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揭秘商代王后“妇好”传奇，听这50位海内外学者怎么说

近日，《玉鸣锵锵——商代妇好玉器特展》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幕，展览集中展示妇好墓出土的716件（套）玉器，从“国”、“家”、“生”、“死”、“迷”的策展视角，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以及视频、多媒体、互动游戏等多种辅助展示方式，勾勒出玉器背后所反映的妇好形象及其事迹。

与展览同期举办的“夏商玉器与玉文化学术研讨会”，邀请到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以及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30个海内外研究机构及高校的近50位研究中国古代玉器的学者，就展览展出玉器的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1976年，在举世闻名的安阳殷墟，商代“中兴之主”武丁之妻、传奇王后“妇好”之墓发掘出土。墓内数量庞大的随葬器物，犹如商王朝的一座宝藏，向世人敞开大门。这其中，除了能与甲骨卜辞资料相印证墓主身份、史料价值重大的带铭青铜器外，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750余件精美绝伦的玉器，这是中国古代玉器的一次重大发现。

在妇好墓发现四十周年之际，2016年12月27日至2017年3月26日，广东省博物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玉鸣锵锵——商代妇好玉器特展》。本次展览是妇好墓出土玉器的首次集中展示，同时也是广东省博物馆所举办的规模最大的玉器专题展览。玉器数量共计716件（套），类别主要包括琮、圭、璧、环、玦、簋等玉礼器，戈、矛、钺等玉仪仗兵器，斧、锛、刀、纺轮等玉工具，调色盘、梳、耳勺等玉生活用具，各种人物、动物形象的玉艺术品，以及笄、镯形器、柄形饰、坠饰、圆珠等玉装饰品等，种类齐全，造型多样，形态优美，线条流畅，雕刻工艺极为讲究，虽在地下埋藏了三千余年，其光泽大多依然晶莹温润。其中如白玉簋、玉戈、玉戚、对尾玉鹦鹉、玉鸱鸮、龙形玉玦、玉人、玉梳等，堪称精品。

展览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发现妇好”，介绍妇好墓的发掘情况以及妇好身份的释读；第二部分“参与国事”，通过庄严而凝重的玉礼器以及玉仪仗武器，展现妇好参与祭祀、征战、内政外交等商王室的事务；第三部分“缤纷生活”，通过大量雕饰精美的玉装饰器、生活用器及艺术品，反映了妇好的缤纷精致生活以及高贵的审美、收藏情趣；第四部分“香消玉殒”，展现妇好的离世以及致丧、落葬、祭奠的情况；第五部分“好玉之谜”，介绍妇好玉器相关的材质、工艺方面尚待研究的问题。整个展览围绕妇好墓出土玉器，从“国”、“家”、“生”、“死”、“迷”的策展视角，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以及视频、多媒体、互动游戏等多种辅助展示方式，全面勾勒出玉器背后所反映的妇好形象及其事迹。

与展览同期举办的“夏商玉器与玉文化学术研讨会”，邀请到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首都博物馆、北京市艺术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海博物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震旦博物、南京大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博物馆、山东大学、荆州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陕西省文物局、陕西历史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南艺术大学、南华大学，以及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30个海内外研究机构及高校的近50位研究中国古代玉器的学者，就展览展出玉器的相关议题进行演讲及深入的探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转载广东省博物馆官方微信号关于这场商代玉器研究的盛宴以飨读者。

