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逝世六周年︱心中藏之，何日忘之

2016年12月31日，作家史铁生逝世六周年。他的文学引路人柳青女士献声“我的历史”电台；和我们一起分享她的思念和感悟。在柳青饱含深情的讲述中，有她和铁生的初识，有铁生在写作之路上艰难的起步，还有他们倾心尽力、废寝忘食对“生死之交”孙立哲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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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柳青。

史铁生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也是我的好朋友，他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回忆起在他走前的七天，我与他面对面的谈心，至今仍鲜活着。

《心中藏之，何日忘之！》，这是六年前我写的一篇纪念他的文章：

我第一次见到铁生，他只有二十四岁。那时我刚分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回家探亲。是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刘瑞虎把我带到他家去的。他俩是清华附中同学，又同在延安插队。关于他瘫痪的故事我早已听说了，铁生的妈妈和他的朋友们都在想尽办法能帮他快乐起来，能对生活建立起新的希望。我也被他们“扩展”进去了。一进到他在前永康胡同的那间小屋里，大家就开聊，话茬儿从来没有落地过，大家尽其所知，尽兴之所在，一会儿就不分彼此了。我觉得清华附中的学生，是不大一般，虽说是老初三，知识面，兴趣面就是宽。我虽然比他们大八岁，没感觉相互之间有差距。

刘瑞虎也是个极聪明的人，是铁生的好朋友。我刚来北京时，他才一岁，我妈妈和他妈妈，两个单身母亲合租一处北房，合雇一个保姆做饭，两家人过得像一家人。不经意间，他已经长大，很多方面都超过了我。铁生的妈妈看我们聊得高兴，在我走出来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你多鼓励鼓励他，你们的话，他听得进去。没想到，这一声轻轻的叮咛，竟成了托付。当我听到他妈妈不久后因为肝病去世时，怎么也觉得她的一片期待落在了我的肩膀上。

那时，我也幼稚。鼓励铁生把知青的生活写成电影文学剧本。江青的文艺革命和样版戏使一些已经颇有造诣的老导演都不会拍电影了。我师从武兆堤导演，重拍《平原游击队》，以前郭振清饰演的带有“游击习气”的队长李向阳，是多么生龙活虎，可同是一个武导演，重拍时的李向阳只能是“高、大、全”，摆在那儿有点像“银样蜡枪头”。我师从王家乙导演写描写地质队生活的影片《踏遍青山》，故事原来是从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生平中获得启发写的，后来竟让改变为写反对走资派，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由这样的电影制片厂，这样的电影文学部审看的史铁生的剧本，会“指导”到哪里去。不过铁生认真地一遍一遍地写，我也一遍一遍地在中间传达长影审看者们的意见，终未有下文。

1978年，我从长影回京，到北京电影学院编剧进修班“回炉”，铁生给了我一个横格笔记本，上面是誊写的整整齐齐的短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我读了，立即就喜欢上了他的新尝试。文章的成熟、文字的简洁，立意的深刻，蕴藏的哲理，苦涩中的幽默，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我觉得它有一种俄国大作家果戈理小说的味道。真行啊！我感到铁生快“出炉”了。我已自愧不如，不像当初他写电影文学剧本时以为自己的有限水平还能帮上他什么忙。

