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载云烟录｜乌克兰“脱俄入欧”外交选择与重塑“历史记忆”

【编者按】

苏联解体至今已30年，30年来，继承了苏联主要遗产的俄罗斯，以及因苏联解体而独立的那些国家，都在不断探索在后苏联时代的国家发展道路，以及自身在地区及国际舞台上的定位。苏联已成往事，但这些国家30年来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会不同程度受到苏联遗产的影响和制约。“西索观欧亚”专栏创作团队与澎湃新闻合作，推出“卅载云烟录”系列文章，选取五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国家，回顾它们这30年来走过的历程，并展望它们未来的发展。

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再次阴云密布。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已将一半的武装部队部署在顿巴斯地区，乌克兰则称有将近10万俄军士兵在俄乌边境集结。尽管双方都表示这只是在自己国土内正常的军事调动，但两国边境大兵云集依然让国际社会忧心忡忡。美俄元首近期也为此举行了视频会晤，互相阐释了立场以及“红线”。

相比于明面上的剑拔弩张，乌克兰独立30年来为与俄罗斯切割，重构“历史记忆”的努力则显得静水深流，不那么引人瞩目。考虑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近年来不断在公开表态中强调，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同根同源，“历史上一贯拥有共同的祖国”，乌克兰对国家、民族的“记忆重塑”或许对乌克兰和俄罗斯有更深远的影响。

上月，一条登上乌克兰新闻头条、题为“二十世纪的悲剧与谜团：谁参与了基辅修道院的圣母升天大教堂的破坏”的报道就是重构历史的一例，乌克兰历史学界希望通过考古学和历史研究重新判断和定论1941年基辅修道院教堂的人为损毁肇事方。

八十年前的 1941年11月3日，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德军已经占领基辅市一个半月，而且苏军已经撤退到了距离该市480公里之外的哈尔科夫市以东，基辅-佩乔尔斯克修道院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在此时突然被炸毁，珍贵的历史文物伴随着这座庙宇的爆炸而消失，只剩下了七分之一的残垣断壁。然而，当今乌克兰史学界的一种声音却在强调一个难以置信的结论：该历史建筑的损毁原因可能来自于苏军通过地下通道完成的“人为爆破”。当地历史学家米哈伊洛·卡尔尼茨基对此表达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很明显是纳粹做的，但他们却总惦记着如何去追究布尔什维克的责任。”

“历史争辩”和“记忆重塑”成为当今乌克兰愈演愈烈的社会现象之一，从臭名昭著、几乎全部由乌克兰战俘和志愿者组成的武装党卫军第 14 掷弹兵师（“加利西亚”师），到参与种族清洗的乌克兰反抗军（UPA），再到与苏联相关的“大饥荒”和“切尔诺贝利事故”等历史，乌克兰的政治精英、知识分子、宣传机构紧锣密鼓地展开工作，他们在国内掀起了一场针对俄罗斯乃至俄罗斯民族的规模空前的“历史记忆”战争，耗费了大量资源来给所谓的敌人——俄罗斯语境下的俄乌两国同质化和共有的历史叙事，制造一个体面的“回击”。

苏联解体以来，基辅当局就开始对国家和民族的相关“历史记忆”进行重构和修订，并将这一行动与执政当局的对外战略方向选择和外交行动合法性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俄乌隔阂加深，双边矛盾频发，两国官方对共有历史的叙事与话术开始出现差异，针锋相对的“正负”极化趋势愈加显著。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乌克兰“入欧”倾向不断加深，乌方也开始加紧对国家历史教科书采取一系列修订，使其成为了通过重构“历史记忆”来改变整个社会层面“身份、国家和政治行动认同”的极具代表性案例，也成为了引发乌克兰东西部地区社会分裂和矛盾的诱因之一。