黄翠梅（台南艺术大学）

《牙璧的起源与发展：从殷墟出土的牙璧谈起》

通过梳理殷墟出土的数件牙璧，发现这些牙璧不仅形式多样，尺寸亦颇有差异，各牙之间齿饰或有或无，每组齿饰的数目和形状也不一致，各器之间缺乏发展脉络，显示其不仅来源纷杂，制作时代也不甚一致，从其突牙和齿饰的表现推断，它们极有可能分别源自新石器时代晚末期阶段的辽东、山东和晋陕地区。通过梳理不同时代出土的牙璧，发现牙璧在新石器时代发展最为兴盛，春秋时期以后已基本消失。自商代中期开始，遗留自新石器时代的牙璧或其改制器经常出现在中原和长江中游地区的贵族墓葬之中，其中又以殷墟地区最为集中。到了西周时期以后，牙璧的分布虽然扩展到山东半岛和四川盆地，但数量已经相当稀少。而且发现牙璧的主体一般为圆环形，然而无论时间先后、地域区别，环体有粗有细，中孔亦可大可小，唯有机牙是牙璧设计的主要核心，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逐步出现变化。机牙的设计原型，应是源自侧身的蝉形，其中牙根是知了头部的位置，而牙颈和牙冠则代表知了的身躯。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出土的牙璧大致可以依据机牙上齿饰的有无被概分为甲（有齿饰）和乙（无齿饰）两类，随着时间的发展，甲、乙两类的机牙都从初期拱背平腹、中段突出的宽阔形式，逐渐变得细瘦规整；牙冠内缘刻划也由深变浅、机牙与环体间的区隔消失。关于其起源，她认为相较于山东半岛出土牙璧的制式化表现，辽东半岛出土的牙璧外形相对原始，变化也较为丰富，显示它们在牙璧的起源与流传过程中起步更早。

江美英（台湾南华大学）

《二里头遗址与妇好墓出土玉雕纹玉柄形器研究》

二里头遗址约出土有柄形器16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长江中游制作，另一类为受长江中游影响制作。出土的具有分节、花瓣、榫头、凸弦纹的雕纹柄形器共有两件，认为均是石家河文化晚期（肖家屋脊文化）制作的遗留物，来自于长江中游，不是二里头时期制作的器物。通过二里头与肖家屋脊文化雕纹柄形器的对比，发现它们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二里头柄形器上的兽面纹就是由肖家屋脊文化玉器中的神祖面纹演变而来，其中一件雕纹柄形器下端为虎头，其纹饰来源也是肖家屋脊文化。这种纹饰的来源应是承袭自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的组合，影响石家河文化晚期的柄形器，进而传播到二里头，影响夏、商、西周柄形器的形态和纹饰。且除柄形器之外，二里头遗址还有其他类的石家河文化晚期玉器遗留。

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中，除玉凤外，还有玉雕纹柄形器及其他类玉器也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遗留物。妇好墓出土多件雕纹玉柄形器也是具备二里头时期与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分节、花瓣、榫头、凸弦纹等特点，认为妇好墓部分柄形器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两件柄形雕纹玉器相同，都是石家河文化晚期（肖家屋脊文化）遗留物。妇好墓出土玉柄形器承袭自二里头、石家河文化晚期，影响西周柄形器，夏商玉柄形器在此类玉器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郭静云（台湾中正大学）

《从石家河玉质礼器看殷商玉器渊源》

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影响力非常大，其所隐含的精神与信仰要点，既保留于本土商文化之中，同时又往北、向西、向东传播。殷墟有许多源自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其中大部分也经过盘龙城文化的传承，而再见于商周文化之中。

石家河文化玉器体量不大，但是它制作技术十分高超，远高于红山、凌家滩、良渚等其他玉器文化，普遍采用阳起减地技法以及弯曲细线阴刻技法。认为当时人只有使用金属砣才能制造出这种效果，细线条刻纹也不可能用绳砂磨出来，需要用金属钻；并且这不可能是硬度不足的红铜器，而至少是与邓家湾发现的性质相同的青铜或比其更加成熟的合金材料。罗家柏岭玉器制作坊应该已采用小型的青铜工具，该地点曾经发现过五块铜片，可能是玉器作坊的工具残件。这种玉器加工技术被后来的商文明所继承，日后又被殷商传承。

商代铜器和玉器上出现的饕餮纹、扉棱，及一些器类，如玉蝉、玉凤、玉虎、柄形器，传承自石家河。她认为柄形器应该称之为“祖形器”，它历经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盘龙城文化，然后达到殷商时期。石家河文化的祖形器的来源是屈家岭文化中的陶祖，其形体较大，是因为它所蕴含的概念是社会共同体公共性的始祖。

