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枬森诞辰一百周年︱聂锦芳：重审“哲学的科学化”

2021年是黄枬森先生（1921-2013）诞辰100周年。黄先生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这一领域的哲学史和基础理论方面均取得卓越的成就。不仅如此，他更由此升华为对哲学的元问题和体系构建系统而深入的思考，阐发了很多重要的思想。这些思想中，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他晚年不遗余力地捍卫“哲学的科学化”，并提出“更完整严密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设想。坦率地说，学界对这一理念和主张是有不同看法的，特别在所谓“后现代”的氛围中，甚至会被视为思维方式“过时”和“落伍”的表现。然而，处于全球化时代，对照思想史的演变和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哲学的科学化”的深意愈加突显。它不仅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更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在本文中我拟对此作出申说，以寄托对黄先生的缅怀之情。

黄枬森先生

一

黄先生形成“哲学的科学化”的理念源于他早年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所受的严格的自然科学（物理学）和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训练。新中国成立后，黄先生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将其作为一生的事业追求，最终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人学等学科的开创者。其中的关键之点就在于，他把坚定的信仰、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带入了专业研究领域，促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化”。在晚年的一篇“自述”中，黄先生把自己长达70年的哲学生涯“用一句话来概括：探寻哲学的科学之路”。他将这条道路细划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的10年——“在哲学迷宫中上下求索”；改革开放前的30年——“在哲学的科学之路上徐徐前进”；改革开放后的30年——“在哲学的科学大道上勇往直前”。诚如这篇“自述”的题目所标示的，黄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真正地“走在哲学的科学大道上”。

众所周知，黄先生的学术观点鲜明而一贯。他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著名的“辩证唯物主义派”，而这种主张就是基于“哲学的科学化”的内涵和逻辑延伸而来的。黄先生曾将其要点做了七个方面层层递进的概括：“1、哲学是一门学科；2、人类认识发展的过程中，任何学科迟早都将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哲学不会例外；3、哲学学科建设的任务就是将哲学建设成为一门科学或推进哲学的科学性；4、各门科学都各自有其特异性，但它们作为科学的根本属性是相同的，那就是真实性、完整性、严密性、发展性，即科学性；5、四性以思想体系为载体，通过思想体系表现出来；6、科学的思想体系有几个条件，它们是：明确的对象、适当的组成部分、真实的内容、合理的原理的顺序、与时代精神的精华相一致；7、以这些条件来衡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基本上是符合这些条件的，但有不符合之处，必须在继承其科学性的基础上，按照构建学科的科学体系的要求来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科学体系。”如果没有对这一理念的高度自觉和始终不渝的坚守，这样条分缕析的提炼是做不出来的。

黄先生一生具体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就是这种“哲学的科学化”意旨的践行和体现。这在文本研究和体系构建两方面展现得尤为明显。除了中央编译局的翻译家，黄先生可以说我国最早展开对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进行精深研究的专家之一。他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就对列宁的《哲学笔记》等著作文本展开个案研究。其中对这一笔记的写作过程和编排方案进行的甄别、对其复杂的思想内容的悉心解读、将其与黑格尔《逻辑学》进行的比较以及对《哲学笔记》的思想史地位和现实价值的评价，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就是典型的“文本学研究”。而“哲学的科学化”最终必然与体系构建联系起来，为此，改革开放之后，黄先生先后主持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人学理论与历史》（三卷本）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四卷本）等大部头巨著，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化”方面标志性的重大成就。为了强调这种努力的明确的意旨和思路，黄先生还特别将其两部自选集命名为《哲学的科学之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和《哲学的科学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二

哲学既是理论体系，更是思维方式。因此，“哲学的科学化”也意味着是思维方式的理性化。这一观点的根源就是马克思当年实现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之后观照和把握世界的“新唯物主义”态度。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黄先生是马克思精神的真正传人。他的“哲学的科学化”的主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真正实质和“科学化”精髓。

马克思是在源远流长的西方文化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在他的哲学理念和体系中贯穿和浸透着启蒙主义、科学理性，特别是“新唯物主义”的精神。研究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经过德国古典哲学浸润、特别是观念论的熏陶后，毅然“走向”唯物主义持有多种评论。大多数论者将这一转变置于马克思主义谱系中予以梳理和把握，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放在德国哲学及德国社会发展演变的进程中透视马克思思想的这种“变革”，其意义和价值更会得到彰显。假如撇开马克思的哲学思考和创建来看德国哲学的发展进程，我们会发现，当黑格尔把理性主义推向极致的时候，声势浩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德国立马崛起，这包括在黑格尔去世之后谢林去柏林讲授的“天启哲学”、青年黑格尔派推崇的“自我意识”，特别是再之后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等。也就是说，没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为思维方式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是缺乏过渡、缓冲和超越的。事实也正是如此。马克思后来被迫流亡英伦，非理性主义主宰了德国的社会思潮和哲学发展，并引发深刻的社会运动，延伸至20世纪最终导致巨大的国家灾难。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强调理解世界的唯物主义原则、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等观点，目的就是要校正唯意志论、观念论等思维方式的弊端。

马克思把这种哲学观上的变革、“科学化”的态度贯彻到实际的研究工作中，特别是《资本论》的撰写中。《资本论》是马克思耗费四十余年时光、几乎倾尽全部心力撰写的一部著述，而且在其生前也没有全部完成并定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鉴于观察和把握资本时代的社会状况及其变迁、探索超越资本的未来出路等工作具有极大的难度，甚至对于人的思维能力来说，构成一种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马克思还必须建构一个既与资本社会相关、但又不能机械复制和简单描摹，而是与其复杂性相对照、相匹配，同时又具有独立、自洽的框架和逻辑的理论大厦，进而完成对资本本质的揭示和命运的透析。较之于前者，这是更为艰难的思想创造。

