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丨王家范：社会风气与天下兴亡

“察变观风”

我在大学里教了几十年中国古代史，没有沾上“王婆卖瓜”的心态，深知中国古代经验不能“包治”现代病。近几年，流行从中国古代去寻找现代化或中国崛起的“历史优势”，我不赶这浪头。搞历史学的，应该知道时空为决定历史态势的两大要素，连战国时代人韩非都懂“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

古代与现代之间，仅仅概念的转换，就是件难事。有些人把它看得很容易，我却常常感觉找不上“无障碍通道”。就像现在学界研讨的“社会生态”，中国古代肯定没这个词儿。类似的意思，费力追索，“风气”、“风俗”，似乎与此有一点亲缘关系。

“风气”这个词，得益于柳诒徵的提示，我才领悟它或许可以转译成观察“社会生态”的近义词，古人则谓之“察变观风”。柳先生推崇刘咸炘的话：“观风之变，其于已成，则知将来之厌恶；其于方始，则知异时之滋长，是曰‘知几’。”由此，我也可以说，研讨当代“社会生态”，通过“察变观风”，在“已成”与“方始”间，做有益于世的人生“几何题”。最后研判的积极成果（对策），用一个很玄学的名词做广告，也可以称为“知几之学”。

位于江苏昆山亭林园的顾炎武纪念馆

在古代，用“察变观风”方法做宏观历史解析的范例，我以为顾炎武的《日知录》可当之无愧。亭林先生将一生平日积累下来的读书札记，逐渐汇辑成书，至死未能定稿。看似尽为具体而微的事证铺叙（参以检索考据），一地“历史碎片”，透出的却是精辟犀利的、有关历史变迁的判断与精彩史识。他自己就非常看重这本集子，在与友人书信中多次说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

说说该书的卷十三。先生以“周末风俗”起首，共收二十四条，从纵向（朝代更迭）与横向（风俗表现）两种维度，进退正反两个方向，高度概述了两千余年间社会风俗衰颓与亡国亡天下因缘相连的运行轨迹。著名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话即出自第四条《正始》（实则为历朝“风俗”之魏晋篇）。先生云：“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居然社会“风俗”的好坏与天下兴亡高度相关，我们怎么能不认真研判“社会生态”呢？！

我不会因此将“社会学家”的光环罩在乡贤头顶。毕竟，老先生用的是老历史眼光，压根儿不可能知道后世会出一门叫做“社会学”的先进学科。相反，如果执着现代意识去看《日知录》，有些人拿出上一卷《人聚》篇，可能还会拿陈腐保守的大砖头砸将过去。

十二卷《人聚》篇也是讲社会风尚的。先生从汉初直说到自己生活的当下，引证每代典型议论，以及名人诗描述的情景，呈现“风尚”或聚于乡或聚于城，攸关人心聚散、王朝盛衰。短文的中心旨意，先生表达得非常清楚：“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可得也。聚于城，则徭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先生写此条时很动感情，自云：“《诗》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兴言及此，每辄为之流涕。”

评论古代人物，最忌现代意识过强，脱离时空条件，望文生义，妄作是非功罪之断。亭林此种观念在中国古代极具代表性，在当时不惟无落后保守之嫌，且具针砭时弊、直指当下的批判勇气。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本社会，即使工商的发展亦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农产商品化为助力，社会稳定首先依赖于乡村经济的稳定。而且，细细品味先生所批判的，绝不是什么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城市化”现象，而是说兵戎迭兴，赋役繁重，逼使农民离乡弃耕，供应官府日不暇给，矛头指向驱民丛渊的獭鹯之政。至于如何正确看待现在的乡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化”有何隐患，亭林先生不及见此，即使如吾等目下亦时有迷惘于“有为不如无为”之惑，给古贤乱扣帽子，过分苛求了。

明清时代的“公务员手册”

平日读得的感觉，古代士大夫，在朝廷为君忧民，在江湖为民忧君，整肃社会风气的议论与对策不算少。正因为是个典型的农本社会，以乡村为基础，省、府、县治是负责治理乡村的“碉堡”。纯粹的官本位体制下，只能以士大夫为治理“天下”、“社稷”的枢纽。这就不难理解，在追究“天下”风气变坏的责任及筹划对策时，他们不会把重点放在“小民”身上（“民可使由之”）。宋儒罗从彦云：“教化者，朝廷之先务；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故上有教化，则下有风俗。俗之美恶，其机固不在民也。”明中期最有治理地方经验与识见的吕坤，在著名的“官箴书”范本《实政录》里，便指着士大夫鼻子，直捷了当说过：“嗟夫，扶世运者吾党，坏世道者亦吾党也！”（卷一“科甲出身”）