殷商以来的玉祖礼器具有多样化，可分为四组：1、为石家河遗留物；2、典型的盘龙城文化玉祖，应该代表玉祖牌位传统的继承；3、在典型的盘龙城文化玉祖上另加刻纹；4、保留与玉祖相似的形状，但其他方面更改得比较多，而创造出新作用的礼器。

许晓东（香港中文大学）

《殷墟妇好墓改制玉器及其他》

妇好墓中出土了数量不少的玉璧、环、璜、圭、刀、琮，但尺寸明显变小，而且较多经过改制，其作为装饰功能的意味明显增强，暗示着新石器时代以祭礼用玉为显著特色的玉器功能的式微。

璧、环、琮、璜等最基本的方、圆造型，对晚商佩饰类玉器的造型起到了重要的影响，直接造就了大批璜形佩饰的出现。利用旧玉改制，适应旧玉固有造型，可能是出现上述各式璜形佩的重要原因。以璜为主体，组合其他珠、管、动物雕饰而成的两周时期的组玉佩，其滥觞应追溯到商代晚期。可见，商晚期是新石器时代玉器的祭礼功能，向两周时期玉器的政治礼制功能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而且妇好墓中所见的的“金玉同盟”（即玉器镶嵌绿松石），这种牙、骨与玉、绿松石并重的情况，继承自二里头时期中原绿松石文化，并开启了两周青铜器、带钩镶嵌绿松石的先河。

宋建（上海博物馆）

《妇好玉（石）人的辨形与溯源》

妇好墓发掘报告称共使用玉人13件，可以将这些玉石人分为几种不同的种类。从身形姿势上，可分为三类：半蹲姿、踞姿和跽姿。根据头饰与发式，玉石人像有戴冠者和不戴冠者之区分，冠又有高冠、低冠之别，不戴冠者有长辫、短发之别。综合以上分类标准，这些玉人明显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戴冠、双臂屈折向肩部、踞姿，另一类是无冠、双臂下垂、跽姿。妇好墓人像身姿的起源可以到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东部地区的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发现了玉人，妇好墓玉人的姿态均可追溯至这些文化的玉人身上。

妇好墓双性玉人上肢采用了不同的姿势，男性为双臂下垂，女性为双臂环抱于下腹部。江苏朝墩头M12的玉人可算作是这件双性玉人双臂环抱的雏形。良渚文化先民的社会分工已经相当细化，那些玉工、陶工有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在二维载体上表现三维图像，甚至一、二千年后的商周时期依然如此。因此，所谓“作弯曲状，抬臂弯肘”，实际上要表现的是“双臂环抱”，只是二维图像不能显示清晰的立体感。

妇好墓人兽合一圆雕中的兽面和圆雕玉人胸腹部的兽面也是神灵，它们同良渚文化主神具有很深的渊源。

通过人像的性别（单性和双性）、身份，分析人兽合一的内涵，并追溯商代人物身姿的起源，进而探讨良渚文化以来人、兽、神的相互关系，使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精神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绵绵不断的传承。

许杰（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以玉石器为例》

玉器研究很难，在于时代的跨越非常大、内容很庞杂、地域很广泛。研究玉石器，首先要掌握材料，尤其是玉质需要实物观摩才能掌握和辨认，不能依靠图片和线图，这也是有难度的原因之一。玉器的加工制作也比较复杂，对具体的制作工艺的研究也十分重要；另一个有难度的原因是我们看到的很多玉器是零部件，而非全貌或完整的组合。

定义三星堆文明最重要的就是青铜雕像，也有与其他文明相同的青铜容器部分。而在玉石器方面，玉戈和有领玉环也见于其他文明。三星堆文化历经的二里头、二里岗、安阳三个时期相互关联，在此时期，中原与三星堆之间的器物流转问题、玉工流转问题，微痕的研究就十分必要而且重要。通过这些研究，进而可以延伸至贵族迁徙和人口迁徙的问题。

