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调整税制结构，减企业税增个人税，老百姓同不同意？

12月2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财经战略年会2016”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宏观税负问题就出在，几乎所有的税收都是从企业口袋里掏出来的，企业税降一点，个人税增一点，我们更多的百姓愿不愿意改这样一种结构？

高培勇谈到，减税降费是2017年政策主张的高频率词汇，“所有人都不反对，所有人都热衷于减税降费”，由此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甚至把减税降费当做一个基本目标。但问题是，“我们总要问你拿什么去减费降税？”

高培勇认为，一种给企业降税的方法，就是改变“政府每收100块钱的税，90块钱甚至更多是从企业那里收来的”这样一种税收结构。从宏观税负，即企业和个人所交的税总和来看，中国的宏观税负不比欧美国家高。但是，中国90%的税收是落在企业身上的，这是导致企业税负重的原因。

高培勇谈到，与中国企业承担大部分税负的情况不同，欧洲国家大体上55%是个人缴纳的税收，45%是企业缴纳的税收。要把企业税降下来，首先需要改变税制结构。但问题是：“我们更多的百姓愿不愿意改这样一种结构，能不能接受改结构这样一种现实？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此外，中国的流转税也较高。高培勇说，政府每收100块钱的税，70块钱是流通领域当中的税收，是落在流通领域当中的，是要融入价格转嫁出去的税。而降间接税，增直接税，中国是否已做好准备，也还未可知。

而针对另一种，“以扩大赤字的办法去支撑减税降费”的方案，高培勇说，财政赤字扩大是必须用发行国债的办法去弥补的，“也就是说一手减了5000亿的税，另外一手又发了5000亿的债，原来强制纳税义务，现在变成了我持有了政府的债务凭证。”

高培勇认为，这种方案从概念上可能降低了企业成本，但实质层面绝对不是。因为即使用置换债的方法，新债还旧债，无限延期下去，利息也还是需要偿还的。“我们在国债的管理上历来有一个铁律，本金可以置换，但是利息绝对要加入到政府支出当中，用税收的方法加以弥补，这是铁律。”高培勇认为，因此产生的庞大的债息将计入下一年的政府支出之中，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也绝不是减税降费的目标。

全文实录如下：

以往作为财经院的院长参加财经所的会议，今天以嘉宾的身份参加，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其一，不管任何的会我专心于倾听，而且静心于思考。我接着晓求刚才说的话，讲一点我最近关注的事情，就是警惕政策分析中的跨界现象。这句话从何而来？从五年前我们组建财经院的时候我们在议论一件事情，转型，从一般性研究转到智库性研究上来。转型的过程当中一个始终挥之不去的问题是，智库研究究竟和一般的学术性研究有何不同？经过五年多的思考，我们越来越达成一种共识，起码从最浅层认识上，智库的产品和实践当中的距离相对于一般的学术性研究而言是最近的，也就是说智库性产品随时都有可能被付诸于实践。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对智库研究的成果，称之为成果也好，智库产品也好，就要特别的谨慎，因为它具有人命关天的性质。比如一般的学术性研究，我就主张一种观点，而且我从事学术研究到退休，一生一世我就坚持一个观点就可以了，不管这个观点是什么。但是，你要做智库研究，你提出的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政策性主张，当你意识到它有可能被决策层所采纳，被管理层所重视，以至于最终付诸实践的时候，你能不小心吗？你肯定要小心，而且小心过程当中都有可能出错。所以这让我们就感受到一个事实，凡属于智库产品的，一定要建立在精准的专业分析基础之上，如果你的分析不够专业或根本谈不上专业，你可能提出的所谓智库产品就有可能误导民众，误导民众也就罢了，还有可能误导决策，因为你的智库产品是直接通向于实践层的，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多少过滤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所有的智库型专家，他在发声的时候都是以专家的身份出现的，而且他在发声的时候背后有背书，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某位专家说什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某位专家说什么，北大、清华、人大某位专家说什么，当你以专家身份出现，背后又有专家型的这种机构做背书的时候，你不要指望有人再为你的所言进行一番过滤和甄别，也不要指望决策层、管理层比你更专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来，我曾经在一个会议上说过，大约是三四个月前，我在家里吃完晚饭，注意到电视屏幕正好展现出一个画面，好多电影明星、体育明星和各路名人在那里唱歌，我听着听着就坐不住了，我就站起来了，我说唱的什么乱七八糟、南腔北调，我女儿提醒我，她说你注意这个节目叫“跨界歌王”，不是歌手来唱歌，是非歌手来唱歌，我立刻意识到一件事，跨界就不够专业。