乌克兰在后冷战期时期“脱俄入欧”的对外战略倾向

1990年，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URSR）最高委员会通过了国家主权宣言，在后苏联国家序列中较早地确立了法理独立。到1990年代中期，当一些中亚国家刚获得西方国家承认时，乌克兰已经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确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然而，因其自身地缘政治地位和特点因素，乌克兰不得不将大量外交资源投入到对北约和独联体两大安全集团的关系之中，且对外呈现为两条方向截然相反的主线外交，分别与东部（俄罗斯和独联体组织）和西部（与欧盟和北约国家）开展关系。在两条主线的外交战略选择上，多次调整政策，试图取得相对平衡稳定。

在此背景下，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地位成为了一把双刃剑，其对领土的军事、政治乃至经济控制对中东欧局势造成了影响。一方面，基辅被迫常态性地面对东西方竞争夹缝的不稳定风险，其安全自主能力受制于俄欧双方的危机管控能力与意愿；另一方面，基辅当局则可以借此主动地在大国博弈中获取讨价还价的筹码，选择符合其安全利益的外交政策方针。乌克兰的安全核心利益是一场“博弈中的赌注”，基辅对该地区国际关系的分析能力和判断力，是决定其外交行动成败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在冷战后的时期里，乌克兰深陷其中的这种博弈环境并非平稳。

一方面，乌克兰被原苏联遗留的对俄依赖关系深深拉扯着，无论在经济还是社会层面，乌克兰无疑是后苏联国家中与俄罗斯相互嵌套程度最深的一个，这也意味着基辅很难与莫斯科平等相处，它依然保留着苏联时期地方与中央关系基础之上的种种束缚。苏联之后的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关系，可以用“常态化的困境，频繁的矛盾，偶发的紧张，类似对峙的状态”来概括。第一，基辅向莫斯科索要平等相处，必然使两国间出现一系列争议问题——除了贯穿整个1990年代的乌俄双边经贸危机（包括糖、冶金制品的贸易战），还有乌克兰的无核化与安全担保问题，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的归属权问题，以及不断出现的“天然气危机”。第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强烈地缘政治愿景仍在遵循一种历史惯性，这种惯性源自莫斯科几个世纪以来将乌克兰视为帝国自然延伸的认知，从而迫使乌克兰处于其影响范围内，且很难承受该国脱离后产生的任何变化。因此，基辅任何疏离莫斯科或意在谋求其独立自主性的行动，都会引发后者的高度警觉和强烈反应，使乌克兰人眼中的后冷战对俄关系始终处于“谨慎地反抗主导性权威”风险当中。

2009年俄总理普京会见乌克兰总理季莫申科以妥善解决“天然气危机”问题。

另一方面，乌克兰的体量和实力又使其抱有成为地区大国的愿景，其政治精英渴望挣脱“小俄罗斯”这种身份上的歧视蔑称和文化上的陪衬附庸阴影，想成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更独立的个体，这可以被比喻为一种叛逆少年试图甩脱“沉闷旧家庭”的心理表现。同样，这也意味着，这种夹杂着反抗的“逃逸”过程越是遭遇来自原生环境的阻力，这种挣脱意愿就越会在持续的“自我暗示”中得到加强。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西洋伙伴”和对欧关系无疑成为了乌克兰在身份上“离家出走”的顺风车。因此，后冷战期间的乌克兰对欧盟和北约的关系，是一种“转型与合作的系缚共生状态下，亦合亦离的脆弱互动关系”。该关系的最大特点是，双边的紧密度以基辅对其原苏联状态的改变力度为转移，并且处在安全、政治和经济高度融合的一揽子状态，其中任何次级领域的问题都极有可能上升为整体困境。

由于欧盟与北约是一套共生系统，乌克兰必须同时面对安全和经济两个议题。乌克兰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其加入欧盟的意愿是一贯而强烈的，但在加入北约的问题上却是犹豫且审慎的（前文中“谨慎地反抗主导性权威”）。在整个1990年代，乌克兰都没有加入北约的愿景，仅有一系列模棱两可的声明。在经历了2000~2008年与北约的合作蜜月期后，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政府又再次搁置了这种关系，它几乎可以用间歇性的摇摆来形容，即使在尤先科政府与北约开展广泛合作的2007年，民众也对于加入北约一事持冷淡态度。由此可见，乌克兰精英们至少在当时，仍是将对欧关系视为“脱离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欧亚政治经济体系”的借力点和加速器。“脱俄”既可以说是乌克兰政治精英推动对欧关系的核心动力，也同样是这种“借力用力”行动的预期目标。这也意味着，乌精英们需要同步架设起一套有效的舆论话语系统，作为其推动该对外战略选择的“背书”工具。

