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有自己的海权论，或可探索海洋战略的第三种模式

【编者按】

近日，航母辽宁舰驶出太平洋第一岛链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洋训练。随着中国的崛起，不仅海军将走向蓝海，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必将越来越多地与海洋密切相关。中国如何从一个历史上长期重陆权、轻海权的陆海复合型的国家，转型为陆权-海权国家，相比于此前的海上强国，我们应该形成怎样的海权论和海洋战略？这其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

建设海洋强国一定要有战略支撑，顶层设计须得到智库的智力、学术支持。我是研究国际安全问题的，不是研究海洋战略的学者，提不出什么新的高见，两年前曾组织翻译了《21世纪海洋大国海上合作与冲突管理》这本国际会议的论文集，学到不少东西，也引起一些思考。另外我一直研究东亚海上争端，也有一些深层思考。结合这些思考，我就开展中国海洋战略研究、特别是海洋安全战略研究提出几点建议与看法。

众家海权论，中国应博采众长

第一，要对历史上海上强国的海权理论进行深入研究。19世纪末马汉的海权论曾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地缘政治理论。有一段时期我们曾对其全盘否定，认为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但后来国内又有一些专家学者对之非常推崇。以2012年国内出版此书的编辑推荐为例。其中有这么几行字：“100年前的美国人早有惊人预见：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赴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海军官员，人手一本《海权论》！” （马汉：《海权论》，同心出版社，2012）

中国的海洋战略目标是否也是要控制世界呢？我认为答案应是否定的。中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的国家，历史上长期重陆权，轻海权，现在我们要在陆权的基础上扩大海权，成为一个陆权-海权国家，这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为此，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海权理论，发展自己海权观，维护自己的海洋利益，这一点非常重要。

除马汉外历史上还有许多海权理论，如英国的、法国的、苏联的，我们都应研究与梳理，取其精华，扬其糟粕，为我所用。

海洋战略的第三种模式

第二，要对主要大国的海洋战略模式进行研究。在《21世纪海洋大国海上合作与冲突管理》论文集中，有一位美国学者将传统海洋战略模式和战略指导原则划分为两大类：大陆模式和海洋模式。前者是历史上陆权国的海洋战略指导原则，后者是历史上海权国的战略指导原则。他认为，在全球化的新时代，中美及世界各国应共同建立有别于上述传统模式的战略指导原则或模式，他将之称为“维护全球贸易与安全体系”的模式，这种战略模式要求各国、特别是大国实现海上合作，共同促进和保护全球的航行自由、互通互联、国家安全。

我感觉这种模式的提出是一种进步。但遗憾的是，美国到现在总体上还是坚持维护其海上霸权的战略。中国的海洋战略指导原则既要摆脱陆权模式的窠臼，也不能一味追求传统的海洋模式。中国是否支持上述第三种模式，可能对其做出哪些补充和改进？总之，对于新的海洋战略指导原则、海洋秩序，中国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国曾提出“和谐海洋”的口号，但总觉得这一提法过于宏观、空泛。

第三，应认真研究总结历史上大国海军发展的经验教训。有美国学者指出，在历史上，海军爱国主义和大众爱国主义的结合，曾推动了法、德、美海军的崛起。但对法、德来说，巨大的投入最后却导致了战略性灾难，因为其海军发展没有建立在现实主义的战略考虑之上。而美国的海军发展却最终取得了成功，为什么？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有一个良好的或者说是幸运的战略环境：一方面，它的陆地边境很安全；另一方面，当时欧洲列强在争夺，美国则躲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法德美海军发展史中蕴含的深刻经验教训，值得我认真思考与吸取。

除海军发展史外，海军战略史也要深入研究。海军战略是海洋安全战略、海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是海洋战略最主要的内容。早期的海洋强国主要是海军强国，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控制海上贸易通道，实行炮舰政策，通过海洋进行殖民扩张。这些都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前两年我看到国内某报上登过一篇文章，说将来我们也要有十余艘航母到全世界去游弋这样的话，当时我很不赞同，我们要向美国学习的决不是这样的做法，中国也决不会去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中国应有怎样的海军战略，中国海军应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我们要好好研究。