我本人是研究财税的，几十年如一日，这几十年当中我特别注意不搞跨界的发声。比如说金融领域，德旭院长、承惠所长，金融领域的事情，我历来有足够的敬畏之心，我连买什么理财产品都要问德旭。讲房地产倪鹏飞是专家，除非他邀请我谈房地产和财税有关的东西，我才敢参加他的研讨会。宋瑞是旅游的专家，旅游问题我敢随便发声吗？也不敢。做学者要有基本的门槛意识，要有专业的认识，越是接近于操作层的产品越是要精准的专业分析，我这里特指的是智库类的产品、政策分析类的研究，而不是讲一般的学术性研究，一般学术性研究可以做跨界，大大跨界都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的中国”，我想把问题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去年11月份到今天，一年多的时间了，大家围绕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什么，发了一段很长时间的声，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什么阶段了呢？因为今年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们已经不再探讨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了，而是如何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这个过程当中请大家特别警惕其中的跨界发声现象。

我举几个深入到我的研究领域的跨界发声现象，大家做一些鉴别。其一，财政赤字率。伴随着经济下行，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镇痛的加大，人们特别关注于经济增长速度。为了稳增长，就需要有财政赤字的刺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这种财政赤字的刺激率达到一种怎样的地步，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请大家现在就可以上网搜索一下关于各路专家所说的对于2017年财政赤字率应该达到多少的这样一番议论，我见到这样的议论突破3%不足惧，甚至更多，也不可怕，因为对比欧美、日本这些国家我们的赤字率还低了呢。我们姑且不谈赤字率究竟达到多高的尺度是合适的，我想提及一个现实，中国的赤字率历来有名义赤字率和实际赤字率之别，道理是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政府预算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不是一本，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四本了。当你说到中国的财政赤字率有多少的时候，比如去年是3%的时候，请注意，它指的是一般公共预算的赤字率，可没有包括政府性的基金，没有包括刚才郑所长所说的社会保险基金，也没有包括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即便把这四个预算都包括在内，也不是全部的，我们事实上还有政府预算之外的政府收支性的安排。

比如说，2015年我们认定财政赤字率是3%，讲的是名义财政赤字率，我们是不是要把政府性基金预算的赤字包括进去呢？把其他方面的政府预算的赤字包括进去呢？加总折合的结果，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展开，你会发现中国2015年的财政赤字率不止于3%，甚至远远高于3%，是3%的倍数。问题来了，当你主张要提高赤字率的时候或扩大财政赤字率达到什么样水平的时候，你首先要说你想扩大的是名义的赤字率还是实际的赤字率，如果不加区分的话，很可能误导民众，误导决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吧。如果没有对这个领域长期的跟踪，你是说不清它的来龙去脉的。

其二，减税降费。减税降费是2017年政策主张的高频率词汇，所有人都不反对，所有人都热衷于减税降费，为了减税降费就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甚至把减税降费当做一个基本目标。但是殊不知不管是税还是费，从来都是和政府的支出绑在一起的，我们总要问你拿什么去减费降税？目标是好，但是归宿在那。很多人的分析绕开了政府支出，而直接谈论减税降费，或者至多谈论到以扩大赤字的办法去支撑减税降费。我们姑且就按照这个办法展开分析，你会看到什么样的结果呢？政府支出不变，政府的税收和收费减少，与此同时是财政赤字的扩大，财政赤字扩大是必须用发行国债的办法去弥补的。所以大家看到的是一种什么画面呢？是在政府支出规模不做变化的条件下，弥补政府支出的融资方式之间的相互替代，也就是说一手减了5000亿的税，另外一手又发了5000亿的债。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试想在企业也好、居民也好和政府之间的资源配置格局会因此发生变动吗？我们说实质层面的资源配置格局还是老样子，但是只是融资方式变化了。对企业而言，原来交的5000亿的税，现在变成购买政府的5000亿的债了，原来强制纳税义务，现在变成了我持有了政府的债务凭证。

