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传教士为何热衷于为美国总统立传

传教士笔下美国总统格兰特与李鸿章的交往

在晚清时期，到过中国的前美国总统，惟有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一人。这位“南北战争”中的北方统帅，总统任期结束后，携妻环游世界。1879年，格兰特来到中国，受到晚清重臣刘坤一、李鸿章等人的接待。李鸿章更是与格兰特结下了“英雄相惜”的深切情谊，并希望格兰特居中调停大清国与日本国的矛盾。据General Grant’s Tour Around the World（直译为《格兰特将军环游世界之旅》）一书记载，格兰特在天津参加李鸿章的欢迎宴会时，并盛情邀请后者回访美国。

格兰特随后前往北京，参观了美国来华传教士丁韪良（W.A.P. Martin）（丁韪良，1827—1850年来华，1869—1894年任同文馆总教习）主持的同文馆，并与恭亲王奕䜣会面。与总理衙门大臣相熟的丁韪良，成为格兰特与清廷高层互动的中介。丁氏也在其《花甲忆记》一书中，记录了格兰特此次造访的情形。据其记载，同文馆的中国学生以英文向格兰特致颂词，并送给他一把精美的团扇；而后者则改变素来沉默寡言的形象，回以长篇答词。

更为重要的是，奕䜣在第二天回访格兰特时，就中日关系咨询了后者的意见。尤其希望格兰特在中日关于琉球群岛（Loo-Choo）的争端上，尽一切可能维护和平，主持正义。在格兰特从天津赴日本前，李鸿章再次叮嘱格兰特居间调停。

格兰特将此事记在心上。在与日本天皇会面期间，格兰特坚持说，中国和日本两国应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就琉球以及其他问题，达成完全而友好的谅解；事情只能在两国之间解决，外国列强不会处理得更好。格兰特言辞恳切，然而人走茶凉，在野心家面前，此种努力亦是付诸东流水。

格兰特虽然未能调和中日矛盾，却赢得了李鸿章的信任和友谊。“甲午”之后的李鸿章，已是狼狈不堪。1896年，借着参加沙皇加冕礼的契机，这位搞了半生“洋务”的政治家终于得以游历欧美。据美国来华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 Allen）《李傅相历聘欧美记》记载，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一行乘轮船抵达纽约。第二天，时任美国总统克利夫兰（Stephen Grover Cleveland）率外部大臣等驰抵纽约。林乐知记录说，当时美国正是盛夏之时，国会休假，总统亦在消暑之中，“萧闲无事，觅凉爽之地以逭暑。今闻中堂至美，将递国书，不欲使嘉宾有跋涉之劳，即日纤尊远至。似此情亲意挚，实属得未曾有。然非中堂至贤，其何以得此于民主哉？”作为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林乐知，乐得在笔下描写美国总统对中国来客的善意，顺带恭维李鸿章一番。

在李鸿章与时任美国总统宾主“畅然意满”的第二天，又来到前总统格兰特在纽约的墓地，凭吊这位老朋友。林乐知如此描绘：“至前民主格兰德寝园，有宿草矣，为怆然者久之。从者以鲜花进敬悬墓门。循西礼也。富德立公子迎于松楸之外，陪同行礼既毕。中堂即造其家，答谢迎于舟次之盛意，兼请见其母格夫人。”二人之间的友谊，有格兰特遗留给李鸿章的手杖为见证。此手杖伴随李鸿章最后人生，形影不离。

林乐知在记述李鸿章游历美国的书中，尚提及数日之后，李鸿章在华盛顿拜谒“开国民主华盛顿山陵，并访其故居，观其留名阁，皆以雨阻，不克出城”。在林乐知笔下，描述了晚清重臣李鸿章与美国总统们的掌故，实际希望当时的中国士大夫以李鸿章为榜样，在面对外部世界时懂得“通权达变”。

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作为政治家的功过时，也注意到李鸿章与美国总统格兰特最为知心。“格兰德游历至津，李鸿章待以殊礼，此后接见美国公使，辄询问其起居。及历聘泰西时，过美国。闻美人为格兰德立纪功碑，即赠千金以表敬慕之情”。（梁启超：《李鸿章》，新民丛报社第十三版，1906年，第144页。）梁启超对林乐知及其《万国公报》颇为关注，此处介绍李鸿章与格兰特之间的过往，应是参考了林乐知前书。

传教士译笔下美国总统的“明君”形象

通过林乐知的译笔，晚清中国人认识了美国总统格兰特、克利夫兰，以及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而在其他传教士的译著中，更多的美国总统进入了时人视野。如广学会曾出版《美国大总统林肯传》，述“林肯一介子民先为商，后为弁；见黑奴立释放之志；且善体人心，既合众人心，则全省人信；既信于全国矣；再叙其一生事迹”；1903年又出版由英国人马林（W.E. Macklin）口译，金湘儒笔述的《美国民主翟斐森传略》，此书先是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译介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生平。

1904年广学会又编校历任美国总统生平事迹，以《美国明君言行录》为题发行。该书记述“从华盛顿至庐思福，凡二十五总统，考其言行治理之道，并精印肖像，如见其人”。传教士在译介美国总统时，总是以晚清政治为关怀，希冀中国亦有如此“明君”。