这部短篇已经写得精益求精了，无需改动一字，直接送到杂志社就行了。他看着我这种满打满算的样子，不知是高兴还是担忧，“行吗？”“准行！” 我不相信哪个杂志社能拒绝这么好的稿子。他写的这两个人物，就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缩影，画龙点睛，绝妙之极。法学教授“觉得自己一辈子不曾欺骗过任何人”； 教授夫人“认为自己一辈子不曾被任何人欺骗过”；“一位朋友，向这两位老人借了三十元钱”一直没还，这善良的一对“甚至不敢登那位朋友的家门了，因为怕人家以为是来讨账的”。 就是这样一对至真至好的人在刚刚熬过去的黑暗的七十年代，被中国的政治大环境摧毁了，以致家破人亡，读后让人唏嘘不已。其中精辟的语言诸如：“用自由的言论把言论的自由给弄丢了”，“这毛病，就出在——什么样的人是人民，什么样的人是敌人，没有一个严谨的法律标准，而是由那些凌驾于法律之上，逍遥于法律之外的人说了算，法律在这儿成了装饰，给瞎子戴一副眼镜，给哑巴的嘴上吊一个扩音器，却要把能看的眼睛挖掉，把能说的嘴巴缝上”。 一针见血呀！我多么希望能把这些话白纸黑字的登出去。小说的结尾嘎然而止：“死去的妻和狱中的儿，消灭的妖和还魂的鬼。怎样才能保证这一切不重演呢？——诸位看官，解教授为妻子陈谜送葬的时候，想的就是这些。”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明白我看过这篇文章的激动。我跑去找所有我认为能帮上忙推荐稿子的人。每当得到什么反馈和评语都迫不及待的跑去告诉铁生。大约等了两个多月，终于落实了。拿着印成铅字的杂志，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可以告慰铁生的母亲了。

因为对铁生的才能我从来没怀疑过。他只是得了他应得的。

我在日记上写下：“他已经成熟，很快会在文学界放出光华。我真为他高兴。”

那时，还有一件困扰我们的事。铁生为此废寝忘食，我也被“卷”进去了。

他们一起插队的赤脚医生模范孙立哲，只因为被树成标兵的时候是“四人帮”当道的时代，在“四人帮”倒台后，被地方领导打成“四人帮”的“爪牙”，当时正处在危难当中。 孙立哲69年一月和铁生一起插队，三个月后，因为铁生突发的脊椎病症状，引起双腿行走困难，立哲和几个插队的伙伴护送铁生回京治病。他在乡下看到农民极端的贫困和缺医少药，知己的朋友又患了疑难病症，立志钻研医学。趁陪伴铁生在京治病期间，他去他姐姐的医院见习了两个月，回延安就带去了一些药品、器械，开始做赤脚医生。老乡问：“能治病了吧？”立哲说，“能治。”老乡们就来，那是什么样的信任，什么样的支持，又是什么样的无奈呀！老乡患了阑尾炎，拉来了，不开刀就会要命，立哲只能上马。铁生告诉我，做手术的第一刀，他是在自己身上试的。立哲可以治病，态度好，收费少，就这几条，他的名声就在延安地区传开了。一次抢救一位因宫外孕大出血的农妇，病人急需输血，立哲是O型血，当下就抽了自己的血输给病人。老乡们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在外面砸着窗户哭：“你要倒了，谁来给俺看病啊！”手术成功，孕妇给抢救下了。还有一次，一个孩子必须输液，没有输液设备，立哲就用大针管连续推，四十多个小时，累得跪在地上推，孩子平安了，立哲瘫倒在炕上。

他的种种事迹传遍陕北，1971年作为知青的赤脚医生代表回京汇报，他的讲话轰动了北京，惊动了中央领导。1973年中央30号文件，肯定了邢燕子、侯隽、朱克家，孙立哲等人的成绩和贡献。孙立哲虽说后来被提升为延安卫生局的副局长，但是他一直坚持在第一线，病倒时还在上山劳动，高烧41度。由急性黄疸型肝炎到肝昏迷，以致到亚急性肝坏死，不得不回京看病，竟被县里揪回去批斗。

立哲被关在冰冷的房子里，没有药物，甚至没有饭吃，逼着要他“交待问题”。如果此情继续下去，怕是要把命丢在那儿了。

铁生为孙立哲喊冤，写了为立哲请命平反的上诉信。他家里是聚会的点，那时没有电话，更没有伊妹儿，靠的都是跑路，见上一面，讨论救孙立哲的路子。山不能动，水动，铁生不能走，能跑动的就都聚到铁生那儿。一时间征集到了二百多位延安插队知青的签名。

