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许礼平：黄般若菩萨心肠画大火

去年东莞博物馆举办了“邓尔疋黄般若艺术作品展”。众多参展精粹中，我独重黄般若的作品《木屋之火》。

首先，论题材，该图是中国美术史上少见的。中国画的传统题材，如山水树木、庭院楼阁、风云月露、佳人名士、鸟兽虫鱼等，都能让人体察自然的融和、含蓄，与读画者适然相合。但黄般若先生笔下的“木屋大火”却以灾难为题材。火，在传统上给人“尊而不亲”的感受，是有欠祥和的，让人畏避。故此历史上画火的作品并不多。回顾黄氏年谱，其画火之作亦只占少数。这次展出的《木屋之火》及写大火的两件小画稿，均系香港艺术馆藏品。此外，尚有两件分别为博物馆及私人收藏（下文会提及）。一句话，物以罕为贵，这是我偏爱该画的第一个理由。

东莞博物馆展出黄般若木屋大火画稿之二

其次，是我能从画中感到黄先生铁肩担道义的择题胆识。传统中国人讲究“语贵吉祥”，这是长期的经验，也是成见。明明是“禁火”，却要说“寒食”。明明是阿房宫起了大火，却要用远距离的事后追维口气，说成“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可谓避重就轻，避近说远，因为这样才不至于“刻露”和“惊心”。连文字都成了忌讳，遑论作为绘画题材？

不过，历史上也有极少数智者不拘于先例，像吴道子《地狱变相图》、罗两峰《鬼趣图》，都能在题材、法则上作变异，把难看的东西画出趣味，不把人们的忌讳当回事。但妖魔鬼怪毕竟不是现实，没有火的顷刻张皇、倏忽万变来得恐怖。所以，黄先生改变常例而以“大火”为题材，是要有英雄手段的。

说黄氏改变常例，是对他更逼近的观察。黄氏笔端能有“静意”，于社会上早成定评，他画的罗汉，常令读者有禅静之感。这次展览中就有黄氏所画《达摩面壁图》，图中是罗汉的圆光禅坐。此画归入寒斋多年，今番由东莞博物馆出展，有幸与诸君共此忘机静境。而黄氏笔下千钧一发、倏忽万变的“大火”却和平素的“禅静”风格大不相同，“能者无所不能”，这是他厚积薄发的另一面。柳亚子为潘达微画题诗，说“谁为流民图郑侠，空教绝技擅僧繇”，指责许多画家的不敢为。但黄般若却是敢为的，而且一画就是好几张。中国画史上没有“灾难画”这一门类，如郑午昌的《画史》，分析上有罗列、有图表、有比例，而且资料宏富，偏就少了“灾难画”。而我私心对黄氏的“灾难画”是极为推许的，这是我要拈出黄氏的《木屋之火》作为话题的第二个理由。

记得黄氏另有横幅《九龙火舌图》，上有章士钊题诗：“咸阳三月意难平，只为龙潜水不行。底事九龙麕聚处，竟容火舌遍烧城。丁酉春在香港为般若先生题。孤桐章士钊。”丁酉即1957年。此图不在本次展览之列，而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5年举办的“黄般若的世界”展览与香港艺术馆2008年举办的“香港景山水情——黄般若艺术展”中展出。

令笔者惊异的是，该图竟以“火舌”命名。已是“灾难画”了，还要加个广东人忌讳的“舌”字——广东人称“舌”为“脷”，是讳“蚀”（谐音“舌”）为“利”（谐音“脷”）的陋习。既“蚀”了，还要有“火”，不燶何待？这就比“粪翁”、“苦禅”（国语“禅”、“惨”同音，又“苦”又“惨”）更触霉头。章士钊之用“火舌”，因他不是广东人，但黄却是地地道道的广东人，怎能不忌讳一下？以画家卖画为生而论，画这种“大吉利是”（广东习俗，每逢新年或喜庆之日，小孩说了不吉利的话，都要被大人逼着说句“大吉利是”）的作品能吸引买家吗？这忌讳的题材、忌讳的题名的画作，当年应该是没有市场的，也就只好“子孙永保”了。