乌克兰历史教科书修订和“历史记忆”的变迁

由于民族认同不仅与一个民族内部对于自身历史的态度、价值观有关，还与该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差异有关，因此历史教育还具有识别外部群体，确认与“他者”关系的作用。历史教科书往往能够最清晰、最直观地呈现出执政当局的“历史态度”。通过将一个国家描绘成盟友或者敌人，以此界定“我者”和“他者”之间的概念，以便阐明国家的外交立场，为现行国家对外政治行为提供道德辩护与合法性支撑。因此，历史教育在国家观念的形成，特别是对于民族和种族之间存在冲突历史的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乌克兰在1990年代初获得独立后，为实现“真正意义上脱俄”的目标诉求，执政当局和精英们开始着手构建属于本国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价值观，以提高民族对基辅（而非莫斯科）认同感，即推出国家战略计划——“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呼吁“以国家为基础”的历史教育，保留乌克兰民族的文化独立性，形成以乌克兰为中心的历史观。此后，乌克兰历届政府都对历史教科书进行过多次不同程度的修订，甚至出现在执政党更替情况下，存在对于同一历史事件描述相悖的情况。乌克兰不同派系的政治精英集团试图通过对一些特殊事物的“历史叙事”进行操纵控制，以期对乌克兰与欧洲、俄罗斯间的“历史记忆”和身份政治认同产生影响，塑造乌国家对外战略选择的权力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1943年由乌克兰人组成的纳粹武装党卫军第14师成立仪式，是当时“苏奸部队”的典型代表。

以乌克兰5年级学生主要使用的两本历史教科书——乌克兰历史导读（«Введение в историю Украины»）和乌克兰历史故事（«Рассказы по ис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为例，其内容历经多次修订，其中有关苏联和俄罗斯的解读颇耐人寻味。

第一，苏联解体后，最初的乌克兰历史教材即强调乌克兰民族是基辅罗斯公国的真正衣钵继承者，而北方的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是后来纳入基辅罗斯的旁系族裔，因此由乌克兰民族构成的乌克兰现代民族国家才是这个中世纪时期黑海北岸最著名文明聚落的“直系血脉”，这就牵涉到乌克兰和俄罗斯，到底是谁真正有资格扮演最早将东正教纳为国教、统治者受洗皈依东罗马帝国正教教会的基辅罗斯公国延续者和子嗣角色，它涉及到从黑海北岸到库尔兰半岛之间的广袤荒原上，谁能代表这里斯拉夫文明的“初诞者”，以及它在民族精神上所象征的神圣、伟大与正统。

第二，从早期历史教材开始，历史描述的行文话术就将乌克兰1917年革命前的历史描述为“沦为俄罗斯帝国殖民地”的过程。它指出乌克兰与沙俄中心区域（俄罗斯族占主体地区）的双边贸易往来具有单边殖民性质，批判了其中的剥削和掠夺属性，认为沙俄以低价从乌克兰获取工业原料和半成品，再经加工，将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以高价卖回。将沙俄中央政府的帝国主义资本逻辑与当时乌民众苦不堪言的生活状态联系在一起。

2010年亚努科维奇执政期间乌克兰仍在纪念反法西斯胜利65周年，身着苏联军装的仪仗队正穿过基辅街道。

第三，乌克兰教科书一直在强化其1917至1921年进行“革命性民族解放”属性，将沙皇垮台后的“哥萨克军阀”投机性独立描绘为某种建国事实，并将十月革命后苏维埃红军对乌克兰地区的收复行动描述为侵略和再殖民战争。此外，将苏联十月革命描绘为德国策动的结果，把布尔什维克党和新生的苏维埃修改为“亲手摧毁国家的叛徒”，以此作为强化乌克兰独立的重要论据。

