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伯克：罗马、巴黎和伦敦何以成为欧洲的知识中心

知识的首都

港口不能垄断所有的信息。各国的首都，尤其像罗马、巴黎和伦敦，是港口最为强劲的竞争对手，在政治新闻领域尤其如此。

罗马长久以来一直与威尼斯争夺信息中心的地位。首先，梵蒂冈是天主教世界的总部，它是日本、埃塞俄比亚和中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大使前来拜访的中心，也是教皇使者（罗马教廷大使）定期发回报告的中心。其次，罗马是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以及耶稣会等传教修道会的总部所在地，其中最重要的是耶稣会，来自世界各地的耶稣会分部和大学要向罗马的修道会长作定期汇报或寄送年简。17 世纪教廷传信部（类似西班牙分部）成为另一个获取传教地区信息的知识的中心。

E.de Witte,painting,Amsterdam Stock Exchange(1653):Rotterdam,Boymans-van Beuningen Museum

16 世纪90 年代乔万尼·波特罗（Giovanni Botero）能在罗马汇编成《环球行纪》（Relazionini Universali），靠的是他与耶稣会士网络的联系。比如，他引用了波塞维诺（Possevino）对俄国的描绘，贡扎尔沃·德·席尔瓦（Gonzalvo de Silva）对非洲莫诺莫塔帕（Monomotapa）的描述，以及刚从中国回到欧洲的罗明坚（Michele Ruggiero）带来的知识。尽管他选择以论说文形式来呈现他的材料，但他有时也会讲讲最热门的新闻。他在阐述中国时会停顿下来，告诉读者说：“当我写到这时，新闻传来说留在中国的两位神父遭受了种种迫害。”

罗马也是学术信息的中心。它的教育机构享誉欧洲，包括罗马第一大学以及为培养外国留学生传教士而创办的多所学院——德国学院（1552）、希腊学院（1577）、英国学院（1578）、马龙派教会学院（1584）以及爱尔兰学院（1628）。罗马城同样是林西和乌莫里斯提等学院的所在地，以及古文物学家佛勒威奥·欧斯尼（Fulvio Orsini）、鉴赏家加西诺·德·波佐（Cassiano del Pozzo）和博学家阿塔纳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等非正式学术圈的所在地。它吸引了来自法国、西班牙、德国等地的学者。

巴黎（以及自17 世纪以来作为其卫星城的凡尔赛）是另一个政治信息的中心。路易十四时代的土耳其、波斯、摩洛哥和暹罗大使馆提醒我们，当时外交往来并不仅限于欧洲国家。17 世纪时，法国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是伴随着信息不断传入巴黎而发生的。

巴黎也是一座学术信息的中心。官方机构如皇家图书馆、皇家植物园、法兰西科学院、法国天文台和法兰西金石铭文与文艺学院，进行信息的收集与讨论。巴黎同样是一座非正式学会和学院的中心。人文主义学者在迪皮伊兄弟（the Dupuys）位于普特温大街（Rue des Poitevins）住宅中会面，这个地方是历史学家雅克-奥古斯特·德·图（Jacques-Auuste de Thou）著名图书馆的所在地，1617 年由迪皮伊兄弟正式继承。1619 年至1648 年间， 包括笛卡儿、帕斯卡和伽桑狄（Gassendi）在内的自然哲学家，在毗邻皇家广场（现为孚日广场，Place des Vosges） 的马林·梅森修道院（Marin Mersenne） 里聚集。1632 年至1642 年间，泰奥弗拉斯特·雷诺多在他位于巴黎圣母院的加兰德大街（rue de la Calandre）的通讯处（职业介绍所）举办多种主题讲座，任何想听的人都可以参加。

至于伦敦的重要性，在于它同时兼有港口和首都两方面功能。伦敦城是俄国公司（成立于1555 年）、黎凡特公司（成立于1581 年）、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599 年）以及阿非利加公司（成立于1672 年）的总部所在地。很多国外信息都传到伦敦个体商人那里，但是各公司的总部也收集信息，比如莫斯科大公国会馆，就有约翰·迪伊（John Dee）和理查德·哈克路特（Richard Hakluyt）等学者在那里与商人会面，讨论地图与路线事宜。位于利德豪大街的东印度商行，与其荷兰竞争对手有一些同样的功能。那里储藏着地图、海图及航海日志，而寄往此处的信件则提供了有关印度货物价格等详细信息。

