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靠政府呵护的创新萌芽长不成大树

“刚踏入厂区，便见假山池塘、茂林修竹；朝里走不久，巍峨展厅，眼前矗立。进入展厅，一边是高精尖技术演示，一边是国内外领袖照片。出展厅外，大小车鱼贯而入，参访者川流不息。中午用餐，陪访人员志得意满，放言高论：经营企业必须设局。但所谓‘局’做何解？问后方才略知，重点在糊弄各方，目的在圈套资源。” 这是2006年笔者首次访问这家高新技术企业所见景象。当时企业经营一片红火，前景极为被看好，笔者为之震惊。其后历经数年，持续调研产业创新，调查所得可以归结两则故事，也许能就中国自主创新、转型升级之路，触发一些反思。

回顾中国过往三十多年，主要目标在发展产业、扩大产能，也就此取得巨大成就。但那个时代已然过去，前瞻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有赖产业不断升级与创新。在调整转型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既然在前一阶段里，政府曾为发展的推手，那么在下一个阶段中，政府是否仍将扮演关键角色？对此，政府与学界似有共识，以为若无政府大力扶助，很难支撑产业升级创新，也因此，国家每年投入巨额补助，创造技术创新的激励、培育产业升级的能力。

施行类似政策，迄今已近十年，却似乎成效不彰：论及重大创新，基本还谈不上，虽可稍假时日。但问题在根据笔者调研，宣称从事创新，且曾获各种补助的企业，真正投入创新，积极推动升级者，实在寥寥无几。若问笔者多年研究总结，直白一句，“高科技，大忽悠”。为何如此？笔者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发现很难通过政府扶持，提振产业技术创新。但为何如此？可以通过下面两个真实的案例，窥探其中症结。

第一个案例是江苏一家新能源高科技企业的兴衰。这家企业曾是中国最大的光伏制造，全球第四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基地。企业从2001年起步，2005年在纽约交易所上市，一时风光无限，2013年即难以维持，随后宣告破产，留下巨额负债。其大起大落的背后，与地方政府的扶持脱不了干系。

该企业的崛起，可以说得力于对的投入方向、对的专业人士、对的背后扶持。其在成立之初，几乎日费斗金，资金耗费殆尽。地方政府适时出面协调，先争取各级政府优惠扶持，又动员国股退出，藉以引进外资，终于得在纽约上市。毋庸置疑，该企业是在地方政府的呵护下成长茁壮。然而也正是政府的倾力支持，影响了企业的决策判断，给企业发展带来隐患。由于获得政府的全力背书，该企业惯于低估风险，一味扩大投资，试图以“规模”而非“技术”创造竞争优势，遏制对手进入。

但光伏制造作为新兴产业，无论市场、技术，都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这家企业一面接连斥资数亿，研发高风险的薄膜电池。结果虽屡战屡败，却仍持续投入。另一方面，该企业为保证长期扩张，完全不顾市场起伏，签订长达十年的供货订单。不料市场风云变幻，原材料价格暴跌，企业因此严重亏损。

该企业经历诸多挫败，面对庞大资金压力，若按照市场规则，理应吸取教训，调整冒进策略。但政府的各种扶持，大大缓解经营风险。在地方领导支持下，该企业依然不断借贷投资，持续扩大产能，一再置身风险巨浪，终因欧美出台保护政策，实在难以维系，遗留庞大债务，贻害地方财政。这是案例之一。

再看另一则案例。这是一家位于山东的太阳能企业，也曾是亚洲最大的太阳能相关产业之一。文章开头有所提及，笔者曾在2006年首度参访。根据这家企业的宣传，其拥有领先国际的太阳能制造工艺，尤其能量传导损耗之低，可说全球首屈一指。又拥有百项技术专利、各类国际重要品质认证，还获得诸多国内荣誉，如“中国驰名商标”、“全国用户满意产品”等。上述种种显示，该企业是仰赖科技创新为重的高新技术企业。

