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丨TLS主编谈新媒体时代严肃刊物的机遇和复兴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主编斯蒂格·阿贝尔

2016年5月，《太阳报》的八〇后总编斯蒂格·阿贝尔（Stig Abell）接替彼得·斯托瑟德爵士（Sir Peter Stothard）就任百年老牌文学刊物《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的主编一职时，业内一片窃窃私语。很快斯蒂格就雷厉风行地证明了自己：新版网页迅速上线，新版播客内容大大丰富，他本人在推特上亦十分活跃，比如推介读TLS能够学到的知识：“普鲁斯特在鸭馆里看饥饿的老鼠在笼子里打架来达到高潮。”——小报伶俐和高眉逸事无缝衔接。点滴新举措逐渐提高了刊物的能见度，《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多年来首度销量攀升，网络点击和播客收听都稳步增加。在斯蒂格同意接受采访后，我发去了采访提纲，不到两个小时便收到了回复，其高效风格可见一斑。斯蒂格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历任主编一样，坚持将读者放在首位。

澎湃新闻：在全球纸质媒体不断衰落的大环境下，不少报纸会首先考虑缩减文化版面。但我听说《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最近销量/订阅不降反增，打破了多年来的瓶颈。您是如何在上任半年里做到这一点的？

阿贝尔：我觉得《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与当下的关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我们目前身处的世界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技术变革，这种变革将速度和便捷性置于深度和专业性之上。在叫卖式吸引点击的标题党横行的新媒体世界中，我认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可以成为另外一种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姑且称之为“逆流文化”（counter-culture）。就像1980年代快餐催生了慢食运动，网络快餐也反向滋养了一种对深度文化的向往。当人们不想再为可轻松复制的大众市场内容付费时，他们会转向定制的、有深度有思想的长文章。目前英国的严肃刊物正在悄然复兴，可以说《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恰好搭上了顺风车。

澎湃新闻：我一直收听你们的播客节目“TLS之声”，新版本比以前有趣了许多。在您心目中，一个理想的播客节目应该是怎样的？您自己平时喜欢听哪些播客？

阿贝尔：录播客节目是我最喜欢的一项工作内容。理想的播客节目应该温暖而有趣，就像TLS本身那样，介绍一些你可能在别处不那么容易碰见的书和思想。我喜欢它还因为我们会采访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请他们谈对我们来说不那么熟悉的书和戏剧。我个人很喜欢听的播客是“美国生活”（This American Life），内容非常多样化，但都一样精彩。

澎湃新闻：《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既有只在智能设备上阅读的千禧一代读者，也有根本没用过手机、现在还在用手写支票支付订阅费的老年读者（听说你们的老编辑里有一位JC就从来不用手机，给新闻集团的现代化门禁管理添了不少麻烦）。你们是如何做到同时满足这两类读者的需求，从中找到平衡的？

阿贝尔：这正是我们的目标，要达到也极为困难。在我看来，我们的读者都是非常开明的，热衷于优秀的写作和有趣的思想，这一态度超越了年龄和技术。我们特意做了每日更新的网络内容，适于在手机或类似的设备上阅读，但其语调和内容广度也一样适于任何读者在任何介质上阅读。有一点值得指出：我们网站上最受欢迎的内容往往是名作家或是思想家为我们的纸质版撰写的长文章。2016年点击前五名的文章里就有写维特根斯坦和克尔凯郭尔的特稿。

澎湃新闻：高眉文化刊物如果要在数字时代生存下去甚至活得更好，应该注重哪些方面？

阿贝尔：文章的思想性和风格质量。专业性和深度是新“逆流文化”的两大美德。

澎湃新闻：您觉得社交媒体是深度思考最糟糕的敌人，还是一种能够传播深度思考的工具？

阿贝尔：社交媒体会分散任何思考的注意力，我认为它们还动员了人类一些最恶劣的倾向。不过……我还是经常上推特，虽然这让我充满了自我厌恶。社交媒体是一种联系人群和分享思想的巨大中介，应当得到相应的认可。然而我的确很担心技术入侵的长期影响和对自我的集体感的冲击。二十年后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技术是否造成了真正的危害。

澎湃新闻：《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刚刚发表了一篇头条长文《互联网地狱》，分析了互联网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在网上，私人信息被窃取、买卖；新闻被小道消息和精心炮制的谣言淹没；人肉、人身攻击、网络霸凌司空见惯；任由国家机器干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多年来互联网巨头通过免费服务的甜头来驯化用户，如今他们已经大到不能倒，而全球性的数字灾难几乎可以预见。现在是否已经到了每一个人重新审视生活选择的关键时刻？是为换取网络服务和便捷而不惜将隐私拱手他人，赤诚上网，还是选择一种更隐私也更安全的线下生活？

阿贝尔：我们的确在面临重估时刻。我们需要重新考虑技术在生活中的角色，考虑大公司、国家和个人在网络世界中的行为。但你已经无法回到过去，英特网已经被创造出来了，所以好像我们还是得苟且过下去。

澎湃新闻：您从《太阳报》到《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感受肯定特别不一样吧？一份是呼风唤雨的小报，一份是高眉但小众的文学刊物。您个人对这一工作调动有何看法？

阿贝尔：我在《太阳报》的同事既可爱又投入，我很享受在那里工作的时光。到《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后我也非常幸运，因为和这里的同事共事也非常愉快。我很兴奋能够编一份像《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这样的刊物，希望能够成为见证并参与它复兴的一分子。每天我都能读到最好的作者写的很有启发的文章，我乐于相信我能帮助他们获得最广泛的读者群体。

澎湃新闻：《卫报》登过长文说英国退欧是多年来日渐失势的英国小报的一次成功复仇，您同意这说法吗？今天小报在英国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它们的影响力到底是在增加还是减弱？

阿贝尔：这个问题三言两语不容易讲清楚。像《太阳报》这样的小报，比起主导公众情绪，可能更多是反映公众情绪而已。在不列颠有不少人非常强烈地感到我们的最佳利益在欧盟之外，而且又常常与他们生活中遇到的移民问题（无论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他们自动脑补的）纠缠在一起。在美国大选中，支持特朗普的也是类似人群，他们中的许多人拒绝全球化、都市专业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现代潮流。在许多方面，小报的角色是代表了这种世界观。我个人觉得报纸的影响力一直都被夸大了，但不断宣布它们的衰亡也有点过头了。

澎湃新闻：您觉得文化刊物应该有清晰的政治立场吗？如果是，《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立场如何？在英国退欧、特朗普当选、右翼席卷欧洲政坛的当下，您觉得《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会更倾向左翼吗？

阿贝尔：我认为一份文化刊物应该刊登言之有理、言之有物的内容。我不太情愿让《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站政治队，而希望我们能提供各种立场的观点辩论的舞台。真正的考验在于文章的观点是否有道理并且有意思。

澎湃新闻：《纽约书评》的主编罗伯特·西尔弗斯说过：“我不会发表任何我不赞同的文章。”《伦敦书评》的主编玛丽-凯·维尔梅斯则说：“我不会发表任何我不乐意写的句子。”如果一定要有一句主编格言，您会说什么？

阿贝尔：我希望读者愉快地汲取信息。我的品味永远为读者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