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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谈企业负担:降税解决不了亏本,社保、金融体制需改革
1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财经战略年会2016”在北京举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做了演讲,讨论了最近热议的企业“死亡税率”和企业家赴美开厂话题。刘尚希表示,“当前企业负担重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税负的问题,是综合负担的问题。”他认为,宏观方面社保体制、金融体制等都需要改革,而企业方面也需要提高附加值,来应对难以避免的成本上升。
刘尚希称,一方面,营利艰难的传统行业正在“雨天背稻草,越背越重”。尤其是传统企业,因为自身附加值不高,面对日渐上升的成本,利润越来越薄,难免觉得税负压力沉重,但降税解决不了亏损的问题。
另一方面,刘尚希在调研中发现,融资成本在企业的成本中占比相当高。垄断的金融体制下,市场资本热衷于“钱生钱”的游戏,不肯向实体经济注入资金,推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垄断行业比如电力行业中,一边电厂产能过剩,一边是电价高加重企业成本。这和物流、人工、土地等成本的上升,都需要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
刘尚希认为,中国企业还面临着一些难以避免的成本上升,包括人工、环境成本的上升。“如果工资不涨,那么经济的发展目的就丢掉了。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居民收入的增长是低于GDP增长的,这两年有了一些补偿性的增长,增长的是比较快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环境方面,一部分原本由社会承担的污染治理成本,现在企业也逐渐承担起来,在成本方面会有所体现。
因此,刘尚希认为,企业的成本负担不仅仅是税负的问题,而是综合负担的问题。降成本仅仅依靠现有的降低税负,比如税率下调,社保缴费适当的下调,阶段性的措施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依靠降税、社保缴费使企业有利润。
刘尚希谈到,在企业缴费方面,社会保险缴费采取了一些措施,阶段性的降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现有的眼前的负担。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调研中发现很多地方的养老收支已经收不抵支。这就涉及到养老的成本在政府、企业、家庭、个人之间怎么分担。如果更多依靠政府,而政府收入来自于国民经济和企业,社保体制何去何从,也是问题。
刘尚希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一方面通过改革使企业有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降低五险的成本,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同时通过金融体制改革降低融资的成本。通过物流体制改革降低物流的成本,通过行政性垄断的改革降低现在用能成本,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来降低这方面的成本。另一方面通过企业自身不断的创新,提升自身创造附加值的能力,来扩大消化成本的能力。
全文实录如下: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来参加研讨会。财经战略研究院五年了,我们说五年计划,五年规划,过得很快,这五年财经战略研究院取得的成绩确实是非常突出,由原来的所变成了院,到成为国家的重点智库,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地方也变了从原来的月坛北小街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宽敞的地方,这表明了在不断的进步。我看人也开始变了,培勇要到经济所去,又去开拓新的领地了,德旭到了这边当院长,人员又有一个大的变化和调整,我相信财经战略研究院会越办越好。
我刚才听了几位的演讲,蔡院长、晓求、汪部长的讲话,都是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今天的主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听了像刚才几位的报告,我觉得是深受启发。我在这里换一个角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主线,但具体操作上是“三去一降一补”。刚才汪部长讲了去库存,我讲降成本,降成本要和当前热议的一个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就是税负问题。大家也知道,前不久李炜光教授提出企业死亡税率的问题,引起了热烈反响,传播的速度也是非常快。后来我们一个大企业家曹德旺接受媒体的采访,他也讲到了中美之间办企业的成本的比较,其中也谈到了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挣不挣钱,其实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创造附加值的能力,二是成本的控制。如果创造附加值的能力很强,他能创造高附加值,那么他的企业就会很有竞争力,哪怕成本高一点也能承受,当然成本的控制能力也很重要。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对企业来说也是一个考验。成本的控制既取决于企业自身,也取决于他的环境、体制机制,有的不是完全由企业能控制的,与我们发展的阶段,经济形势的变化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当前企业、行业及整个经济都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也可以说处在爬坡过坎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我们创造附加值的能力还不是很强。我们在全球产业链里、价值链里,整体来看我们是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不是在两侧,也就是说我们的企业、我们的行业基本上都还是附加值不算高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意味着我们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挣钱就相当困难,因为利润会比较薄。挣钱主要体现在你创造的附加值上,这种能力还不是很强。而另一方面我们的成本又升得比较快,有些成本是到了这个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不是通过政府的努力可以解决的。比如人工成本,人工成本的上升是经济进步的一个表现,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生活水平提高,当然收入水平要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工资就要提高。如果工资不涨,那么经济的发展目的就丢掉了。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居民收入的增长是低于GDP增长的,这两年有了一些补偿性的增长,增长的是比较快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对整个国民经济扩大内需,平衡供需之间的关系,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从微观来看,企业的成本上升了。还有环境成本,过去对环境成本相当一部分是由社会来承担的,没有内部化,一些企业在排放方面没有达标,有的污染物就直排了,对企业来说成本省了,这个成本体现在社会的成本,环境变糟糕了。现在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前几天的雾霾,大家已经是深有感受了,我们不能一边发展一边污染,必须要控制污染,控制污染对于企业来说毫无疑问,治污的成本就得上升。原来由社会承担的一些环境成本内部化,表现为企业的身上,像这种成本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我们这个阶段,可能这种环境成本的上升是比较快的,如果企业不能消化,就会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这些都是在这个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带来成本的上升。但是还有一些成本的上升是与体制机制有关,不展开细说。比如融资成本的问题,与实体经济或者金融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不顺导致的。
