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思想中的自由主义传统：被污名与被淹没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俄罗斯是个自由主义传统匮乏的国家。即便是专门从事俄罗斯研究的学者，一提起俄罗斯思想，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斯拉夫主义、宗教哲学、民粹主义、虚无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流派或思潮。但是这种印象并不十分可靠，正如波兰学者瓦利茨基在一本书的导言中所说的那样：“事实上，革命前俄罗斯的自由主义传统比通常认为的要强大得多。”

叶卡捷琳娜大帝画像。

虽然俄国的自由主义者直到1905年才有机会组织一个自由政党，但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运动，自由主义早在18世纪下半叶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就从西方传入俄国。这位深受法国启蒙运动影响的女王，试图把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的政治理想应用于俄国的现实，从那时起，诸如国家、个体权利、人民需要等概念就在俄国的上层贵族中逐渐深入人心。18世纪末，美国通过了旨在保障多项个人自由、限制政府的司法和其他方面权力的权利法案，这个法案对俄国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法国大革命又赋予这些观念无法抵御的魔力。尽管俄国专制制度的社会现实与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相龃龉，但是俄国的自由主义者吸取和拥抱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和出版自由、良心自由、人民代表的自由选举并赋予他们制定法律并对其执行进行监督的权利，这些价值虽然未能变成俄国的现实，但却进入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田。

自由主义如何进入俄国？

需要说明的是，一种思潮或运动在历史中的出现经常要先于它的命名，自由主义就是如此。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历史，但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自由主义者（liberal）术语的出现则是19世纪最初二十年的事。有研究表明，拿破仑于1799年在法语中最早在政治的意义上使用了“自由的观念”(liberal ideas)一词，而1812年西班牙议会中的Liberales很可能就是第一群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不久之后，英国保守党把辉格党中最进步的那一部分叫做英国的自由主义者。1816年出版的《牛津英语词典》第一次收录了“自由主义者”这个词条，并且采纳了这种含义。一年后法国出版的一本政治小册子把“自由主义者”这个词列入它的标题中。1819年，作为“自由主义者”派生词的“自由主义”这个词同时出现在法国和英国。

19世纪二十年代，自由主义者（либерал）和自由主义（либерализм）这两个词从西欧引入俄国，但是它们在俄国的普及和真正被接受经历了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从十二月党人到19世纪五十年代大改革方案的起草之间，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很少有俄罗斯人被描述为自由主义者。1856年卡维林、齐切林和梅利古诺夫形成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自称西方式自由主义鼓吹者的群体，他们提出七点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来解决俄国的国内问题，即良心自由、舆论自由、出版自由、教学自由、免于奴役的自由、政府和司法行为的公共性和开放性。这个群体直截了当地宣称俄国问题的解答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俄国每个受过教育的和通情达理的人的标语，是能够把所有领域、所有阶级、所有倾向都凝聚在周围的旗帜，俄国的整个前途都在于自由主义。

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者在俄国的名声并不那么好听。这类头衔经常是自由主义者的反对者强加给他们的，那些被视作自由主义者的人士多半并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头衔，甚至立宪民主党也不例外——无论是作为一个党派，还是作为其中的成员，尽管他们信奉的理论的确与西方自由主义者信奉的理论是共同的。之所以如此，一则是因为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这样的词汇是纯粹的舶来品，缺乏本土根基；二则因为这些词汇在很大程度上被污名化了，它们受到了各种冷嘲热讽和猛烈抨击。这一点可以从屠格涅夫出版于1861年的小说《父与子》中看出来，小说的主人公巴扎洛夫站在虚无主义的立场上对“上层社会、自由主义、进步、原则”这样的词汇进行了嘲讽，认为它们不过是些毫无用处的概念。翌年，一个俄国的激进主义学生写了一部“政治词典”，在该“词典”中他对俄国的自由主义者做了如下界定：“自由主义者就是热爱自由的人，通常是一个贵族，例如，地主，或者拥有大量土地的上层社会。这些人喜欢从窗户看自由，却什么也不做，只知道闲庭信步、梨园演剧、轻歌曼舞。这就是被称作自由主义者的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在1868年的一封书信中把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叫做“过时的和退化的沉渣……”，在他看来，“古时所谓‘有教养的社会’是一个自绝于俄国的东西的大杂烩，它并没有理解俄国，而是把自己法式化——这就是俄国的自由主义者，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他是反动的原因。”

