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2016年是影评的“算法统治”元年？

2016年是影评的“算法统治”元年？

本周最热闹的话题莫过于岁末上线的几部国产电影所引发的争议。随着对《摆渡人》、《长城》的批评声在社交网络不绝于耳，《中国电影报》、《人民日报》开始了对以豆瓣为首的电影评分系统的声讨——不负责任的恶意刷分导致国产电影票房差、市场机制失灵、严重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背后评分系统是被操纵的结果。文章一出，舆论哗然，豆瓣用户立即掀起了“保卫评分体系”的运动表达对官方“禁止差评”的愤怒。虽然《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次日发出《中国电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度量》一文，并以“以此为准”四个字在评论版回复公众对其“精神分裂”的质疑，但是仍未停止公众对此事的争论。

著名影评人杨时旸在公众号“腾讯大家”发出《豆瓣和影评人搞不垮中国电影，烂片才会》一文，试图澄清公众错以为影评隶属于电影工业的误解：其实，评论从来都应该是写作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电影系统的一部分，只不过它写作和评价的对象是电影而已。因此，它不需要也没有义务对电影工业负责，至于一篇评论到底会让一部电影的票房大卖还是赔本，这不是评论者该考虑的问题，写作者所做的是表达自己独立的观点。而影评人，除却软文枪手外，是一个构成复杂的文化身份，他们首先是影迷，通常由媒体人、文化学者、电影研究者等等人群组成，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职业、经济身份。所有的影评人都只代表自己的趣味，因为“品位”是私人化的，影评就是私人化的，它被大众读取、共鸣或者反感，是它激起的回响而不是初衷。而豆瓣作为中国电影最重要的评分系统，专业影迷的密度之高决定了这个网站电影评价程度的专业与挑剔。相较于普通的购票网站上的随意评分，豆瓣的评分是苛刻的，但它是准确的，也是抵御水军最成功的网站之一。所以在杨时旸看来，这一次针对豆瓣人为干预评分的指责已经近乎指控。

杨时旸认为，2016年的中国电影在经历一个变化：烂片无法像过去一样IP已经变成了避风港肆无忌惮地骗钱了，众多按照之前的惯性堆砌出的影片都没能取得期盼中的高票房。这一年发生的事情，正在证明，专业范围内的口碑会很快地在更广泛的大众那里激发起回响，进而被部分观众作为购票选择的参考。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精英在评论，大众在消费。这两个群体泾渭分明地分割开来。但现在，一批与互联网伴生长大的观众成长起来，普遍的审美水准开始蜕变，表面上看，人们都变得苛责，但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它会倒逼着电影生产者必须重视故事和制作，而不是拼凑明星和消耗IP。当有一天，所有自发评论者都对中国电影避而不谈的时候，没有一句苛刻评论的时候，那不代表中国电影的崛起，而是覆没。

然而，这次沸沸扬扬的官方对评分体系被操纵的指控与影评人、豆瓣用户的辩护在著名电影理论学者大旗虎皮看来，则是我们对“审美的算法统治”第一次产生了明确的意识。他在《2016年回顾：影评的算法统治元年？》一文中把2016年命名为“算法统治元年”。之所以说“元年”，因为我们第一次意识到“算法”的问题已经威胁到影片的评价、电影产业，尤其是局里领导开始对影片打分这件事格外重视。而“算法统治”（algorithm domination）就是电影的观赏与评价，进入到以数码技术和算法技术为核心的时代，即“自动计算”的时代。“算法统治”不限于电影，人们传递和接受的感性、审美体验的所有活动，都进入到可计算性之中——人们随时地、自愿地把自己的感受、感情变成可计算的数据，通过互动屏幕上传，为算法自动运行计算人们的感性提供材料。在数字互联网时代，“算法”的作用越来越大了，它建构了每个人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而电影打分只是其中之一。

在大旗虎皮看来，审美体验的算法时代其积极意义在于，依靠计算机智能，实现审美判断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每个普通观众都能参与到打分之中，算法也可以把更多人对电影的感受给出科学的集中结论，从而呈现一个可量化的审美结果。但是，对人的感性的计算，必然否决个人性的感受。算法（人工智能）对人的意识、感性和审美带来巨大挑战。它对感性不断进行可计算性的还原、简化的同时，也反过来通过可计算化的形式塑造观众的审美——人们根据既有分数、已有类似影片的打分，把自己的观感变成一个打分。

“算法统治”以科学的公正性许诺一个公平的审美判断，因此，它最明显的特征是把评判权，从精英（印刷媒体时代的批评家、影评人为代表的评价）手里交给大众，交给每个人（以数字互动媒体时代的匿名大众评价）。电影是所有艺术中，大众的参与门槛最低、参与程度最高的艺术，也是算法技术最先实现统治的审美领域。它埋葬的是影评人打分制这种精英主义审美，所以没有理由把分数低的结果嫁祸给影评人和网站。

荷兰诗歌学者谈海子、汪国真、余秀华和打工诗歌

在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柯雷关于中国诗歌的著作《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中文版出版之际，腾讯文化对柯雷教授进行了专访，从顾城、海子到汪国真、余秀华，谈他眼中的中国诗人与中国诗歌。

关于海子

柯雷认为恰恰是海子那些最著名、最被经典化的作品比较失败，因为其震耳欲聋的高亢，以及对宏大、庄严、姿态的偏好。这让它们不具原创性，甚至缺少个性特征，让读者失去了一读再读的需求、愿望，而后者是诗歌这一文类的典型特征。

关于汪国真

汪国真的诗歌通过传达一些“矫情善感”的东西，吸引了许多读者，充满难以忍受的陈词滥调，过于流畅好读，极为乏味。柯雷认为这类诗歌与所谓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之争并没有太大关系。汪国真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而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之争却是一场发生在精英文化内部的冲突，虽然这场论争“溢出”到了更广大的大众领域；对于“诗歌是什么”“诗歌应该怎样”，在精英文化内部有着根本的分歧。

关于余秀华与打工诗歌

余秀华的身份构成了一种“现象”，虽然许多专业的评论家和学者觉得她的作品“没文化”。余秀华在中国之所以成为“现象”或“话题”，是因为诗歌本身是中国文化身份、文化基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也有助于理解、解释“打工诗歌”现象、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的“灾后诗歌”现象。

通常所说的“打工诗歌” 社会意义高、审美意义低，在柯雷看来并没有那么简单。就“打工诗歌”本身而言，许多人之所以这么看它，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从社会文化背景、个人身份和写作风格来看，“打工诗人”是一个匀质的、同一的群体。但其实他们不是。“打工诗人”中有许多种不同的声音。为了理解、阐释“打工诗歌”，我们需要考虑到诗歌是中国的“DNA”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没有人觉得打工者写诗有什么奇怪，争议只在于如何将他们的写作与其他类型的诗歌相联系——先锋诗歌，或官方主流诗歌。柯雷在这争议中看到了某种张力的产生，这也是他觉得有趣的、值得研究的方面。过去数十年间发生在中国的城乡大移民，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件，其数量之大、对无数个人生活的影响之巨，令人震惊。有人以此为题来写诗毫不令人惊讶，尤其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