十多年前，黄氏哲嗣黄大成兄尝赠我照片，是不在东莞展出之列的黄般若所画另幅《木屋大火图》，诗堂有张大千题跋，云：“此般翁状眼前景色，仿佛若奔走呼号之声从纸上出，令观者目悸心骇，欲哭无泪，当与郑侠《流民图》并传千古也。”后来亦见该画收入集古斋展刊《黄般若画集》（1971年10月），却没有刊出大千的跋。大概那是比大火更火红的年代，所有事物都要看政治立场，自然是容不得张大千的跋语的。

集古斋所刊黄般若《木屋大火图》无大千题跋

其实，张跋不蔓不枝，恰到好处，以宋代郑侠写《流民图》来比喻此画，极为允当。所谓“当与郑侠《流民图》并传千古”，话也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指作者而言：郑侠与黄般若无独有偶，都是为民发声的画家，是美术史遥阔长空上的两颗晨星。另一层是指历史而言：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因国内战乱而导致人口骤增数十万，衍生出许多社会民生问题，一度又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借口。这些事情，与黄般若恻隐哀矜的本意是相去甚远的。

且来说说“木屋大火”的历史。1952年11月21日夜，九龙靠近启德机场的东头邨，某户打翻火水炉（粤语，即煤油炉），引发大火，导致多家住户储存的火水罐随火连环爆炸，令夜空一片火红。这场大火，烧毁木屋三千七百四十户，造成灾民一万六千余人。依荒山而搭建的木屋本属非法僭建物，灾后香港政府自然不许在灾场原址重建。但灾民多是工联会员和家属，于是当时就有左翼人士认为这场火灾或是港英政府的阴谋，牵扯到了政治。左翼人士发动赈灾活动并组织群众，事态愈演愈烈，加上朝鲜战争影响，于是港府出手遏制。1953年1月9日凌晨，港九纺织染业职工总会九龙城支会主任、书记遭到拘捕，翌日递解出境。而同时递解出境的还有司马文森、马国亮、齐闻韶、刘琼、舒适、杨华、沈寂、狄梵等文化界、电影界人士。

当时有左翼人士传言，3月1日广州有慰问团到香港。当天尖沙咀火车总站人山人海，青年不断高唱《团结就是力量》。但慰问团一直未出现，当高音喇叭宣布“慰问团被阻在深圳，过不了罗湖桥，请大家散开，各自回去”时，在场的热血青年情绪翻成怒火，进而演为暴动。烧警车者有之，砸店铺橱窗者有之，工人陈达源（纺织染业职工总会会员）更是爬上旺角警署楼顶去扯米字旗，为警察开枪击中（延至3月17日卒）。此即“三•一事件”。整个事件中，死一人，逮捕百多人，判罪十八人，递解出境十二人。其后，左翼骨干陆续遭递解或被劝谕离境，声名较著者为莫应溎（被勒令四十八小时内离境）。

这次扯上了政治斗争的大火发生一年之后，继而石硖尾又起大火。港府痛定思痛，开始制定徙置政策。木屋区逐步清拆，徙置大厦不断兴建，穷苦大众得以上楼。这政策的成功，体现为“路人皆见”的大厦。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北京来的朋友拟参观木屋区，笔者无法应命，因那时“木屋”已几成历史陈迹。

撰本文时，友人传来当年石硖尾大火的照片，和黄般若所画对比，两者似是同一视角。黄画的绫边有医生诗人许菊初的诗跋：“罡风不入乌衣巷，野火常资落叶媒。我亦天涯飘未定，何堪相对劫余灰。般若我兄大方家属题，庚子重阳晚香许菊初。”此图曾于1960年8月22日在香港圣约翰副堂举行的黄氏“香江入画”个展中展出，当时无此题跋，当是展后补跋。