第四，乌克兰在1991年独立后，历史学家开始重新描述其苏联记忆，突出苏联时期的“苦难史”。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将1922年“大饥荒”归罪于斯大林强制推行集体化、强行出口粮食的消极后果，以及苏联政府对乌克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的人为手段。在2004年后亲欧洲的尤先科和季莫申科联合执政时期，对苏联“苦难史记忆”的强化达到了第一个高峰，随后在对俄采取温和态度的亚努科维奇上台后，为增加东部选民基本盘，及民间层对其重归俄欧平衡外交的支持态度，基辅当局又对该描述进行了回修，再度将大饥荒客观评价为人力无法避免的自然悲剧，绝非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行为。然而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激进亲欧派执政后随即采取了新一轮修订，“人为灭绝”描述重回教材，“苦难史记忆”进入新一轮高峰。

犯有种族屠杀罪的“乌克兰反抗军”（UPA）很多人仍身着去掉徽记的纳粹德军制服

第五，淡化苏联的“伟大史”和极右翼武装组织“乌克兰反抗军”（UPA）的“罪恶史”。从1992年开始，乌克兰最高拉达中的议员不止一次要求删除教科书中有关“伟大卫国战争”的表述，认为该词与历史事实相悖。随后当局和出版责任方在舆情压力下被迫对教科书相关内容做出更改，将“伟大的卫国战争”修订为“苏联政府将乌克兰的土地从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后，布尔什维克开始与‘乌克兰反抗军’作战，防止乌克兰拥有自己的军队”，但教科书对UPA在二战期间的屠杀劣迹略过不提。时任乌总统亚努科维奇为平衡其影响，随后亲自接见了“伟大卫国战争”英雄的亲属，并对其先辈事迹予以高度认可，通过一种公开行动表达其态度。

第六，由于全国没有采用统一的历史教材，乌克兰东西部在历史认识上也存在差异。比如，乌西部历史教科书对二战重点关注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与苏联政府之间的斗争，而乌东部的历史书则传承和保留了苏联史观，与俄罗斯方面保持了高度一致性。2014年乌克兰危机过后，亲欧执政党试图将西部历史观推行到全国范围，但至今仍未达成。

由此可见，乌克兰历史教科书修订反映出的核心问题，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文明同质性和异质性”问题。1991年独立至今的乌克兰官方史观调整变迁的总脉络是将俄罗斯从民族同胞、文明主体和现代化缔造者，逐步转化为旁系异乡人、历史簒夺者和殖民统治者的过程，将自己视为受害者、牺牲者和革命者。因此，乌克兰的近代历史更多地被修订为“苦难史”叙事，乌克兰将自己定位为卑微、受压迫、渴望解放的国家形象，突出俄罗斯暴力、残酷的政策对历史社会造成的破坏。乌官方通过对共有历史记忆的修订，刻意制造两个国家历史及文明进程的差异，甚至“正负极化”的割裂氛围。

可以说，教科书的历史叙述所造成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乌克兰东西部之间的身份认同矛盾，成为乌独立后“反共、反苏、反俄”社会动员的强有力工具，为执政党的进一步“脱俄入欧”政策导向提供社会舆论支撑。

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出现在乌克兰公共区域的极右翼民兵组织，该组织旗帜与纳粹德国武装党卫军第2师（“帝国”师）的徽章几乎一样。

然而，也正是乌精英们所建构并推行的这种强烈的“去苏脱俄”历史语境，也同步掀起了乌克兰境内极端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问题，由于部分乌克兰精英和知识分子坚持偏执地将“反抗苏联”和“爱国民族主义”划等号，它也导致了乌克兰官方史观愈来愈多地对那些二战时期亲纳粹和犯下反人类罪的事物采取一种“选择性忽视”，实际上是违背了对二战后一系列国际法原则的道德伦理（反对法西斯主义）基础的认可，也严重影响了乌克兰和东欧国家乃至欧盟间的关系，成为乌东西部社会身份政治弥合的绊脚石。

（王思羽，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师资博士后；于艺凡，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石靖，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