在马克思漫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及其手稿撰写过程中，他在后一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一点也不比前者少。马克思极其周全地考量了理论建构中的各种问题和细节，逐步形成和完善关于资本的“叙述方法”。从1844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直至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定稿，马克思一直在进行探索。写作的构思先后经历了两卷本著作—三本书内容—五个分篇—六册计划—九项内容—两大部分—三卷四册的架构嬗变。这种结构的曲折变迁和反复调整，不是主观随意所为，而是与对象和问题之间逻辑关系的展开是否遂顺、对研究对象进行宏观和总体上的统摄是否有效紧密相关，因为总框架的设计是否合理是著述成功与否最关键的因素。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像《资本论》这样的著作“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即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

“结构，即整个的内部联系”和“科学的辉煌成就”，换成黄先生的语言，就是“哲学的科学化”。由黄先生主编的《人学理论与历史》分为三卷，即《西方人学观念史》《中国人学思想史》和《人学原理》。这样的设计力图“把人学的理论和中西人学的历史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因为在黄先生看来，“人学原理与人学史是密不可分的,人学原理是人学史长期发展的产物”。这与马克思最终以“‘理论部分’；‘理论史部分’或‘历史批判部分’”来设计《资本论》结构的思路非常类似。按照同样的思路，黄先生晚年主持了篇幅更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丛书，共分为四卷五册，前三卷研究哲学创新的时代前提，分别是《时代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和《中西哲学的当代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第四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分为上、下两册）。而这个体系，除了“概论”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基本问题而外，其他部分包括“一个主体”和“五个部门哲学”：主体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部门哲学为历史观、人学、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黄先生为编撰这套丛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这一卷，真可以说是殚精竭力。我作为课题组成员和这一卷有关章节的执笔人，对此有很深刻的感受。

《人学理论与历史》

三

“哲学的科学化”的理念和主张更具有现实价值。特别是对于全球化时代的学术研究和创新（包括哲学）、思维方式的矫正和培育来说，它能促使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批判。

黄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我们看到，一百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特别是经过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的艰苦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勃勃生机。然而，遗憾的是，与迅速发展的实践相比，我们目前的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的状况并不能令人满意。就哲学研究的现状看，在队伍构成、研究视域和理论倾向等方面，总体格局基本上是由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科学科的研究组合而成的。三者之间有融通、会合的意向，但融通、会合的程度却极为有限。更重要的问题是，三派之中不在少数的学者囿于各自的学科领域、特殊的研究对象，形成画地为牢的单一性思维和价值观念。

比如，有的传统文化研究者把中国的未来发展片面化为文化问题，而文化的建构又被其看作只是传统文化的复兴问题，认为一种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成长、发育起来的文化可以不经过现代性转化，就能成为中国未来文化甚至世界文化的主流或主宰。还比如，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和不同知识结构的学者的代际更替，西方哲学，特别是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但是在欣喜之余也不能忽略诸多隐忧：我们产生了许多关于某些流派、人物研究的专家，但鲜有能站在比研究对象更大的范围和更高条件下对其进行透视，从而有效地把握西方哲学和思潮发展大势的论者；更需引起注意的是，一些论者放弃批判立场，无原则地服膺和接受，借口“前卫”“新潮”“现代”，唯“新”是从，唯“洋”为上，成为一部分研究者的心态。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不少文章和著作不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路径和规范，其成果经不起时间和学理的检视。大而无当的探讨既无助于学术本身的积累，也谈不上对现实问题有深刻的见解。这些都影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声誉。

前述马克思、黄先生的研究表明，体系建构是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但现在不在少数的论者，根本无视这种复杂和艰难，有的人甚至在一篇文章中“基于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的理论旨趣和学术动因”，就可以随意勾勒和炮制“理论模型和理论体系”。总之，在目前的哲学研究中，我们不只少有既与时代的剧变相匹配、又具有超前性和超越性的重大成果，反而在“科学化”方面有所退化了。

学界的上述情形无疑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和熏染。放眼全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只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和景观。就世界总体来说，人类的发展是愈益复杂而艰难了。前些年由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衰退还未得到根本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又蔓延开来，把整个世界推向了更为莫测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纷争、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合谋和分离、危急处理与从长计议之间的矛盾、个体主观意愿与社会总体协调之间的掣肘、动机与效果之间的错位、理论与行动之间的冲突、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对立等问题混杂在一起，盘根错节。尤其令人心忧的现象是，不在少数的人在态度、言论和做法等方面表现得非常极端，常常把基于个人生活阅历和遭际而产生的情绪带入对社会问题的评论中，不分青红皂白、不区分对象层次，一味吹捧或者痛斥社会，无原则地赞美或诋毁现实，非理性地固守单一的价值观，乃至极端幼稚而不负责任地为问题的解决指方向、开药方。这种极端论思维的泛滥、非理性情绪的发泄，甚至成为了一种“公害”。这不仅完全于事无补，相反常常会混淆视听、扰乱秩序、延缓甚至妨碍问题的解决。

过滤掉时代的风尘，面对严峻的现实，真理的光芒、理性的思维和逻辑的力量愈加凸显出来。黄先生“哲学的科学化”的理念和主张启示我们，必须弘扬辩证方法、理性态度、科学精神和总体性思维。

（作者简介：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