几位我名下的博士生曾为写地方财政的学位论文，把《官箴书集成》读烂了。我不做论文，不为史料所累，读得自在，所得的是层累的“历史印象”。印象中，作者都是从业“名医”。他们有在地方从政的丰富经验，对习见的官场病、民间病，用心保存了许多真实的“病案”，并贡献出自己精心制作的“处方”。我推荐给诸位社会学家，有空翻翻，看看中间有没有算得上“中观”治理“社会生态”的历史资料，例如乡保、保甲、宗祠、商会，以及乡约、民约、族规、行规等等，能否算是寻求“中间组织”的最初历史尝试？

《官箴书集成》类似于“公务员手册”，有不少亮点，但不乏灰暗沉闷色彩。此类书在明中后期、清中后期出得最多，甚至有泛滥之灾（出版商频相剽窃，粗制滥造）。所得的“印象”，在宏观调治方面基本上是失败的。体制百病难治，渐成沉疴，医者摇头。秦晖当年因阐述“黄宗羲定律”有幸为领导注意。后来读得多了，发现这不是黄宗羲一个人独具只眼，明清时代许多敢直面时势、不说假话的，发过类似的牢骚很多；每一兴革，政策微调，旨在增加国家财收，民间的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比黄氏早二三十年，浙江海盐的胡震亨在他主编的《海盐图经》里就这样说：“法之弊，遂相为救，而渐调于平者（笔者按：此类改革当时动辄冠于“均赋”、“均役”之名，即所谓财政负担公平合理），率渐觭于重。数十年来有一厘改，定有一增派，征敛之日繁，亦时势所必趋也！”（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十六）

照我的理解，研判“社会生态”着眼于社会的整体状态，不是指某些个别的社会现象。如果从微观层面观察，单独个体的人性，以全世界而论，依然善恶相兼，或善或恶，时善时恶，古今中外无甚大的差别。因此之故，任何社会，任何时候，社会上都有“病人”存在，带“病”上岗是常态。在研讨“提示”里罗列的“诸如冷漠、浮躁、空虚、嫉恨等负面情绪”，从个体来说，在中国古代都存在，非惟今天始有。无文化的人会犯病，有文化的人也会犯病；有权力的人会犯，无权力的人也会犯。中国古代非常注重个人品格与情绪的修养，针对个体“病人”，治理方案倒算得上是丰富的。

我不迷信道德万能，但也深知改善个人的素养，道德宣教是任何社会所必不可缺的。古代县官有一个职能，就是每年都要在“申明亭”宣教，明中后期至清前期实行乡保（保甲）制，规定每保都应有类似宣讲乡约的场所。我看到有些县官深入乡间，用白话文向父老宣讲，语词恳切，颇感人。我觉得，劝导官民人性向善、修养品行的那些宣教，宣讲比不讲好，讲多了，会产生效果。“名士”言之谆谆，对听讲者而言，真如宋代理学家常说的，诚则信，信则灵。对不诚不信之人，任何说教都无救（于是，有人主张对贪官、刁民用重典）。

这些年接触地方性史料多了些，觉得大凡王朝前中期，民间与地方官员的素养、品质，比晚期为好，贪官劣绅有，但没有那么多；刁民暴徒井喷于王朝末季，在王朝中期以前不能想象。

我举一个例子。松江张鼐是明末的一位副部级官员，天启时主动提出辞呈，不待批准便挂印回乡，躲过了魏忠贤的魔掌。他写的《先进遗风》，收在被“四库禁毁”的《宝日堂初集》里。全文篇幅不短，按人物出生前后，逐一记述了松江入仕朝廷的众多官员。从明初一直到成弘、正德年间，无论在外做官，还是退休回乡，都“保持一分秀才气”，为人诚朴敦厚，风范高雅，深受乡民敬仰。我相信他说的这些掌故大多是真实的（有其他文案旁证）。显然，痛感自嘉、万而后，风气日趋恶劣，张鼐此乃是有感而发。在他的家乡，嘉靖四十四年发生了“民抄董宦”这样的恶性群体事件，耸动远近。董宦当时一口咬死是“士抄”，不是“民抄”，欲置“天真”的诸生于死地。张鼐带头联合进士、举人两级乡绅介入调停，保护了反感董宦之品行不端、卷入事件前期、富有正义感的“五学”生员。“民抄董宦”似乎一风吹过，董宦照样仕途得意，但到了明清易代之际，松江、嘉定地区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奴变”，众多富豪之家平白无故被抄、被焚，比之当年恐怖得多。彼时不用心根治恶德恶行，对无论是劣绅还是恶奴均严惩不贷，到了此时，历史的“报应”，亡国亡天下诸种乱象，就不召而至。

儒家圣贤的教导，普适性的光芒照耀后世，那就是人性的向善，即“仁者，仁也”、“仁者爱人”云云。然而圣贤对利、欲于人性的关系，始终只把恶的后果看得透彻，对利与欲的动源之深、能量之大，缺乏足够充分的估计（先秦荀子、韩非算是难得的异数，故不入孔祠）。汉代以后两千余年里，为此困境连连，且战且败，直至今日，犹未见有穷期。