以长条形玉刀为例，三星堆、二里头、湖南桅岗出土的玉刀都有网格纹，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但是这些玉刀体量差别巨大，那么这种关系却很难判定，牙璋同样如此。两地或多地出土同类或同样的玉石器，第一要看材质是不是相同，二从微加工看是不是具有同样的制作技术，只要这样才能判定到底为何关系。通过对三星堆玉石器的观察和研究，认为三星堆和长江流域文明受到了二里岗商文化的影响，到了安阳时期，两地文明独立发展、互有影响。

喻燕姣（湖南省博物馆）

《商代祭祀用玉探讨》

喻燕姣研究员通过对甲骨文记载的祭祀用玉和考古所见祭祀用玉的分析，得出相关重要的认识：

商代甲骨文有不少关于商代“玉”的记载，在祭祀时所用物品中，玉是非常重要的祭品，但使用数量和次数远远少于物牲和人牲，一般只用于祭祀规格较高的先王或山川等自然神祇。在甲骨文中，用玉祭祀主要有“燎玉”、“沉玉”、“坎玉”、“刚玉”等几种方式，另见“奏玉、爯玉、尊玉”等祭祀名。

原商文化中心区出土的祭祀用玉主要分布在宫殿区和王陵区。商代在一些重要建筑开始营造之前往往有举行奠基、置础、安门等营造仪式作为祭祀活动的行为，也属于商代先民祭祀遗迹的一种。商代早期玉器直接用于祭祀的情况并不多见，多数与祭祀有关的玉器发现都是属于墓葬中的随葬品。中商时期发现了少量祭祀坑，可能是用来祭祀各种自然神祇的。殷墟王陵区的祭祀遗址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大墓范围内的腰坑、殉人、人牲等祭祀遗址，其中部分身份地位较高的殉葬者随葬有玉器；另一种是在王陵区内的公共祭祀场所举行祭祖活动遗留的祭祀遗址，一般通称为祭祀坑。

中原商文化中心区以外相关的祭祀玉器中，祭祀坑出土玉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的三星堆遗址，宗教祭祀区出土玉器主要发现于金沙遗址，青铜器窖藏玉器目前大部分集中在湖南湘江和资江下游一带。

商代祭祀用玉的特点有以下特点：一是祭祀用玉品种无明确规定，似乎所有的玉器都可以用来祭祀。二是祭祀用玉方式多样。三是用玉祭祀的对象有限，主要是自然神和历代先公先王，对自然神的崇拜随着时间的退役有所减弱，但对祖先神的阴阳却贯穿整个商王朝。

叶晓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晚商玉器阴刻技术研究——以妇好墓为例》

纵观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晚期至商周时期玉器，阴刻工艺呈持续发展状态。最为突出的是商代晚期，玉器的礼制功用式微，阴刻工艺反而呈盛行之势，精美、流畅、变幻多端却又存在一定对称性和规律性的阴刻纹饰成为极具时代特色的玉器装饰风格。商代玉器在继承史前玉器传统的基础上，深受青铜文化浸染，具有重复性和对称性特点的阴刻纹饰逐渐发展成为其主流装饰风格。这不仅对之后的玉器艺术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一定时期内玉器技术的选择性发展起到了明显的导向性作用。

通过对妇好墓出土玉器进行微痕观察，发现传统的手持石制工具除了被用于少量阴刻纹饰的细节制作，很大程度上已被携带解玉砂的旋转砣具所取代。此外，我们观察到砣具在该时期尚未用于切割、打磨等技术。说明早期砣具在玉器技术体系里的应用存在选择性和局限性。就中国玉器技术史而言，砣具的应用是加工技术从纯粹手工到半机械化的分水岭，而晚商时期正处于这个极为重要的变革阶段。

