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刚：作为上海人会说上海话是种自豪

如果不是正在上映的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上海观众或许没有想到沪语电影居然已阔别商业院线十多年。

1931年我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将上海电影引入了北京话（时称北平话）的时代，这之后上海电影就很少开口说上海话，更多的是像《乌鸦与麻雀》那样带有上海口音的北京话。

上海人民滑稽剧团的前身上海市大公滑稽剧团1963年拍摄的《如此爹娘》、上海电影制片厂1962年摄制的《大李小李和老李》、1994年沪港合作的《股疯》等，这些为数不多获得公映机会的沪语电影，均获得良好的口碑。

上海家喻户晓的“王小毛”王汝刚曾在《股疯》中扮演一个投机取巧的掮客，拍戏那年他32岁。2016年的最后一个月，64岁的王汝刚现在是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还在排演一出名为《今天他休息》的滑稽戏。

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王汝刚讲述了自己拍摄沪语电影《股疯》的幕后，并道出了沪语电影虽获叫好却出产极低的原因。

怎么拍沪语电影？

1994年，《股疯》上映时分地区投放了沪语、普通话两个版本，王汝刚回忆称当时“一票难求，同一天上海可以有四个地方开首映式”。这部电影沪语版在南方地区放映时反响很好，但令他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天津观众的热情，当年的元旦《股疯》在数个城市同步上映，还被送往了中南海，一部充满上海市井味的电影能受到全国观众的认可，王汝刚自己也有点喜出外望。

《股疯》是由香港艺能电影、潇湘电影制片厂（湖南电影制片厂前身）合拍的，编辑贾鸿源、吴静霞是上海人，导演李国立是香港人，当时这种内地与香港合作拍片的情况很是罕见，尤其拍的还是部沪语片。王汝刚受导演委托去找上海演员，找遍了三个滑稽剧团终于把人员凑齐，这就是为什么该片的群众演员都是上海观众熟悉的滑稽戏演员。

因为沪语无法通过书面语言在剧本上呈现，所以导演在拍摄时基本采用了文明戏的拍摄手法，规定场景、角色、重点后，具体的台词表演由演员自己发挥。这样的自由度让深谙上海小市民生活的滑稽戏演员充分地发挥，比方说剧中步高里生活的居民们会为用电、用水问题斗嘴，女主角为了省点剪发钱跟理发店老板套街坊交情，老公出差一个礼拜掐着天数只肯给六张半草纸……

王汝刚说了几个关于《股疯》幕后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市民大多数不知道股票为何物，他们那时为此去做采访。有个八旬老伯伯保留了一箱子认购券，自称是宁波人，旧社会来上海学生意，从一贫如洗到买下了淮海路洋房、儿子国外留学，这几乎是神话般的真实故事，反映了“魔都”上海的千变万化。

王汝刚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自己在电影里还有句话被某报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电影十大预言”。当时他饰演的角色与香港“表舅”站在南浦大桥上，导演给他出了个难题，借男主角刘青云饰演的“表舅”之嘴问他，上海人下一步发财的机会是什么，他看了眼桥下密集的脚手架说：“房地产”。

为什么沪语电影少？

王汝刚称，已故导演谢晋获奖无数，但当他去美国办影展时发现美国观众对他印象最深的还是沪语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可能因为那是部滑稽电影。

那为什么沪语电影的叫好不能带动产量呢？

“我们国家有提倡普通话的语言政策，提倡在公共场合讲普通话，在正式场合讲普通话，在学校讲普通话。在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下发的红头文件里，也有规定在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主持和采访用语，电影、电视剧用语，汉语文音像制品、有声电子出版物用语中，应当以普通话为基本用语。”王汝刚说。

王汝刚认为，上海话是上海这座城市的“血液”，但如今上海小孩大部分都不会说上海话，也已成了一个问题。

王汝刚同时指出，由于有一段时期不鼓励说上海话，对本地的戏曲影响很大。在上海，沪语表现的曲艺形式仅有沪剧和滑稽戏两种。而现在，上海沪剧团招生也面临着缺人的尴尬，有时候还得去安徽招生。这些安徽演员唱是能过关，但在舞台上用沪语对话就不行。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随着地方的呼吁，沪语文艺创作的环境逐渐宽松，沪语的传承越来越受到重视。上一部公映的沪语电影是2002年的《股啊股》（配音版更流通），王汝刚觉得，观众们下一次再与沪语电影相遇在影院，不会需要等十几年那么久。同时，他提醒两点：“所谓上海话电影，要么拍摄地域必须是在沪语区，要么人物事件与上海相关。但我不主张一窝蜂拍上海话电影，不应该有地域主义。电影只是一种传播形式，如果不是上海戏或者硬要说上海话，真没必要，电影里说不好上海话就配音好了。”

王汝刚表示，现在官方、民间都采取了许多举措保护沪语的传承，比如做讲座、唱儿歌、讲故事、举办沪语比赛等等。他认为学语言还得从娃娃抓起重视沪语环境，“可以多鼓励小孩用沪语说故事，这对孩子的语言掌握很有用，现在的小朋友都在上课外兴趣课，为什么不学门上海话呢？现在有些农民工学校对沪语教育的积极性很高。”

鲜为人知的是，美国迪士尼还曾邀请上海滑稽乐团的演员为米老鼠和唐老鸭配音，这也是保存语言的一种手段。

沪语，随着上海这座都市的人口不断新陈代谢，相当多一些旧式用语在短短十数年间就淡出生活了。就拿《股疯》电影里的对白来说，十几年前上海人管10块钱叫“一张分”，一百块叫“一龙（分）”，一万块钱叫“一只米”……王汝刚指出有些用语能确切反映人的思想面貌。虽然现在的新派上海话变化很大，但语言的根没变，语言不可能一成不变，这不是说要捍卫沪语的纯洁性。

王汝刚呼吁，不应该再生硬地不许在学校里说上海话了，当初因为推广普通话使很多上海小孩都不习惯说上海话，而现在让小孩重新说上海话又很难，“甚至我们也差点放弃推广上海话，但同志们说不应该放弃，我们要捍卫我们的语言文化，这不是说要捍卫沪语的纯洁性，因为作为上海人会说上海话是种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