可以说，在传教士的译著中，美国总统实际代表了美国的共和民主制度，传教士们为其形象着墨，不免带有为晚清政治变革提供借鉴的动机。如文章开头提到的格兰特，林乐知在早期主持《中国教会新报》时，曾在1872年第170期上如此评介：“美国民主之国也，传贤不传子。凡立君，则臣民集议选于众；众服其贤者，立为君。其为君以四年为期，届期又选于众，择贤立之。旧君逊位，退处如凡民；使旧君，而众仍爱戴也，可展期再为君四年。今美国皇帝御名格兰德，已为君四年矣；大约众服其贤，仍愿其为君，再为君四年。”

民国时期，译介美国总统，重在社会教化

“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了共和政体，中国社会对独立、共和、立宪等政治议题的讨论，以及对民族和国家未来的关注，则成为传教士继续在译著中为美国总统们作传的动机和出发点。

如广学会1914年出版“世界政治家列传”系列丛书，有《美国开始大总统华盛顿纪事本末》一书，原书为Dr. A.P. Parker编辑的Some of The World’s Leading Statesmen美国卷中的一本，英文题名为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 Firs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由美国传教士励德厚（H.K. Wright）和时任崇信中学主事的徐翰臣合译，徐氏在序言中，道出了他的翻译动机，“励君德厚，美产也，东游于中华，相处久，相爱深。见中华民国成立，脱离专制，建设共和，拔数千年奴性之壁垒，拯四百兆奴种之沉沦，是能于黑暗域中，放绝大光明者。不禁有感于其新焉。爰述其手创祖国之华盛顿，如何崛起，如何进取，如何提倡独立，如何组织合众国”；这是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对民国政治和社会的意义，“中华人士，俾览是编者，身处共和时代，心往先进典型，而独立之毅力、合群之热诚，得以感奋于无形”。（徐翰臣：“缘起”，《美国开始大总统华盛顿纪事本末》，上海广学会，1914年。）其实在民国元年，励德厚等人即编译的《美国林肯》一书，立意与上书也大抵相同。

除了推动政治改良的用意外，在传教士看来，美国总统作为历史名人中的政治家一类，其行为和功绩，对于教化社会，激励人心也有所助力。如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翻译的《地球一百名人传》卷三政治家中，列有华盛顿和杰弗逊的传记。此书不仅限于政治人物，也有如摩西、孔子、释迦牟尼、保罗等宗教家，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至康德等哲学家，总意在于“考察历代名人，所效法的，就是好善恶恶”。（李提摩太编辑:《地球一百名人传》，上海：广学会，1923。）

可以说，在民国时期，传教士的译笔中的美国总统形象的政治意味有所降低，更为偏重其英雄化、人格化的社会教化意义。如贾立言（A.J. Garnier）与中国基督教学者谢颂羔合编的《世界人物》一书，共记载古今中外三十三位人物的传略，包括海伦凯勒、南丁格尔、贞德、牛顿、爱迪生、福特、林肯、托尔斯泰、甘地、孔子等人，最后一个为基督。该书在1919年初版至1946间共版6次，合计印刷7000本，影响颇广。

《世界人物》编者说明

在教会看来，名人传记具有社会教育功能。他们认为“故事与传记是教育家最好的二大工具，用他们去发展青年的天才——想象力、好奇心与模仿等的习惯——是最会奏成效的；而且人格的造成，更靠着有伟大而慈良的人格来做我们的模特儿”。（“世界人物小言”，《世界人物》，上海：广学会，1946年，第2页。）林肯有这样的教育作用，因为林肯废除黑奴制度的功绩，“使美国实现了一个真正的民治国家”。（同上书，第156页。）

传教士们笔耕不辍的译介

晚清来华传教士在其译介西学的活动中，也对西方政治制度作了介绍。随着民国时期基督教会更加注重对社会民众的教育事业，美国总统与其他宗教家、政治家、哲学家的传记，都承担了这种引导青年人格建立健全的功能。再者，传教士汉语文献中不仅对历史上的美国总统给予译介，对彼时在世的有影响力的总统也不惜笔墨，如在美国“大萧条时期”大力推动改革，及“二战”中起到巨大作用的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美华书馆出版有《罗斯福自述我怎样改造美国》（李国钦译），广学会出版有《罗斯福小传》（清洁理编，谷德屏译）。

彼时的中国社会，认识美国总统和西方政治制度的渠道，也日益多样化，不再局限于传教士的译著活动，视角也逐渐多元，且具有批判性及主动性的时代特色。

总得来说，传教士笔下的美国总统们的形象，从晚清到民国，其中蕴含的政治改良功能逐渐弱化，社会教育功能则逐渐上升。

此外，梳理传教士汉语文献中的“美国总统”，或许对于当下的我们认识美国政治和社会也有所助益，毕竟传教士们于一百多年前即双向传播了各自的“形象”，有必要予以反观。如林乐知在144年前介绍的美国总统选举过程，对于当今的中国人来说已是常识；不久前，部分国人甚至以某种“自娱自乐”的形式“参与”到最新一届美国大选之中，给予高度关注。而当今的当选总统特朗普，已通过新媒体快速为中国人所熟知。其为“名君”已无疑，而能否成为一个多世纪前传教士笔下的“明君”，则需“听其言而观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