到目前为止，考古出土材料中并未出现早期砣具等关键材料，目前的认识仅从实验考古和微痕的对比分析判断获得。由于殷墟晚商时期制铜、制玉、制车等关系到国家实施有效统治的根基，殷商人采取家族管理模式，牢牢控制手工业技术的传播，严防技术流失。磨石类工具在殷墟发现较多，但其他制玉工具鲜有出土，推测可能正是与严格地管理有关。

吴棠海（震旦博物馆）

《商代玉器形纹设计研究》

器物是以人工方法将某些质料转化成具有特定造形、纹饰、用途等的物件。“质料、工法、形制、纹饰”四项，是汇聚成器物的基本要素，也是研究器物的主要路径。然而，在料、工、形、纹之表象下，许多潜在复杂的内涵仍亟待发掘，因此在还原商代玉器的形纹设计概念，必须从基础的分项研究逐步进阶到整合研究。

通过对殷墟妇好墓玉器的研究，认为商代以“环形分割法”切割玉料：首先将玉料切磨成圆形，取出中间芯料，形成一厚环形器；其次运用“旋转切割法”将厚环形器分制成一件凸缘环及两件玉璧，凸缘环和玉璧仍可再进一步进行分制，形成手镯或及其他璜形玉饰，而取出的芯料则可制成小型蟠龙玉饰。如此消耗，从而形成层层利用的关系。商代玉器的艺术风格具有以下特点：商代玉器纹满身，夸大眼睛臣字眼，刚劲有力在纹饰，凸显造形边镂空。以上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还原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而成为器物史料。

林继来（香港理工大学）

《继承与创新——殷墟玉器符号与合雕风格剖析》

欧洲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X光透视风格的动物艺术以表现骨架为主。这种特殊的透视式艺术方法，西方学者称为X光线风格或骨骼式艺术。通过观察殷墟玉器，发现其中一些玉器的刻纹以X光透视方式表现，如下颌及四肢关节、颈椎、脊椎、胸腹、背、羽翎及肛门等，是表示身体各部位之符号。另外，妇好墓玉器纹饰中有以X光透视风格表现人或动物骨骼，除具装饰性美感外，亦含重生之意。通过对扉棱的观察，认为呈C字形之扉棱，实为简化之禽鸟造型。此外，以两种或三种动物、禽鸟、人等元素组成之合雕象生玉饰，造型神怪荒诞。

蔡庆良（台北故宫博物院）

《规范与传移——晚商玉器的风格化特征及其对西周玉器的影响》

殷墟时期的玉器有很多种不同的种类，但是它们之间不是千差万异，而是遵循着较为一致的制作规范。这些规范主要通过加工、制作技艺表现出来，如商代的使用桯钻制作动物形玉器的耳朵、穿孔，桯具制作头角的手法，使用桯具镂空的手法、镂空的单位和变化。这些规范部分被西周继承并有所调整而继续向前发展，对西周时期的玉器制作影响较大。造成商和西周风格调整的原因是艺术目标不同。

以往的研究多从器类、器形、纹饰等方面直接入手进行研究，但是这些方面未必是最好的切入角点，风格化的规范技巧有时比母题相似更为重要。

徐琳（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藏商代玉器综述》

故宫藏商代玉器的具有以下特点：1、数量多，总数约1400余件，大多数没有对外发表；2、清宫旧藏所占比很小，仅有不到30件；3、新收玉器1300余件，占绝大多数，来源复杂，但多数为民国以后出土的商代玉器。

清宫旧藏的商代玉器常被改制，做为他器，或加刻纹饰，亦多被盘玩，包浆滑熟。新收的商代玉器多为出土。种类不仅包罗了目前考古发现的各种商代玉器品类，还有不少独特品种，除一些较大的玉兵器外，大多是小型玉器。材质多样，但基本以闪石玉为主，也有绿松石、萤石、大理石等其他材质。工艺上无论是研磨、切削、勾线、浮雕、钻孔、抛光，还是玉料的运用和创作造型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谷娴子（上海博物馆）