刚才晓求谈到了金融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比较难,在金融体系中自己在转,变成了钱生钱的游戏。首先要考虑为什么,它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或者说它不能进入实体经济。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与金融体制有关,金融的垄断性还没有完全打破,尽管我们的市场化的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但金融的垄断性依然存在。再一个就是金融的监管,我们都是分业监管,这种分业监管带来的监管套利可能就会吸引相当一部分资金在金融体系中转圈。如果说这种监管套利能获取利润,何必要去带到实体经济领域,带给实体企业呢?金融企业低风险、高回报,什么挣钱干什么。在这种体制下,玩钱生钱的游戏,风险更低、收益更高,何必到实体领域中冒更大的风险去贷款。融资成本高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不到位密切相关。我们根据调研,这个在企业成本中的占比相当高。
还有一些运营的成本,比如电,对于传统的制造业来说,这个成本比较高,但是电价居高不下。调研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边是电厂产能过剩,另一边电价很高,搞职工电试点,电厂高兴、企业高兴,但是这种环境就难以突破,电网是垄断的。电价的成本居高不下,导致了企业的成本上升。而且这种运营成本不但没有下降的趋势,还有上升的趋势,这就与我们的行政性垄断联系在一起,这说明改革是不到位的。
还有物流的成本也是上升的。最近两年采取了一些措施,因为最近降成本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融资的成本虽然没有在上升,基本上是平稳了。再就是社会保险缴费采取了一些措施,阶段性的降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现有的眼前的负担。但是这也与人口老龄化是冲突的,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加快,意味着养老保险主要是靠养老缴费支撑的,财政要贴一块,而且缺口越来越大。调研中发现不少地方当年的养老收支已经穿底,也就是说收不抵支。老本能吃多少?有些省可能到2020年老本就吃光了。阶段性的降低社保的缴费有约束条件,并不是一味的降低,大量的问题就涉及到社保体制的问题。郑老师可能还会讲到这个,这就涉及到养老的成本在政府、企业、家庭、个人之间怎么分担,怎么样合理分担,这就涉及到养老体制的改革问题。如果都要靠养老保险来承担,就要多缴费,如果更多的靠政府来承担,那么财政就要补更多的钱。毫无疑问,政府自己是没有收入的,它的收入都是来自于国民经济,来自于企业。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这里也涉及到改革的点点问题,就是社会保障体制何去何从,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制度。
这些都是与改革相关联的企业成本问题,怎么去均衡。其实还涉及到大家最关心的税,我为什么要先讲,成本税也是成本的一部分。我们调研中发现税收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变化不明显,但是税收占利润的比重的变化非常明显。为什么?因为利润变薄了,企业亏损了,从行业来看,利润大幅度下滑,这种情况下税占利润的比重自然就上去了。我这里讲的税主要是流转税,增值税,以前还有营业税,现在营业税已经取消了。所得税是有收入,有所得就有所得税,如果你是亏损就没有所得税。所以我这里讲成本,这些硬性构成企业成本的主要就是平常称之为间接税的这一块。企业利润变薄了,税负看起来就相对加重了,其实我们要想到为什么企业利润变薄了,利润的空间在收窄,实际上是企业整成本的上升。企业整成本的上升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企业的利润空间变小相对负担就加重了,显然要解决当前企业负担重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税负的问题,是综合负担的问题。为了解决企业综合负担重的问题,显然不仅仅是降税,还必须要推动各个方面的体制改革。比如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的,社保体制的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其中还有国企体制的改革,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不全面推进,这个降成本仅仅依靠现有的降低税负,比如税率下调,社保缴费适当的下调,阶段性的措施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依靠降税、社保缴费使企业有利润。
所以这个事情两面看,一方面通过改革使企业有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降低五险的成本,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同时通过金融体制改革降低融资的成本。通过物流体制改革降低物流的成本,通过行政性垄断的改革降低现在用能成本,当然还有土地制度的问题。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也是构成成本,所以也是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来降低这方面的成本。但其实土地在地方来讲,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对企业造成的负担有,尤其是对工业企业和制造业来说不太重,对工业园区很多土地表面上招拍挂,事后都返回了,可能作用的就是房地产企业,那是真正的招拍挂,这也是地方重要的一块收入的来源。这就要分开看。所以转型实体经济,就要转型制造业,降成本,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最重要的就是推进改革,只有推进改革,有了更好的营商环境,有了更好的体制机制,企业的综合成本就会下降。同时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企业创造附加值的能力不断的增强,企业创造附加值的能力增强,我们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是上升的,企业的利润空间就会扩大。
一方面要政府全力推进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综合降成本。另一方面通过企业自身不断的创新,提升自身创造附加值的能力,来扩大消化成本的能力。有很多不可避免的要上升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增强,创造的附加值没有提高,还是处在低附加值的状态,你是低附加值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不是降成本,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更重要的是改革问题,同时也是需要企业真正的提升自身的能力。两方面使劲,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企业才能真正的转型升级,我们的产业才能真正转型升级,整个中国的经济才能真正的转型升级。这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真正的收到成效。现在当前一些舆论,包括过分的聚焦在税的问题上,我认为有失片面。即使税降到零,企业如果还是亏损,那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必须整体全面看问题,而且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我们降税的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的降下去。所以最终要靠企业自身能力的增强,打铁还要自身硬了,有了能消化成本的能力,税负就不会那么重了。
现在看传统企业和新兴产业一对比就知道,新兴产业的利润空间大,对现有的税负相对来说不会觉得越来越重。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销路不好,亏损加多,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感到现有的成本是落雨天背稻草,越背越重。所以就呼吁政府减税,政府应当给予支持,我觉得这是应当的。仅仅减税很容易,怎么改革是更难的问题,应该引起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真正按照中央的要求,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动下去。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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