这信也给了我一份。我托了一位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朋友、胡耀邦总书记搞拨乱反正时理论班子的笔杆子，他也被知青们的事情感动，附上自己的报告，把铁生和知青们的信交给了胡耀邦总书记和陕西省省长王任重。据说是胡耀邦批了这封信，孙立哲才得以释放。

记得那是一次最欢乐的聚会，欢迎孙立哲回到北京，在铁生家里包饺子吃。大家都是有情有义的人，没有大家，哪儿有今天！铁生从生病起，就是靠着这种力量，也因为铁生，更多的人才凝聚在一起。

我很愿意和他们这帮人混在一块儿，在那儿才能觉着做人的价值，活着的意义。

出国后，从1990年开始，我在香港经营了一个小小的出版社。第一部出版的就是我的朋友的一部在国内尚不能发表的小说。那时中国的出版界受着诸多限制，我的心愿就是能够建立一个平台，让作家们、学者们、历史的亲历者们能不受限制地出现在这个平台上，自由发表他们的作品，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

当看到铁生写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时，我很兴奋。那个小说非常特别，也非常优美，我想把它介绍给香港和台湾的读者，介绍给海外的华人。因为铁生是我最喜爱最敬重的作家，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何乐而不为？现在想起来，自己竟也差点扼杀了铁生这部天才的、独特的作品。不少出版界的同人往往认为自己不会像图书审查官员那样横加砍杀作者的作品。但是由于水平所限，对文学认知的浅陋， 加上陈旧的观念：什么才是小说之虞，用常规的“市场价值”来判断，更糟糕的是，自己掌握着一点点有关此书能否付印的权力，会俨然提出貌似“正确”的修改意见。这事就发生在我和铁生之间。

铁生给我写了长长的一封回信，申明为什么不能采纳我提出香港版要做些修改的意见。这是他对我的一次很有原则性的批评，也是令我难以忘怀的一课。当时读了汗颜，今日再读，伴随着惭愧还窃窃庆幸，我有这样的良师益友，是我的幸运。铁生说：“但这缺陷，我以为又不是简单的删减可以弥补的，删减只能损害它的特别。而其‘特别’，又恰是我不能放弃的。所以，这篇东西还是让它保留着缺陷同时也保留下特别吧。你不必再操心在海外出版它的事了。它本不指望抓住只给它一点点时间的读者，这是我从一开始就明白的事。世界上的人很多，每个人的世界其实又很小，一个个小世界，大约只在务实之际有所相关；一旦务虚，便很可能老死难相理解。” 我惊诧自己，何时也变成一个“匆匆过客”了？那种吝啬到对好的文学作品只给一点点时间的“读书人”？现实世界中的“务实”，物质人，与精神世界上的“务虚”，精神人，真是会“老死难相理解”。

铁生的话是犀利的，刺痛灵魂的。

铁生说：“我还是相信，有些作品主要是为了卖，另一些更是为了写。” 多么鲜明的声明！“为了写”才是作家高贵的品质；“为了卖”还能有什么好作品吗？我现在掉换了一个位置，站在出版人的角度，看问题的性质就变了。我不能够帮助有品质的作家把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推出来，我还做什么出版人哪！

在文学上，铁生给我上了一堂大课。铁生说：“我很不喜欢所谓的人物性格，那总难免类型化，使内心的丰富受到限制。” “文学不告诉我们他人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关于他人我们能够谈论什么。”“其所传者主要不是在空间中发生过的，而是在心魄中发生着的事件。”“我在我的生命旅程中经过他们。但，印象里的并不是真确的他们，而是真确的我的种种心绪。” “很多很多记忆都逃出了大脑，但它们变成印象却全都住进了我的心灵。” 这是铁生入骨入髓的对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独到的见解，也是我们理解、欣赏他的《务虚笔记》的一把钥匙。他的见解可以进入文学大师们的经验宝库，带着他特有的思辨。