《馆藏商代玉器述略——兼与殷墟出土玉器的比较》

商代玉器是上博馆藏玉器中的一个大宗，大约有400件，其中57件在上博玉器展厅常年展出。全为传世品，没有考古出土品。种类较为丰富，既有常见器形，也不乏少见精品，还有与殷墟出土玉器类似的圆首玉圭、玉熊、玉虎、玉戈、玉梳等。通过对馆藏商代玉器的整体梳理，和玉器材质的科学鉴定，上博馆藏商代玉器具有以下特点：1、最大化使用玉材，采用分料加工，改制玉器常见。2、玉器多附着朱砂，部分器物局部受沁；主要为透闪石质软玉，极少数为石质（硅质岩）；个别器物洁白温润，留有皮色，有新疆和田玉料特征；地方玉料仍有相当占比，部分玉料有西北特征；未见河南独山玉、孔雀石、大理石；绿松石仅见于镶嵌。

高大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金沙玉器比较研究》

三星堆和金沙是古蜀文明中两处最重要的遗址，两处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玉器。但是许多论玉的文章都把两地的玉器作为同一时代的遗存来看待，而他将两处遗址区别对待并对比研究，将三星堆和金沙作为两个地理单元来看待。

通过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玉器比较，发现在主要器类、器物型体、玉色和工艺方面都存在差别。从堆积范围、堆积方式、堆积包含物、器物被人为破坏等方面看，金沙遗址实际上是一个祭祀坑，是古蜀文明的第三号祭祀坑。三星堆和金沙的差别来自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金沙当处于古蜀文明开始走下坡的时期（相对三星堆一、二号坑的时期而言），按以上文化特性分析来看，两者间并不是时间上的直接承接关系，相差可能在百年以上。因此，可能还会有介乎三星堆和金沙之间的古蜀文明高级别遗址，也可能还会有祭祀坑发现。

王方（金沙遗址博物馆）

《夏风西渐试——论夏商玉器对古蜀玉器的影响》

夏商时期的成都平原出土了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古蜀玉器，无论在玉材的选择、玉器的形制，还是玉器的组合、用玉的规模等方面都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区，极具鲜明地域特色与个性。通过初步的整理与分析，发现古蜀玉器从缘起到发展的过程中又曾受到其他区域多元文化因素的影响，从器物的类型、组合造型以及装饰特征等方面都明显继承并保留了许多外来文化因子。而在这些多元文化的影响中，认为又以中原夏代二里头和早商二里岗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最为明显与深远。

杨瑾（陕西历史博物馆）

《商代玉器模仿金属器现象及外来影响》

考古发现的商代玉器在数量和质量上有着明显的前后时间之分。早期玉器主要出土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遗址及墓葬中，数量较少，种类单调，工艺简单，玉器制作业比较落后，而晚期不仅数量很多，而且在种类和制作水平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她认为在商代玉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多元文化的特征和渊源，主要表现在器型、技术、风格和装饰母题等方面，似乎与北方系青铜文化有联系，或有广义的游牧民族“漂移”文化的某些元素，主要表现为对北方系金属器的模仿，包括青铜和金银等，这一点目前基本被青铜和金银制造技术的非中原传统所证实。对青铜器造型模仿的器类有玉兵器戈、钺、戚、刀等，簋、盘、觯等器皿类。对青铜器题材的模仿有动物造型和文物纹样，其中以鸟纹造型最为丰富，且有很多变体。对青铜器装饰元素的模仿主要是卷云纹与云雷纹、扉棱装饰和瓶状角。

商代玉器模仿域外器物的世界历史背景为，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至公元前十六世纪以后，来自北方的以战车为武装的各个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对古代亚欧大陆整个农耕世界进行长时段的入侵。殷商取代夏朝统治者也是这场全世界范围内游牧民族取代早期农耕民族的战争的一部分。在这种错综复杂交流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商代玉器及其文化中的外来性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周婀娜（山东博物馆）