以这种方式传入伦敦的信息不尽是商业信息。皇家学会秘书长亨利· 奥尔登堡在他给第三年的《哲学会报》所写的序言中写道，那些从“美洲殖民地”和其他地方传到“这个著名大都市”的信息，归根结底要拜贸易所赐。同样，皇家学会历史学家托马斯· 斯普莱特，将伦敦“这个强大帝国的首都”比作“促进知识发展的殿堂”，以及“最适合由世界各国的报告与情报组成的知识的归宿地”。

皇家学会是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但也有竞争对手。16 世纪晚期以降，位于主教门街的格雷沙姆学院就有关于自然哲学等主题的公开讲座。华威巷的医学院也有讲座，1657 年一位医生形容它是真正的所罗门宫（Solomon’s House）。人文学科则有古文物专家研究会，他们于1586—1608 年间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德比之家《先驱报》办公室探讨英国历史。正式而言伦敦缺少一所大学，但它是四大律师学院（Inns of Court）所在地，这是一所律师培训学校，有时被称之为第三所大学。

从欧洲他国所来的移民，也为伦敦带来了知识，使伦敦城的知识更为丰富。奥尔登堡本人来自不来梅，他的朋友哈特利布则来自埃尔宾（今波兰埃尔布隆格）。和在阿姆斯特丹的情况一样，从法国来的新教难民当中就有很多文人，他们在17 世纪晚期定居于伦敦。

图书馆的地理学

如果我们考察大型图书馆的地理分布，可以证实某些欧洲城市在知识界的优势，但是城市与图书馆的关系也并非完全如此，比如牛津伯德利图书馆，是一座小型大学城里的大型图书馆；而埃斯科里亚尔图书馆（Escorial Library）则位于城市的远郊地区。为了阐释它们所处的位置，不得不谈到两位富人的兴趣。国王菲利普二世建了埃斯科里亚尔图书馆，而托马斯·伯德利爵士（Sir Thomas Bodley）则将其藏书捐赠给了牛津大学。

Engraving,West Indish Huis,from P.Zesen,Beschreibung von Amsterdam(Amsterdam,1664)

然而在意大利和法国，最好的图书馆都在最大的城市。在意大利，重要的城市像佛罗伦萨（有劳伦齐阿纳图书馆）、威尼斯（有马尔恰纳图书馆）、米兰（有安布洛其亚图书），最重要的是罗马（有梵蒂冈图书馆、罗马第一大学图书馆、罗马耶稣会图书馆、1614 年开放的安杰丽卡图书馆，以及巴贝里尼图书馆、塞西和斯巴达家族图书馆、克里斯蒂娜女王图书馆等重要的私人图书馆）。旅游指南中都有这些图书馆的信息。意大利神父卡罗·皮亚扎（Carlo Piazza）所著《罗马著名图书馆》（1698）一书，对上述图书馆作了最为翔实的描述。

那不勒斯也是一座拥有好图书馆的意大利城市，其中法学家朱塞佩·瓦勒塔（Giuseppe Valletta）的图书馆在1700 年左右就有1 万册藏书。然而作为知识中心，这座城市在17 世纪晚期开始走向衰落。一些当地学者向英国访客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诉说，他把这些人对宗教法庭及如何艰难地从英国和荷兰共和国获取书籍的抱怨都记录了下来。

我们暂且以维柯为例说明17、18 世纪之际那不勒斯学术上的问题。要写一部关于比较历史的巨著，作者当然需要很多信息。维柯成长于17 世纪晚期的那不勒斯，那不勒斯是一座活跃的知识交流中心，并能方便地得到拉丁文新作。当维柯渐渐长大，他和那不勒斯都陷入了孤立境地。文人共和国的两门必备语言——法语与英语，他都不很精通。维柯日益陷于孤立的迹象之一体现在他1744 年发表的杰作《新科学》（Scienza Nuova）最后一版上，对于日本的讨论竟未提及恩格伯特· 坎普法早在二十年前的重要研究。

巴黎居民则更为幸运。17 世纪末期，巴黎的图书馆数量超过了罗马。12 世纪的圣维克多图书馆于1500 年左右已完成图书编目工作，并于17 世纪正式对公众开放；还有大学图书馆、克莱蒙耶稣学院图书馆（为向路易十四致敬后改名为路易大帝图书馆）、大主教马扎然（Mazarin）图书馆（在他死后变成公共图书馆）以及皇家图书馆，它在16 世纪60 年代从布洛瓦搬迁到巴黎，并于17、18 世纪逐渐对公众开放。1692 年一份巴黎指南列出了不止32 座读者可以随意进入的图书馆，包括3 个公共图书馆（马扎然图书馆、圣维克多图书馆及皇家植物园图书馆）。

