一点都不懂，马列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党统一战线。我心想什么叫共产党，我也不好问，我想了半天，心想那是一个人吗？听着也不像一个地方，没准是一个我没见过的玩具。后来时间长了才知道共产党就是一些最好的人，求人类解放的，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叫做共产党。但我不知道我周围谁是共产党。那个时候延安也不像现在，我以为我们都是共产党呢。

后来就行军到延安了，我才十二岁，一天走了一百一十里路，主要是爬山。我那么瘦小，像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山里没什么好路，一个石头也得上去走，我怎么能爬那么高？有人说“你转过去”。因为我去的时候穿的是童子军的衣服，腰上系了个皮带，他们就提着皮带把我提上去了。一路我的背包都是大人给我背的，也是他们哄着我，我才完成了行军。如果不是这个集体护着我，我怎么能走那么远？从安吴堡走到延安，走了好多天。我想起这些人来，心里特别温暖。我现在想起来觉得特别对不住他们，我现在老了，知道感恩了，可是他们都过世了。就算没去世，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文艺人是普罗米修斯，盗了天火给人间光明

到了延安，那里全是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在那个环境里，千百的爱都集于我一身了。我们当时在延安想听中央的人给党员做报告，领导就领着我们去。党校的人年龄都比较大，他们一看见队伍里有个小孩，就都围过来看小孩。我当时很害羞，也不说话。我在那么一个像大家庭似的地方成长，没有人对我有一点不好，没有人黑着脸跟我讲话，顶多是开玩笑。

后来我们学国文、戏剧、算术、美术。因为我们是儿童艺术学院，张仃先生是我们的导师。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的人，艾青、张仃、萧军、李又然，这几个人的关系比较好，他们经常来看我们小孩。他们有一个作家俱乐部，是张仃和萧军搞的，把一个破的大房子弄得特摩登。他买了农村山里的粗布，把它做成窗帘。把白布围得圆圆的，留一个口，是酒吧。萧军的夫人在里头卖农村的土烧酒。他们把破木板挨着墙支起来，铺一个农村的牛毛毡子就做成了沙发。农村筛面是用非常细的铜丝编起来的网做的。张仃先生把这些买来，每一个切一半，做成两个灯，平的一面扣在墙上，底下点一个油灯，把铜丝网朝外，灯在里面，油灯灯光透过网子就散到屋子里，很柔和，一圈儿都是壁灯。房子正前方上面，有很大的一个作家的徽标。我们问他们这是什么，他们说是徽标，一团火焰，中间一个钥匙，钥匙就是我们文艺人，文艺人是普罗米修斯，盗了天火，给人间光明。我们就知道了。他们跳舞、唱歌、谈话，我们爱听就听，不爱听就瞎转着玩儿去了，反正他们特别喜欢我们。

作家俱乐部当时搞的抗战漫画、木刻展览都领着我们小孩子去参观，给我们一幅一幅讲画的意思。那时候还有印象派的复制品，我也不知道是谁带到延安去的。那时候我们才知道，还有这种画。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延安享受到的文化自由和开放程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