进一步观察这家企业，发现其既长于品牌公关，又善于政商关系，才获得一系列国家和省部级的创新优惠。它是新能源行业中唯一承担“国家火炬计划”者，还获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专项》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该企业是所处行业中唯一获得“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项目的企业，并在国内率先提出“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的概念。

但我们随后发现，这家企业通过所提的“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游说当地政府颁布“强装令”，再借助其“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身份，不但成为上述政策最大的受益者，之后又以“一体化”为藉口，侧身房地产开发领域，成为省内较大的房产开发商之一。

反观其引以为傲的科技创新，虽然获得诸多政府扶持，却未专注技术创新。其各种领先技术，多为来自德国科技转移。其宣传所言各种专利，多为外观设计、实用创新，鲜有技术层面的发明专利。换言之，该企业真正的“经营”，在以科技企业为名头，嫁接各种政府扶持与优惠。

因此该企业耗费大量精力于提升企业名气。其“多功能厅”每天迎来送往，其中不乏国内外知名人士。企业老总也不厌其烦，逐批接待来访，并将会见照片放在显眼角落。为了提升知名度，该企业不惜巨资，与古巴签署合同，实现太阳能技术的首次国际输出。但光鲜亮丽的背后，创新与升级却明显落空。就其核心获利来看，这家貌似高科技产业的山东企业，其实是房地产开发商。

上述两家企业，分别代表两种“产业政策”落空的模式：一种为政府集中资源扶持下，企业忽视风险，经营失败，创新无成；另一种则是政府监督失效，企业寻租，政策落空。这两个典型的案例，都曾宣称要创新升级，政府也规划相关政策、投入不菲资源，结果却未见显著成效。

进一步分析两个案例。关键之一为监督失灵。政府既不知鼓励何种创新，也不知企业是否投入创新。因此在高科技产业当中，存在大量的“骗补贴”、“吃奖励”案例。关键其二为风险积聚。即便政府方向正确，企业也认真投入，但由于创新产业前景不明、本有相当风险。一旦政府集中投入，企业资金约束弱化，往往忽视风险，务求扩张产能，结果将如滚雪球般，累积出巨大风险，终至不可收拾。难怪日前“产业政策大辩论”中，张维迎教授曾经力主：一切的产业政策，都属有害无益。

但笔者并不同意前述看法。虽然在鼓励创新方面，政府扶持收效甚微，但类似的发展策略，却也创造出所谓“中国的奇迹”。但为何当时的政府扶持能够取得明显绩效？对此，根据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所见，后发国家不乏可供模仿借鉴的经验，所面对的又是成熟的技术和稳定的市场。政府知道挑选何种产业、如何进行扶持。同时既无太大风险，不致血本无归，加上掌握考核指标，有效监督企业。此时投入大量资源，自然便能扩充产能、发挥规模优势。

但是一旦不再处于落后追赶，重点转为鼓励创新时，政府与企业将面对完全不同的形势。首先，既然是创新，就意味着没有模仿的对象，发展方向为何，唯有自己摸索，这又是一个见效很慢、风险极高的过程。此刻政府若孤注一掷，集中投入，只会将风险聚集放大，最终经常得不偿失。另外，创新行为本身模糊与宽泛，政府也很难有效监督企业，在政策落实上往往显得有心无力。

总结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早期所处的“扩充产能”阶段，与现今面临的“鼓励创新”阶段已经迥然不同，若还想凭借之前的动员、集中手段，恐怕将所费不赀，成效不彰。当然，笔者并不否定政府介入的积极作用，我们强调的是，过于直接、具体的产业政策，在创新领域中恐怕事倍功半。中国若想鼓励产业升级与创新，必须调整政府主导的发展策略，一方面改善基础的金融、法律和教育环境，另一方面扶持风险基金，提供创新激励，分散创新风险。在此同时，也需要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公平产业竞争，小心呵护萌芽中的创新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