俄罗斯自由主义思想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哪些？

赫尔岑。

但是对自由主义者的这种误解和污名化，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赫尔岑（1812－1870）就是一位可以在俄罗斯思想史上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自由主义者，他不仅是公认的“俄国社会主义之父”，也是俄国民粹主义理论的奠基人，或许可以不夸张地说：俄国大多数革命活动的意识形态基础正是由他奠定的。在以往的研究中，赫尔岑作为俄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这一点被大大忽视了，幸亏有以赛亚·伯林不遗余力的挖掘和阐释，才使赫尔岑的这一面得以彰显。在伯林看来，“俄国社会主义中声势强大、1917年10月才遭挫败的自由人文主义传统，就是导源于他的作品”。赫尔岑不仅在俄国自由主义的运动和实践中，而且在自由主义的理论上都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在赫尔岑那里，没有什么比个人的自由更重要的事情，任何以社会的、理想的、整体的、未来的名义牺牲当下的个体权利和尊严的做法都是不能接受的，都是要不得的。赫尔岑对历史、进步、人民福利、社会平等等字眼格外警惕，认为这些概括性的观念、集合名词或者旗号常常成为无辜者的残酷祭坛。赫尔岑的自由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彼岸书》、《法意书简》和《致一位老同志》、《论意志自由》等书信和文集中。《致一位老同志》更是被伯林誉为“十九世纪论人类自由前途的著作里，也许最富教益、最具先见、最冷静明理、最动人肺腑的一本文集”。

陀思妥耶夫斯基画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对俄国自由主义者进行辛辣批评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也成为俄国自由主义思想史上不能跳过的人物。如果说赫尔岑是世俗作家中自由主义的旗帜，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以基督教为背景，对人的自由及其威胁进行了也许是迄今为止最深入和透彻的思考。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他刻画了一个“宗教大法官”的形象作为极权主义者的象征，宗教大法官贬低人的精神价值，认为普通人无力担当自由，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地上的面包，能够让普通人顶礼膜拜、能够作为无可争议的旗帜的是面包，而不是自由，自由不仅不是人们的渴求，甚至是迫不及待要交出去的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宗教大法官之口给出了反对自由的最强理由，从而对这种理由的反驳也就成为对自由的最深刻的辩护。

在俄罗斯自由主义思想史上，从拉吉舍夫到索尔仁尼琴，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佩斯捷利、赫尔岑、齐切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诺夫格拉德采夫、司徒卢威等人的名字格外耀眼。此外，还可以列出一系列具有象征性或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法国启蒙思想的传入、流亡出版物《钟声》的创办、亚历山大二世的“大改革”、地方自治（земство）运动、《解放》杂志的创办和解放联盟的成立、1905年立宪民主党的成立、20世纪的头二十年三个文集（《路标》、《唯心主义问题》、《来自深处》）的出版、1990年《良心自由与宗教组织法》的颁布，等等。

俄罗斯自由主义思想家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与西欧的自由主义一样，俄罗斯的自由主义也秉持并维护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但它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就像瓦利茨基所说的那样：“俄罗斯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主要关切是法治问题，俄罗斯自由主义者最珍贵的遗产是其对法哲学的贡献。”俄罗斯自由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一些法哲学家的思想当中，齐切林、索洛维约夫、彼得拉日茨斯基、诺夫哥罗德采夫、基斯嘉科夫斯基、黑森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

这些法哲学家的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意识到了法的观念中的普遍危机，这种危机明显体现在法律实证主义（或实证法学）中。在他们看来，法律实证主义错误地解释了法的观念，把法律和道德完全割裂开来，把法的职业非道德化，背叛了自由主义的价值。他们谴责法律实证主义把政治权威、“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从而为极权主义开辟了道路。他们不仅捍卫主体的权利，而且试图为人的主体权利提出一种理论证明，这种权利将限制政治权力的范围，包括民主的多数权力。为避免陷入实证主义所固有的相对主义困境，他们致力于为法律确立一种普遍的哲学或形而上学基础，以便发现一个不仅可以据以对现存法的价值进行判断，而且可以对未来立法进行指导的独立标准。

这些思想家的另一个共同之处，是对法的自主性（相对于政治）的强调，认为法治在逻辑上和价值论上优先于政治自由。在他们看来，没有充分的政治自由，法治仍然是可以设想的，但反之则不然。他们想把政治斗争纳入一个坚强的法律框架中进行，希望建立一个受规则约束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政治决定不能被随心所欲地做出，法律将为政治设置规则，而非相反。

俄罗斯自由主义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索洛维约夫画像。

除去这些共同的因素，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在政治观点和信仰上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自由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可以看作是一个连续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环节。

齐切林（Борис Чичерин，1828－1904）是老的自由主义的代表，他既反对法律实证主义，也反对自由主义的社会化。在他看来，老的自由主义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对老的自由主义的背叛会导致严重后果。像欧洲19世纪的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他害怕所谓“多数人的暴政”，他视简单多数统治原则为对极权的潜在辩护。他思想中的这些特征，可以看作是某一时期的自由主义的典型特征，而不是对自由主义的偏离——在这个时期，自由和民主还不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有时甚至还相互反对。