目前所提到的城市并不均匀分布于整个欧洲，而是集中于南部和西部地区。是时候将视野转向欧洲大陆中部、北部和东部。中欧的大学较多，14、15 世纪时已形成一个大学网络，包含了布拉格、克拉科夫、维也纳、莱比锡和波若尼（今天的布拉迪斯拉发）等大学。1576 年至1612 年鲁道夫二世统治时期，他位于布拉格的行宫成为当时知识的中心，吸引了天文学家第谷· 布拉赫和约翰· 开普勒（Johann Kepler）和炼金术士麦克尔· 麦尔（Michael Maier）和麦克尔· 桑蒂夫吉乌斯（Michael Sendivogius）以及人文主义者匈牙利人约翰内斯· 桑蒲库斯（Johannes Sambucus）。长久以来，更为重要的城市是维也纳。它不仅是大学的所在地， 还有一座帝国图书馆——霍夫图书馆（the Hofbibliothek）的所在地。到1600 年为止，该图书馆已有1 万册左右的藏书；60 年代曾由图书管理员彼得· 兰贝克（Peter Lambeck）进行细致清点；而到1680 年，它已拥有8 万册藏书，因此18 世纪初重建了一座更为恢宏的图书馆，不久后向公众开放。

而北欧和东欧地区则人口稀少，因此其城市也往往较小（莫斯科城除外），也不像南欧和西欧城市那么集中。除了创办于1477 年的乌普萨拉大学，其他学术机构成立更晚。比如1578 年在维尔纽斯，1632年在多帕特（即塔尔图）和基辅，1668 年在伦德，1661 年在利沃夫，1687 年在莫斯科（一座神学院）及1724 年在圣彼得堡才纷纷成立学术机构。尽管在这个大区域中只有少量印刷厂和书店，但在17 世纪末还是略有发展。为发展东欧市场（参见下文第164 页），在阿姆斯特丹所印的书，是读者的幸运，但却阻碍了当地知识的交流。尽管1661 年沃芬布特尔的公爵图书馆已有2.8 万册藏书，1760 年哥廷根大学图书馆有5 万册藏书，1786 年柏林皇家图书馆有8 万册藏书，但大型图书馆在这一地区还是较为稀缺。

有两个现象可以表明在这些地区比在西欧更难接触到知识。首先，许多学者向西迁徙，不论是去用图书馆，如17 世纪拜访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德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学者；还是去那里长住，如波希米亚学者扬·阿姆斯·夸美纽斯曾住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其次，18 世纪早期，在莱布尼茨建议之下，普鲁士及俄国政府想要引进外国学者以便将柏林和圣彼得堡打造成知识的中心。这些引进学者中，就有数学家尼古拉斯·伯努利和丹尼尔·伯努利兄弟（Nicolas and Daniel Bernoulli）、莱昂哈德·欧拉（Leonhard Euler）和皮埃尔·莫波替斯。

除了会有一些不便，在东欧或中东欧小城镇上继续追求学术生涯还是有可能的。以历史学家马蒂亚斯·贝尔（Matthias Bél）为例，他一生都住在波若尼这个地方，但他研究的是本地的历史。巴托洛梅乌斯·凯克曼（Bartholomäus Keckermann）短暂一生大半生活在但泽地区（Gdańsk），出版了至少25 本著作，但基本上是对各个学科的系统组织，并不需要特别的信息。

对于母语不是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荷兰语或英语的欧洲人来说，甚至获取日常学问也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中欧和东欧国家到后来才逐渐开始出版本国语言的参考书籍，比如阿帕扎·谢雷·詹努斯的《匈牙利百科全书》（Apáczai Csere János, Hungarian Encyclopadia, 1653），以及第一部波兰语百科全书——契米洛夫斯基出版于18 世纪中叶的《新雅典》（Chmielowski, Nowe Ateny）。

我们可举墨西哥的卡洛斯·德·锡古恩萨·贡戈拉（Carlos de Sigüenza y Góngora）为例，生动说明学者依然要面对远离学术中心所带来的问题。他生活在一个有大学和印刷出版社的大城市，他本人是大学数学教授。尽管如此，他在书写本国历史和古代史时，包括西班牙征服墨西哥之前所用的象形文字，锡古恩萨还是被迫引用塞缪尔·帕切斯（Samuel Purchas）和阿塔纳斯·珂雪等欧洲人的著作。只有这些外文书才印有这种象形文字。为了亲眼看看这些已由西班牙人带回欧洲且又散布他处的手稿，他必须造访罗马和牛津这些遥远的城市。

（本文摘自彼得·伯克著《知识社会史：从古登堡到狄德罗》，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16年11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