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远去︱马建标：怀念我的师公汪熙先生

今天早晨8点，我刚行至校门口，忽然接到我的恩师金光耀教授的电话，得知汪熙先生去世的噩耗。此时，天空下着毛毛细雨，地上洒满落叶一片，给人一种凄凉萧瑟之感。

汪熙先生

汪熙先生，是我的老师金光耀的老师，从辈分上说，汪先生是我的师公。1920年，汪熙先生出生于安徽休宁。时值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大地上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正赶上中国的北伐运动、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那是一个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年代，汪先生时常跟随他经商的父亲东奔西走，躲避战乱。1943年，汪先生通过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一次出国考试后，赴美留学。当时，日本正占领中国的东南沿海，因此汪先生一行人只能从重庆直飞印度的加尔各答，要飞过喜马拉雅山。这是抗战时期著名的“驼峰航线”，航程风险无比，10次飞行中，就有一两次要出事。抵达印度的加尔各答之后，再乘火车抵达孟买，从那里汪先生登上美国运兵船，前往美国。

1947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汪熙先生

1947年，汪熙先生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同年12月，汪先生从美国回到中国，在广州民禾相油出口公司工作，同时在暨南大学兼课。1949年之后，他先后在重庆、北京和上海等地的银行系统工作。1956年，汪先生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工作。1958年9月上海社科院成立，汪先生所在的经济研究所合并到该院。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汪先生于1968年12月从上海社科院下放到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他的身体很棒，被安排到上海耐火材料厂工作，俗称“战高温”。1976年2月，汪先生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

汪先生对中美关系史研究情有独钟，他在复旦开设“中美关系史”课程。1978年，还在安徽黄山茶林场当知青的金光耀师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在大学期间，金光耀师选修了汪熙先生的中美关系史课程。据金师说，汪先生在授课时，每当讲授到“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时，说到动情处，往往声泪俱下”。余生也晚。当2002年我考入复旦，师从金师攻读民国外交史方向的研究生时，汪先生早已退休多年，自然无缘感受汪先生在复旦讲课的风采。

柯文教授（左二）

刚入学时，金师还没有专门向我们学生辈讲授汪先生的故事。不过，我当时正好在历史系资料室担任助管，恰巧汪先生将他的书捐赠给复旦历史系资料室。时任资料室主任傅德华先生安排我逐一在每本书的扉页敲上“汪熙敬赠”的图章。这段敲图章的经历，让我对“汪熙先生”的名字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柯文教授来复旦做客，学校特意请汪熙先生主持讲座。柯文教授的讲座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报告厅举行的，而汪熙先生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创建者之一。柯文教授的代表作《历史三调》享誉中国学术界。那天，我和许多慕名而来的同学一样，前往美国研究中心聆听柯文教授的讲座。在柯文的讲座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汪熙教授，终于将“抽象的‘汪熙敬赠’字体”与汪先生本人的形象合二为一了。汪先生留学美国，很西化。他在正式场合，都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记得汪先生在那天的讲座上，说了一句开场白：“保尔•柯文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在说出柯文教授的英文名字Paul A. Cohen时，用的是很标准的美式英语发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求索集》

我在研究生时代阅读汪先生的第一本论著，是他的文集《求索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那时我的学术功底肤浅，还无法从阅读中深刻领会汪先生的治学精髓。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汪先生的学术观点，而是他在《求索集》的扉页和序言中，所写的两句话。在《求索集》扉页中，汪熙先生写道：“谨献给爱妻及挚友董幼娴，感谢她的一片爱心及长期以来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在序言中，汪先生引用了《楚辞•离骚》的那句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第一句话表明汪先生夫妇伉俪情深；第二句话显示汪先生在治学上有一种特别的执着的精神。这两句话构成了我对汪先生精神世界的总体印象。

