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增长率提高0.5个百分点意味着什么？

稳中求进，关键在提升潜在增长率。

12月中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以“稳中求进”确定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稳”和“进”的动力来自何方？“稳”的坚实支撑点是什么？“进”是基于什么样的经济规律？政策的关注点已经从熨平商业周期，到紧紧抓住“提高潜在增长率”这一牵动全局和激发新动力的前瞻政策。宏观调控思路对经济规律进一步深化，迈出了增强发展信心的重要一步。

中国经济要实现动态均衡，根子在于经济资源投入到实体经济部门，并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从而生产率可以不断提升。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再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将劳动生产率置于经济政策考量的首要目标，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成效的重要衡量指标。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长期的稳定增长，提高潜在增长率则是要减弱短期的经济波动，抑制消极因素对稳增长的冲击，哪怕提高0.5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不仅使社会财富增加得更多，而且加强了经济发展的正向激励。所谓“潜在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在资源利用率最高时所能达到的增长率。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时会出现通货膨胀，低于潜在产出则可以看到价格的下降，就是一般所说的价格紧缩。

提升潜在增长率，核心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中国合理的潜在增长率是多少？这同我国可以运用的劳动力、资本等资源数量有关，如果遭遇的劳动力和资本瓶颈越多，持续的高增长可能性越低；如果有大量的多余劳动力和充裕资本，就会有稳定增长的可能性。从本质上说，要提高潜在增长率意味着可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旧供给体系中为增长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和资本。2017年的经济政策将聚焦在劳动、资本向具有更高效率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流动，以及通过产融结合的方式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使供需平衡达到一个更高的发展水平。

人力资本红利未尽。

劳动力和资本是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要素。促使劳动力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的流动也就提高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就业人员从75564万人增加到77451万人，净增加1887万人。从增长率来看只有2.5%，很低；但是不同产业劳动力有着迥然不同的表现，其中农业劳动力减少8004万人，非农就业增加9891万人。正是非农部门比农业部门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得2008年之后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了一次明显的上升。2015年，农业部门劳动力的绝对数还有2.19亿人，占全部就业的28.3%; 占产出增加值的比率只有4.6%，从而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依据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推算，一个农业劳动力耕种60亩，就需要3000万农民；如果耕种180亩，则1000万农民就够了。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各项制度变革的支持下，把多余农村劳动力释放出来，为更高的潜在增长率提供新的生产要素。随着劳动力自由流动日渐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新的工作机会不断被创造出来。那么2017年后，非农劳动力的增加数应该比过去几年更多，而不是更少。

当然，劳动力流动需要一个市场筛选过程，现代经济增长是由人力资本或技能增长率决定的，劳动力人均产出增长率等于劳动力技能水平的增长率，在技能积累上花费较多时间的劳动力就拥有了使用更先进技术的能力，其获得的报酬也更高，东莞企业百万年薪招工程师就是实例。这就鼓励其他劳动力也花费更多的时间学习使用非常先进的技术，结果使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创新能力有了一次大规模的提升，最终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资本与劳动要协调并进。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不是一个单纯的劳动力流动，而是中国经济体系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正是劳动力和资本这两大生产要素的有机组合，加上通过改革政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得到提升。同时要看到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在某些经济条件下会流向虚拟经济部门以在短期内获取高额回报率，而没有变成有利于生产率提高和长期增长的资本积累。这既冲击了实体经济，也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2015年年末，中国居民储蓄已经达到了54.6万亿元，与当年经济总量的比率接近80%，全世界其他国家根本无法触及这一比率，连40%也是难以企及的。2008年，人均储蓄数是1.64万元，现在则有4.3万元，2016年可用于投资的储蓄资金更多了。2016年9月末，居民储蓄再次攀升到59.3万亿元，非金融机构的企业储蓄也达到了48.0万亿元。如此多的储蓄资金将流向何处？多重的资金充裕性应当成为发展实体经济的资金来源，而游离于价值创造的实体经济活动之外的各种资本活跃则是健康肌体的毒瘤，一旦管理失控就会酿成局部或区域性金融危机。实体经济是创造产品和服务价值。虚拟经济，没有增值过程，只是简单的财富易手而已！当前，金融政策的取向必须转到“脱虚向实”的发展理念上，应当理直气壮地抑制、限制各种各样以“炒”为特点的金融游戏。

推动产融结合，振兴实体经济，实现稳中求进。

中国经济正转型到更高稳定状态的过程，稳就成为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基于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应以产融结合的方式来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同时实现“稳”与“进”的目标。中国已经从资本短缺向相对宽裕的经济体系转变。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更高的储蓄率导致了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产出的永久性增加，拥有更高储蓄率的中国可以选择更为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当资本处于加速膨胀时期，强调资本积累正是供给结构升级的重要支撑。尽管过去15年大规模的投资繁荣已经使资本积累明显增加了，但以人均4万美元资本存量与工业发达国家24万美元相比的层级差异还是很大。我们必须全面思考在一个有所企稳的经济环境下制定使资本蜂拥流向实体经济部门的有效政策。2000年，金融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是4.8%，2015年则是8.4%。无论金融业的规模有多大，决不能丢弃其基本功能，就是推动和加快中国资本存量的持续积累，为提高潜在增长率奠定资金支持基础。这是金融业的立世之本。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生产和服务领域，产融结合将大幅度地改变已有供给方式，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因此，金融机构以股权投资、投贷联动、债转股，以及基础设施的PPP投资方式是产融结合的实践，更要将储蓄资金转化为技术进步的资金来源。

将中国潜在增长率提高0.5个百分点，2017年就可以多增3700亿元的产出。提高潜在增长率不光是重新定义增长率，而且是要着力从增加要素的供给源头方向上下功夫。人们确实可以想象新的生产要素以一种更新的方式重构中国经济系统，生产要素的效率更高，相应的平均生产力水平必然提高了，增长质量和效益也就更高。那么，既然以生产要素效率变化的新的动力正在构建，2017年“稳”与“进”两个大局的帷幕正徐徐拉开！

（文章经授权转自微信公众号：复新评论。有删改。原题为：“稳中求进，关键在提升潜在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