进一步问，对于企业的成本是一种降低的影响吗？概念上可能是，但是实质层面绝不是，因为债是要还的，退一步讲，债即便不还，用置换债的办法无限期延续下去，他也是要付息的。我们在国债的管理上历来有一个铁律，本金可以置换，但是利息绝对要加入到政府支出当中，用税收的方法加以弥补，这是铁律。试想，5000亿的债按现行的利率一年的利息是多少？2015年的债的利息自然要加入到2016年的政府支出规模上，从长远讲，这样一个循环过程是减税降费的目标所在吗？显然不是。当专业人士进入到这种分析领域的时候，他一定是把减税降费和政府支出联系起来去说。

再举一个例子，刚才尚希所讲的企业税负问题，我见到很多这样的分析，其实不只是今年，N多年前有有这样的分析，就是企业税负重，这很容易让大家一时付诸太多的热情。但是在企业税负重的同时，我们肯定要做连带分析，宏观税负是不是重？宏观税负是全国人民的税负，企业税负就是企业这个群体的税负。做宏观税负比较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不管用什么样的口径去做分析，把所有政府收支加总求和，你会看到我们的宏观税负和欧美国家比，相对来讲是偏低的，至少是不高于他们的。但是人们又讲税负重，于是把微观企业的税负无限放大，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在宏观税负并不太重的条件下，并不比别人高的情况下，导致企业税负重了呢？其实这和我们目前的税制结构有直接的关系。我总用两个数字，一个数字是70%，政府每收100块钱的税，70块钱是流通领域当中的税收，是落在流通领域当中的，是要融入价格转嫁出去的税。另一个数字是90%，政府每收100块钱的税，90块钱甚至更多是从企业那里收来的。大家试想一种结果，比如我们在座的各位就是一个小的群体，我们今天要收税，但是我们明确只收男人税，不收女人税，收1000块钱，1000块钱落在所有的男士身上，我们报告厅里的宏观税负假定是30%，意味着所有男人的税负是多少？也是30%。我们换算一下，这1000块钱的税负，500块钱向女士收，500块钱向男士收，我们的税负水平不就由此而下来了吗，中国的宏观税负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几乎所有的税收都是落在企业身上的，都是从企业口袋里掏出来的。在计算企业税负的时候，我们的企业税负是约等于或者近似于宏观税负水平的。这样一种来龙去脉才能知道中国的企业税负是怎么一回事，接下来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在这种条件下要把企业税负降下来，首先得改一改税制的结构，问题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更多的百姓愿不愿意改这样一种结构，能不能接受改结构这样一种现实？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如果我们把间接税减一点，直接税增一点，企业税减一点，个人税增一点，像欧美国家那样。比如说欧洲国家大体上55%是个人缴纳的税收，45%是企业缴纳的税收，我们稍微做一点调整，可能企业税负重的局面就会有所改变，但是我们做好准备了吗？所以不能轻易的一下子就把企业的税负问题放到这个风口浪尖上做无限的渲染，而要扎根于中国的现实税情，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

我就举这几个例子，实际上所有的例子都是想说一件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来就是一个新课题，本来就是我们运用传统在学校里学习的那些经济学的常识所不能直接解决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特别需要精准的专业分析，而不是漫谈者或者剽友。如果把自己标榜着经济学家，在所有经济领域都敢发声的时候，请注意，如果你谈的都是一般性学术问题，我们尽可以去鼓励他，但如果你延伸到政策性分析领域，我们说你得有足够的门槛意识，足够的敬畏之心。否则这样的研究成果不仅产生不了正向的效应，反而可能是负面的效应。我体会，一个真正具有专业水准的分析产品，它的完成者所应当具有的水平起码有三条：一是接受过这个专业领域的严格而系统的基础训练，这只是其一，不是说你学习过金融学，你毕业是金融专业的博士就是专家了，不是。二是在这个专业领域有长期摸爬滚打的经历，你不仅仅知道这个专业领域所有事情的今天，还要知道它的昨天、前天，你能从一个很长的历史视角当中来还原基本事实，否则也是不行的。三是你在这个专业领域得有广泛而深厚的人脉基础，因为任何人的视野都有局限性，一个人水平再高也不能看到所有的东西，比如说看到财税领域的东西，我可以问尚希，尚希得知道我是谁，他也得愿意跟我进行这样的交流。其二，信息来源，我们的信息来源不能只从网上来，不能只从公开出版物上来，还得有专业领域的人士，能跟你沟通，提供那种真实而可靠的信息，让你对这个领域真正有感觉，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学有所成，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智库性的专家。

这些年来我们就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希望各位同行、各位朋友能够在这样的研究视角的背景条件下，来提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需要的各类政策分析性产品。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