许菊初（1901-1976）名伯干，字菊初。广东番禺人。抗战胜利后加盟广州越社，后移居香港，是硕果、披荆等诗社中坚，时有“硕果四子”之誉。他为“大火图”所题的诗虽只四句七言，却能咬实题意，联系身世，直抒胸怀而又意在言外，自然流丽而又有掩抑，绝非近辈诗人所能及。这位许诗人体胖声洪，出语往往令人忍俊不禁，“当时只道是寻常”，谁料风徽一去，这四十年，人间再也见不到这样的诗人。

友人慕容羽军曾为《星报》总编、《工商日报》副刊主编，喜写香江竹枝词，四十多年前有《火神肆虐》诗云：“隆冬已显火神威，又见红光处处迷；一掷烟头知祸患，满堆通路藐安危。燎原屡起无情劫，毁宅还教冇地栖，最是高楼和木屋，家家应备过墙梯。”注云：“入冬寒燥，火神显威，连日以来，已见火烛多宗，大多以一枚烟蒂起祸，而殃及人命，常以通路阻塞无法逃生而致命。”

隔了几年，他又在报上发表《冬火》一诗云：“风高物燥易燎原，遭劫焉能独怨天；往日火神欺木屋，此时大驾到轮船。频闻工厂成焦炭，最怕高楼贮醋酸。若果家家勤检点，当然不致咁该尊。” 注云：“冬日风高物燥，尽人皆知，而易燃物品失于检点，致酿巨祸。住所多有最得人惊者为存储化学原料之工厂，偶一不慎，本身遭劫，连带邻舍亦受株连，可不慎哉！”虽是游戏之作，也颇能道出那个年代的特点。

木屋区大火对灾民是坏事，于建筑界却是商机。石硖尾大火发生在圣诞节前夕，石硖尾山边白田村等六村起火，大火烧了六个小时，毁屋无算，无家可归的灾民达五万八千人之多。这回港府学聪明了，决定立即兴建徙置区（六层高H形大厦），解决灾民和贫苦大众的居住问题。工程由何耀光的福利置业有限公司中标承办，两个半月内即建起第一座大楼，解决了许多问题。何氏因此赢得港府信赖，日后承接政府多项工程，业务蒸蒸日上，也就发达致富了。

何耀光是香港工运领袖何耀全（电车工会主席）的胞弟。何耀全是1925年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之一，与苏兆征、邓中夏齐名，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在广州珠江牺牲。何耀光的奉献情怀与乃兄一样，但行事方式又有不同，乃是以另一种方式济世。他是有名的善长仁翁，照顾贫困文化人尤其不遗余力。

何氏雅好书画，收藏甚富，斋号“至乐楼”有名于时。何与黄般若是老友，至乐楼藏品中最著者为石涛《黄砚旅诗意图册》（王文治对题，邓尔疋、黄宾虹、吴湖帆许为诸石涛画中之精品、奇品），此册原为黄般若“四无恙斋”旧藏，何氏得之，极为宝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刊印行世。1968年黄般若病重，入跑马地养和医院治疗，何耀光哲嗣何世铿医生正巧在养和诊症，对黄照顾有加，陪护他走完人生的最后历程。

2008年，香港艺术馆举办“香港景山水情——黄般若艺术展”。展出的黄氏作品中，有一件横幅描绘木屋区大火的《九龙火舌图》，即上文提及章士钊题跋那件。时何耀光已离世，其另一哲嗣何世尧参观展览，看到《九龙火舌图》时深有感触：这件作品所描绘的场景，与何氏福利置业公司后来的发展太有关系了。他辗转找到黄大德，希望此画能归藏至乐楼。黄大德与乃兄大成商量之后，即举以奉赠，“以续两家情缘”（参黄大德《说说家父黄般若二三事》）。

何家后人的念旧，黄氏后人的仗义，今天我来重说一遍，又恍如在讲《世说新语》中的六朝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