如果说齐切林是老的自由主义的代表，那么索洛维约夫（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иёв，1853－1900）则是新老交替时期的人物。作为在俄罗斯自由主义传统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思想家，索洛维约夫在实证法与自然法的关系问题上、在法律和道德关系问题上的观点，构成了新老自由主义的真正分水岭。他认为实证法是法的理性本质（即自然法）的历史显现，自然法是一切法律的“普遍代数公式”、“普遍逻各斯”和逻辑前提。索洛维约夫反对道德主观主义的观点，而主张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强制制度化”，在他看来，没有这种制度化，就没有道德可言。索洛维约夫对俄罗斯自由主义的独到贡献是，证明了基督教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相容性。在当时的那些宗教哲学家当中，大多数人对法和自由的关系存在糊涂的看法，他们一方面漠视法律，甚至对立宪民主党人对法的崇拜持严厉批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一般而言又支持自由主义者的纲领。索洛维约夫所做的工作，让他们看到自己沉迷其中的俄罗斯精神复兴事业是与自由主义者的进步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基斯嘉科夫斯基（Богдан Кистяковский，1868－1920）则把古典自由主义转换成“法治社会主义”。在俄罗斯思想史上，基斯嘉科夫斯基并非一位主流思想家，他最有影响的作品是为《路标》文集撰写的“捍卫法律：知识分子与法律意识”。这篇文章无论是观点、形式、内容或历史意义，都堪称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对俄罗斯思想史上关于法的争论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至于彼得拉日茨基（Лев Петражицкий，1867－1931），他有时被视为一个“实证主义者”，但对于这样一个标签存在激烈的争论。尽管他献身于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但他强烈反对实证主义对法律中的“理想因素”的否定，反对把法律等同于国家垄断的外在强制。他嘲讽那种把法科学的任务归结为分析的法理学、“法学家的法律”的做法，他严肃地宣告，从职业法理学中彻底解放出来是真正科学的法律理论出现的第一个和根本的条件。另一方面，他又坚定地捍卫对法律和概念法理学的义理研究，反对那种把法律的功能看作只是捍卫现实利益而忽视法理逻辑的“现实主义”。

而诺夫哥罗德采夫（Павел Новгородцев，1866－1924）被誉为俄罗斯法理学莫斯科学派的首领和俄国思想中新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在颠覆法律实证主义在法哲学中的统治地位和为自然法的复兴开辟道路的运动中，他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在德国唯心主义中寻求坚实的基础，以便克服法律观念的危机。他想恢复“应然性”范畴，因此鼓吹回到康德实然（Sein）和应然（Sollen）的二元论。同时，他也意识到自然法现代化的必要性，以免陷入非历史的和抽象的理性主义的错误和幻象。

作为立宪民主党的主要法学理论家，彼得拉日茨基和诺夫哥罗德采夫十分乐于接受新的社会自由主义的信条，这个事实证实了米留科夫的观点：这个党是“西欧所有相似的政治组织中的最左翼”。俄罗斯自由主义发展为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反过来证明了俄罗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紧密联系。

黑森（或译：赫森、格森，Сергей Гессен，1887－1950）的“法治社会主义”是俄国自由主义法哲学发展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像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环节一样，黑森的思想也带有某种综合的意向。他既超越了齐切林的古典自由主义，同时又保存了其“永恒真理”；他从索洛维约夫那里接受了“有尊严的存在的权利”的全部思想，同时又批判地吸收了彼得拉日茨基关于法律本质和法律政策的观点；他崇拜诺夫哥罗德采夫的社会自由主义，但又像基斯嘉科夫斯基一样超越了它。黑森的法哲学试图调和“为法律而战斗”的自由主义传统与主张道德至上的“法律虚无主义”。“法律的两个面向”是他的主要概念，这个概念一方面从更高的精神价值的观点为批判法律提供辩护，另一方面论证了绝对献身于法治的必要性，因为他把法律看作是对人的存在的社会领域“精神化”最有效的手段。

以上线条式的简单勾勒，旨在表明俄罗斯思想中的确存在着一个自由主义的传统。对俄罗斯而言，自由主义确乎是一个外来的东西，但它着实又生成了自己的传统，成为自身思想史的一部分。这个传统在俄罗斯19世纪的民粹主义和虚无主义热潮以及宗教哲学复兴运动中显得寂静而冷清，在20世纪的革命话语中又被湮没和割断，但在众声喧哗归于平静后，自由主义所宣示、追求和维护的人类的基本价值又放射出灼人的光芒。

挖掘、整理和发扬这一传统，一方面是出于恢复完整的思想史的需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使这个传统的那些代表人物不再成为伯林所说的“不幸的自由主义者”，不再是“历史和历史学家的牺牲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未来的考量，俄罗斯能否顺利实现其社会和精神转型，能否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国家，不仅取决于如何吸收俄罗斯之外的世界的精神财富，也取决于如何理解和对待自己的思想传统，包括自由主义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