海洋战略大方向：不称霸，也要能反对霸权

第四，制订海洋战略必须服从于国家的安全战略、发展战略、军事战略，决不能偏离大方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徐弃郁教授有一个观点，历史上的国际冲突（主要）是基于强权政治而非海权争夺。由于大国搞强权政治，才导致了海上争夺。我同意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后者来自于前者，前者为因，后者为果。中国的安全战略与发展战略是和平发展、不称霸、反对强权政治、合作共赢、实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的海洋战略、海军战略必须坚持这一方向，与之保持高度协调一致。当然，我们也必须拥有反对其他国家搞海上霸权的强大能力。这两者也是辩证的关系。

第五，研究中国海洋战略及主要战略目标，必须认真研究中国的海洋环境、海洋条件、战略环境。要从主、客观实际出发，认真分析我国有哪些有利条件、哪些不利条件；哪些有利条件可以创造出来，哪些不利条件应尽量避免或者可以通过努力加以改变。

应该讲，我国有利的条件不少：漫长的海岸线、众多的岛礁与港口、改革开放后综合国力与技术能力的持续增长以及10多年来海上力量的巨大发展等。但是不利因素也相当多：“海洋不利”，更准确地讲是“海洋地理相对不利”，东、南方向都面对“半闭海”的环境；走向远海、深海必须经过所谓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台海两岸尚未统一；我们与不少周边国家仍存在着严重的海上主权与海洋权益争议。在软实力方面，我们的战略文化历来缺少海洋思维（虽然现在有了较大的改变），我国际法、国际海洋法研究与实践仍然滞后不足。此外，我国还面临着大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安全困境，面临着美日等传统海权国对我海权发展的极力阻挠。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两相比较，后者似乎还要更多些。我们必须将上述因素统筹考虑，必须从实际条件出发，才能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海洋战略与战略目标。

如何使“一路”带来积极的地缘政治影响

第六、应认真研究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在中国海洋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我们现在强调这是一个互通互联的经济合作倡议，是一个建立共同市场的合作倡议，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也不必讳言其重大战略意义。对此有两点值得认真研究，一是这一努力及其带来的战略影响与历史上大国建立和扩大势力范围的行为有何不同？二是如何才能使之带来积极、正面的地缘政治影响？

我认为，建立势力范围是非常传统的思维、做法，在新形势下肯定是行不通的。要使“一路”倡议产生积极的地缘政治影响，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其推进、发展与我和平妥善解决与周边邻国海上争端的进程相互促进、携手并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海上争端的有效缓和、逐步解决是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后者的成功发展又必然对我最终和平妥善解决与邻国的海上争端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正是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我海洋战略中的重大意义。

总之，制定中国的海洋战略必须解决好四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明确中国的国家利益、海洋利益，同时也要认清我们与其他国家拥有的共同利益；第二是明确我们的责任。特别是要明确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在建立和平合作的海洋新秩序，在维护主权与权益、航行自由，在开发、利用、保护海洋方面的责任与义务；第三是认清我们面临的挑战，包括自身的挑战和来自外部的挑战；第四是要确定实现战略目标的路径与手段，这里面不仅包括我们自身的资源、力量、技术，还有国际合作、国际法。

最后还想提的一点是，过去我们的海洋领导机构比较分散、凌乱，政出多门。近年来，我们已经建立了中央海洋权益工作领导小组，加强了高层的政策协调与领导，国务院系统的海洋局在海洋发展规划方面也承担起了更大的责任。今后，如何进一步加强我们的海洋领导体制，仍然是智库可以提出建议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者系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盘古智库高级顾问。本文系作者在复旦大学第一届中国海洋战略高端论坛上的发言，经作者本人审定，内容略有删节。本文标题及文内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