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 | 大屠杀纪念碑为何没能让欧洲远离极右翼的恶魔？

建筑设计师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表示，如果在今时今日，他的柏林大屠杀纪念碑恐怕无法建起，因为欧洲的反犹倾向再度兴起。形成了大屠杀的社会倾向，而今推动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蓬勃发展。

“我相信我在柏林的大屠杀纪念碑无法在今日建成。”建筑师彼得·艾森曼告诉德国《明镜报》，欧洲现在“害怕陌生人”，他担心欧洲的仇外心理和反犹太主义的兴起，使得他当年为纪念全欧洲在二战中遇难的犹太人而设计的建筑在当下无法建成。该建筑于2005年正式开放，位于阿道夫·希特勒当年的地堡附近。

他的想法也许是对的，但这样的情况显然是一个错误。真正的问题是，为何大屠杀纪念碑没能让欧洲远离极右翼的恶魔？

就像在柏林一样，在维也纳，也有专门的公共艺术作品纪念大屠杀遇难者。瑞秋·怀特里德（Rachel Whiteread）的犹太人广场大屠杀纪念碑像是一个堆满了书本的图书馆，每一本合上的书本，都代表着我们永远不能恢复的一段生命。

自从2000年揭幕以来，它就像艾森曼的纪念碑一样，成为一个怪异的旅游景点和市政符号。即便如此，不久之前，奥地利差点选出一个极右翼的总统，其所属奥地利自由党与纳粹颇有渊源，而今是排外主义的坚定拥趸。诺伯特·霍弗（Nobert Hofer）被击败了，但欧洲人如果还记得历史，为何会被极右翼政治所吸引呢？如果怀特里德和艾森曼所创造的纪念碑还有任何价值的话，它不是应该让种族仇恨成为边缘力量，让极右极端势力成为最少群体吗？然而，在新民粹主义的幌子下，反自由主义的右翼势力愈发猖獗。

历史的无知是这一切的原因，大屠杀纪念碑依然无法抵挡住人们的健忘，这是一个悲剧。是不是艾森曼这类艺术家对于公众而言过于现代、过于抽象了？也许。但《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家》这些电影算得上是大众化了吧。自从1990年代以来，从雕塑到童书，推广大屠杀的记忆已成为现代文化的前沿。结果如何呢？温和成了肮脏的词，左翼在消亡，而极右翼成了最响亮的声音，它宣称自己是在为人民代言。

什么地方出错了？不幸的，是记忆本身出了问题。即便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它也会撒谎。所谓集体记忆的想法根本就是危险的。它要么创造空虚、平淡、模糊、善意的表达，一旦它变得感性化，它就成了彻头彻尾的谎言。

大屠杀纪念碑是真实的，必要的，但大众记忆并不意味着什么。只有历史知识才能帮助人们将过去转化成当下的意义。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有这么多电视纪录片、书籍、电影和艺术品，我们对于二十世纪的公共知识依然令人震惊。

因为民主派在西方赢得了二战，纳粹主义被神话化为“他者”。然而，实际上，针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非一个冷血的官僚机构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系列命令，很多具体的个人也身处其中，做出有意识的参与决定。在国家和个人职责、决定和自由意志之间的有确切关系，森林屠杀、村庄烧掠，乃至灭绝种族的集中营，希特勒真正找到了愿意执行这一切的刽子手。

我们以一种危险的自满的方式看待大屠杀和纳粹主义。因为现今西欧并没有一党制国家，人们认为不能和当时的纳粹政权相提并论。但是当初的那些运动背后同样也有民主的支持，受到大众的爱戴。艾森曼的柏林大屠杀纪念碑暗示着纳粹主义的视角，使得大屠杀看起来像是一个官僚主义主导的死亡验算。更糟糕的是，这是仇恨、偏执与非理性的大杂烩。在现代技术社会中被释放时，这些恶魔之火可以迅速在地球上创造地狱。如果我们觉得这一切不会发生，我们是彻头彻尾的傻瓜，或者，我们再也没有理由建造新的纪念碑。

（作者系英国卫报艺术评论人，朱洁树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