我倒还没有愚顽到不可救药，一剂苦口婆心的良药使我从“昏昏”中清醒过来。没有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令人厌恶的蠢事。我按照《务虚笔记》的原貌在香港推出了它。这里没有什么“功绩”可言，是铁生纠正了我的一个大错。

在我的个人生活中，除了我的爱人，铁生就是首屈一指的一位了。可能很多人都和我类似，对他有着这种特殊的感情。我们的人可很多呀，铁生只有一个。他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除去透析的时间，奔跑在医院和家的路上的时间，因为体力不够必须休息的时间，他的时间比我们少多了，但是他大概没有拒绝过我们之中的任何人。他给予我们的，都比我们能给予他的多得多。我们对他的这种感情或许说近乎“残酷”，我们怎么可以“剥削”铁生的精力和时间？！但是大家一律享受着推门就进的宽厚的欢迎，一如既往，不管是在他没成名之前，还是在他已经大大成名之后，带着自己人生难解的困惑前去，装着满载的精神食粮而归。

铁生说，解读他生命的密码是残疾和爱情。人们往往只从字面上去理解。其实他不但是在讲自己，更是道出了人生的本质。他说，“这是上帝为人性写下的”“残疾即残缺、限制、阻碍，是属物的，是现实。爱情属灵，是梦想，是对美满的祈盼，是无边无限的，尤其是冲破边与限的可能，是残缺的补救。”

每个人都有着各种各样的残疾、残缺、限制着、被限制着，而人们并不自觉。甚至病入膏肓而仍盲目着，带着这残疾、残缺步入佬髦之年，连正视自己残疾的勇气都没有。当下，人性的残疾和残缺更是越演越烈，以致不知我们的民族终究要走向何方？铁生先于绝大多数人而自觉，他一生都在与这残疾和残缺博弈，他无法战胜身体的限制、阻碍，但是作为一个人，他战胜了残疾和残缺，实现了完美，实现了理想。他的作品是我们最好的镜子，我们是否肯于把自己亮身在镜子前，好好做一对照？

铁生在爱情萌动的二十一岁，在鲜活的生命恣意奔放的年纪，就被无情地拦腰折断。可是他的爱情并没有折戟沉沙。爱情在他的心魄中燃烧着，像永不减灭的生命季风，呼啦啦地刮到了天和地，呼啦啦地刮入了每个人的心田。和他谈话，读他的作品，你也被点燃，也刮起了风。他带着我们冲破禁忌，探究爱和性的真意。铁生在这一存在上的叩问，是层层深入，没有任何回避和含糊，剥茧抽丝般地究其穷尽。铁生内心的勇敢、真诚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爱情不仅仅是爱与性，她根本是对生命的态度。你无可拒绝地跟着他一起去思考、去探究，你不妨得出自己的结论，可是你时时会有“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的感觉。因为铁生的视野是博大的，他的心魂高视在我们的头顶。爱情的亮色晕染了他的诗、散文和小说，留下了美，留下了真，留下了驱动生命的力。西方有一句通俗的话，“美，只为欣赏者的眼睛而存在”。铁生的爱之观，已经影响了众多的粉丝，他的爱之观，在生生不息绵延的生活长河中也将会晕染和改变众生的心灵。

早在八十年代，铁生就对我说，你家庭和个人经历的题材够得上托尔斯泰水平，遇到这样的题材的机遇是不多的。你现在搞其他的一切都没有意义，把这部长篇小说写出来就行了。半生苦难，惟它是结。

我俩的友谊在那时就变换了位置，他是师表，我是学生。余后的二十多年我是在国外度过的，待回来问师之时，他仙逝了。

就在他走前的七天，我们还有过一个好好谈谈的约定，其实这约定的全部答案都在他的作品中。

想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读他的作品。每次阅读，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体会。

我也知道，他在天堂，笑等着我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