汪熙先生结婚照

我是一个好奇心比较重的人，汪先生既然将他的书献给“爱妻及挚友董幼娴”，这就刺激了我去打听汪先生夫妇故事的冲动。恰巧，复旦历史系资料室主任傅德华老师和汪熙先生是忘年交，两人一起主编过《盛宣怀档案资料》以及《150年中美关系史论著目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书，有一次，我悄悄地向傅德华老师问起汪熙先生的爱情故事，傅老师告诉我，汪先生的夫人董幼娴（1920-2011）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家，她在抗战时期就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在1945年参与发去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1949年之后，董幼娴女士历任民建中央常委和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通过傅德华老师，我对汪熙先生的学问、人品和家庭生活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大约十年前，汪熙先生中风，半身不遂。因行动不便，汪老自然很少来复旦参加退休教师的活动。2015年春，我从美国访学归来后，在与金老师商量之后，决定重新开设沉睡十多年的休眠课程“中美关系史”。汪先生在1990年代初退休后，金老师接过教鞭，继续为复旦本科生讲授“中美关系史”。但是，大约 2000年前后，金老师的学术兴趣转向共和国史，于是“中美关系课程”随之停开，成为休眠课程。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中美关系史研究队伍也日趋凋零。

每次与金老师谈及此事时，金老师都鼓励我应该致力于中美关系史研究，好将汪先生在复旦开创的中美关系史学脉延续下去。2015年春，第一次讲授中美关系史课程时，我的心情很紧张，由于没有现成的讲义，我每次讲课之前都得翻遍相关的图书文献，以便把最新的中美关系史研究成果讲授给学生听。令我欣慰的是，第一次授课居然有20多位学生选修，对于选修课而言，这已经是比较多的人数了，自然我也是信心倍增。

在讲授中美关系史课程的期间，我尝试写了几篇有关中美关系史的文章。2015年6月放假之际，我第一次去看望汪熙先生，这是我第一次与汪先生面对面交流，此时，汪先生的言语虽然迟钝，但思路依然很清晰。他详细地询问了我的教学情况，还提出看一看我写的中美关系史的文章。临别时，汪先生还将他收藏的几本中美关系史著作，赠送给我，鼓励我认真做好研究，把中美关系史课程讲好。

2016年春节期间，金师带领我去给汪先生拜年。此时，汪先生的身体已经很瘦弱了，但精神很好，只是记忆力下降许多，听力也大不如前。金师特意带领我去看望汪先生，显然不仅仅是为汪先生拜年，也是为了让汪先生放心，复旦历史系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已经后继有人！在聊天时，金师靠近汪先生的面前，大声说：建标是我的学生，也是您的徒孙，是复旦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第三代了。我则静静地坐在旁边，认真听着。那天，汪先生很高兴。大约谈了一个小时，我们就离开了。

1991年，汪熙先生为吴心伯开具的查阅资料介绍信

2016年7月12日，金师和我再次去看望汪先生。这一次看望汪先生，是因为我们听说汪先生的食欲下降，身体欠安。我们到汪府后，发现汪先生又消瘦了许多。汪先生对我们的到来，显得很高兴。那天，汪先生又像往常一样，询问了金师最近在忙什么，还询问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情况。金师告诉汪先生：“您的学生吴心伯现在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主任，而吴心伯的公子吴限也选听了建标讲授的中美关系史课程。吴限的本科毕业论文也是建标指导的。”听完这一切，汪熙先生开心地笑了。

2016年7月12日，汪熙先生（中）、金光耀教授（左）与马建标副教授（右）

临别时，我们特意照了一张合影。在照相前，汪先生特意提示我不要把他膝盖上的毛毯摄入照片，这个细节说明汪先生很在意自己的形象，他希望照片中展示的是他健康的形象。这正如汪先生对学问的执着追求一样，对任何事情，都很认真，一丝不苟。此次话别之后，我就着手准备9月份的中美关系史课程讲义，并重新调整《中美关系史教学大纲》。

上周五，我刚刚结束本学期中美关系史的课程。不料，今天就接到了汪熙先生去世的噩耗。想到这两年来，我与汪熙先生的几次近距离的交流，汪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而此刻汪先生却已经飘然远逝，从此天人两隔，怎不叫人心痛！

汪先生在他78岁（1998年）时，曾这样总结他的一生，他说：“回想起来，我生于乱世；长于日寇蹂躏，国家山河破碎之时；青年时吃了几年洋面包；壮年是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等到‘史无前例’一来，那日子就甭提了。就这样，一晃几十年，一直等到邓小平他老人家上台总算才松了一口气，让人有了点安全感，觉得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出现了一线曙光。这时，我虽已步入苏东坡所说的‘早生华发，人间如梦’的境界，但突然感到一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冲动。”人生百年，终有谢幕！汪先生走了，但他那令人高山仰止的治学品格，却永远激励着吾辈奋勇前进。

2016年12月26日晚，于复旦大学光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