“制民之产”，“有恒产始有恒心”，是儒家教义里极重要的核心思想，甚至是整个学说的阿基米德支点。在农本社会里，只要“轻徭薄赋”、“使民有时，不夺农耕”，儒家的道德宣教有效，社会风气不难治理。孟子“仁政”的经济指标不算高，五亩之宅，百亩（合明清三十余亩）之田，黎民无饥无寒。贯穿汉唐宋元明清，这低标准清平之世大致还容易做到。明清起，虽然乡民大多已为租田，亦尚能“无饥无寒”。士大夫家有“百亩良田”（食租），就可随时甩乌纱帽，表示对时政不满，悠游江湖之上。据查考，“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颜回，除陋巷之破宅外，还有“五十亩郭外之田，十亩郭内之圃”。宋儒将他尊为“定”得住的典范。然而，到了明代，《明儒学案》所述第一位儒者吴与弼康斋先生，家贫无产，为恪守“敬”、“诚”，常以打坐“定”住吾心。但他坦承，当欠了邻居几斗米，又将讨上门来时，心就乱，“定”不住。自云：“夜病卧思家务，不免有所计虑，心绪便乱，气即不清。”可见，“无饥无寒”是守住“恒心”的底线；经济上失了底线，要一般的人守得住道德底线，极不容易。

“太史公难题”

恰恰不是儒家圣祖周公孔子，而是史家太祖司马迁，把风尚变迁深层的经济动因看得比较透彻。《史记·货殖列传》里有这样的陈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下面的话更让人吃惊：“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如果把“刺绣文”比喻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倚市门”扩展引申为大商场乃至造币厂、银行、交易所、股市、网购，那我们不能不惊叹太史公确乎超越时空，是两千年前就已诞生了的、“经济物理学”的天才预言家！

位于陕西省韩城市芝川镇的司马迁祠墓博物馆

博物馆中的司马迁墓

学界有所谓“李约瑟难题”、“克鲁齐难题”，诘问的兴味不减，近年来还开了好几个研讨会。照此比方，我说在中国古代则有“太史公难题”，解决难度比前两命题大得多，可学界几乎无人问津，不亦冤乎？！

《史记·货殖列传》起首有一段值得注意的引论，全文录于下：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长话短说。太史公给出的命题，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没有因时间的往后推移，解决得更为成功和有效，反而越来越捉襟见肘，甚或背道而驰，地方当局多取与民争利之下策。这并非是人性发生了什么根本性变化，而是经济时势大演进，GDP飞速增长，使人对财富积聚的多寡特别敏感，满足的欲望愈加急迫，“动心忍性”的能力也益加衰弱，上层下层、君臣庶民皆所不免。因此之故，基于农本社会建立起来的一套社会期望与社会规则，面对工商业的发达和货币经济的活跃，旧药失了时效；精英除了诅咒悲叹“人心不古”、“今不如昔”之外，几乎筹划不出什么良药，不知道怎样去弥合日见扩大的社会感情裂缝。

近代学人常喜欢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然而，他们毕竟没有亲眼看到农、工、商、服务“四业”结构性地如此颠覆倒转，农业的式微到了极限，实业经营之惨澹，乡村田野之凋敝，不忍目睹。基于此，我不仅坚持古代“资源”不能包治“现代病”，也坦率地表示对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不抱奢望，因为这些议论终究缺乏鲜明的当代针对性，并未彻底摆脱“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的尴尬。因此之故，只能期望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以及诸位社会学家，能从当代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法律秩序、伦理秩序等规则的重建入手，为“太史公难题”作出更有效率的当代解答。

法鼓寺中的三只斑文鸟

最后送一段小花絮来结束我的文章。台中“法鼓（寺）影音新闻”发布了一段视频，说的是2012年夏，斑文鸟的鸟窝，被台风从数公尺高的香樟树上刮下，重重摔落地上，四只雏鸟命在旦夕。经一众佛家子弟爱护照料，三只平安长大，其中一只取名为“宽大”的，日与众僧为伴，居然最后学会了念阿弥陀佛，且声调多变，抑扬顿挫（我听起来，带有浓重的台湾普通话口音），事惊台湾全岛。斑文鸟不具有鹦鹉发声的条件，连鸟类学家也叹为奇观。“宽大”经常飞到常超法师的肩膀上，与她亲昵对话。该寺果理法师对这奇观的解释是：众生皆有佛性。一切皆有可能。关键是须有一种善的环境，善的种子才能发芽。比较起“众生皆有佛性”，我对“善的环境”的说法更有亲近感。我想，治理“社会生态”，也一样要在营造“善的环境”方面发力。这环境可以是宏观的、中观的，以及微观的。如果营造宏观环境难度大，那先从微观改善做起，直做到中观层面，让人们体会到成功的希望还是在人间，靠人，不是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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