《山东博物馆藏苏埠屯商代玉器》

山东博物馆于1965年—1966年在山东省益都县苏埠屯调查并发掘了一批奴隶殉葬墓，共出土文物2528件套，其中包含一批精美的商代玉器，共计138件。器类有玉鱼、玉鸟、玉虎、玉蝉、玉璧、玉环、玉琮、玉戈、圆台形玉饰、玉管状饰、筒状器、六孔梯形玉饰、蛇纹菱形玉饰、方形玉饰、挖耳勺、玉柄形器、绿松石等。

其中对玉鱼、玉鸟等主要器类进行了型式划分。玉鱼可分五型，A型直条形，B型弧形，C型细长型，一侧平直、一侧弧形，D型尾部刻刀型，E型直线细条状。玉鸟可分为两型，A型鸟身为三角形，应为俯视正面形象，单面雕刻；B型双面雕刻，鸟身为侧视形象。

张绪球（荆州博物馆）

《湖北叶家山曾国墓地的商周玉器》

叶家山墓地位于湖北省西北部随州市，是目前在南方所见最早和最完整的西周早期墓地，201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所等单位在此发掘了140座墓葬。其中包括了西周早期三代曾侯夫妇的墓葬。据研究，第一代曾侯墓在成康之际，未出玉器。第二代在康昭之际，第三代在昭王后期或昭穆之际。玉器主要出于第二、三两代的七座墓葬，数量相当多，对于研究西周早期玉器的特征、年代及与商代玉器的关系，有较重要的意义。   

出土玉器的墓葬年代在西周早中期之际和中期，然而里面相当部分玉器的年代应为商晚期后段和西周早期。商代晚期后段的玉器有玉虎、玉璜、玉龙、玉燕鸟、玉兔、勾云形器、有领璧、柄形器、鹦鹉形璜、玉蝉、鸟人、玉鸟、虎柄玉器（其他学者称为玉觽、玉弭）。部分玉鸟具有大螺旋纹、小道工艺，为商代晚期后段或西周时期，有些玉鸟为西周早期后段遗物。

曹芳芳（广东省博物馆）

《广东域内玉器与用玉的嬗变——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

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用玉遗存的特点，大体可划归为两类：一是石峡文化用玉遗存，二是环珠江三角洲非石峡文化用玉遗存。石峡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可分为礼仪用玉、装饰用玉两大类。礼仪用玉有玉钺、玉琮、玉璧，剩余器类则属于装饰用玉。非石峡文化用玉遗存玉器种类以玉石环和玉玦为主，器类较为简单，并发现有制作环、玦的半成品或副产品如石芯。石峡文化玉器主要集中在石峡遗址，非石峡文化遗存所见玉器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石峡遗址石峡文化玉器具有明显的时代和等级特征，而非石峡文化遗存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和贫富、阶层分化不明显。

广东青铜时代早期所见玉器种类有可划归为礼仪用玉、装饰用玉、武器、工具用玉。礼仪用玉有牙璋、石钺、玉圭、玉璧，装饰用玉有环、玦、璜、管珠坠饰等，武器是玉矛。其中以装饰用玉和礼仪用玉为主，礼仪用玉主要是牙璋。广东青铜时代早期玉器主要分布于粤东、粤北、珠江三角洲地区，粤西地区较为少见。从出土玉器的墓葬资料看存在贫富分化、等级分化。器形特征是以体量较小的玉环玦为主，数量最多。中孔多为单面钻，正反面区分清晰。

广东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除却外来因素的玉器，剩下就是以玉石水晶玦、环（小环）为主，包括加工制作这些产品的副产品及余料，普遍使用玉石水晶玦、环是广东域内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延续不断的用玉传统。而外来玉器，随着时间的变幻而不同。

青铜时代早期从北方传播而来的牙璋、有领玉石环以石质为主，并不是直接来自于北方，多为当地制作。它们都是承载有夏商时期中原王朝礼制与政治观念的礼器，这也是它们能够传播至南中国的原因，在广东它们依然发挥着礼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