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瘾剂量》到《疼痛帝国》，美国的“瘾疾”如何愈演愈烈

今年不少美剧把镜头对准美国山区和农村的小城镇，带着一种怀念加悲悯的感叹白描出这些小城镇因为经济凋敝、贫困加剧、毒品泛滥、社会矛盾激化而陷入困境，展现出另一个不大为人熟知的美国。Hulu的限定剧《成瘾剂量》（Dopesick）就是最新一例。剧集从阿片类药物（类似鸦片的处方药物）滥用给美国贫困地区带来的巨大冲击入手，深刻挖掘了美国贫富分化所导致的社会失序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资本的傲慢和伪善、监管的无能和被捕获、本应起到制衡作用的制度被“旋转门”的权钱交易日益侵蚀，改变和改革步履维艰。

《成瘾剂量》海报。

《成瘾剂量》聚焦的是家族企业普渡制药推出的奥士康定（OxyContin）从上世纪1990年代末导致阿片类药物滥用给美国大农村带来的伤害，也可以和今年另一本详细记录了普渡制药背后萨克勒家族（Sacklers）三代人的创业、贪婪和伪善的新书《疼痛帝国》（Empire of Pain）并观。戏剧选取了1990年代末到2007年普渡制药首场官司告负的时光片段，以普渡制药被罚6亿美元，三名高管认罪缓刑的“和解”告终；《疼痛帝国》的时间跨度更久，对问题梳理地也更深刻。

《成瘾剂量》从人性和制造更尖锐的戏剧冲突两个角度呈现了阿片类药物滥用引发的混乱。

主人公之一是美国中西部阿巴拉契亚山区里一个煤矿小镇上的家庭医生，无论是镇上的医生还是他接生的许多孩子，都因为上瘾而生活破败，有人因为服药过量而死亡，连他本人也无可避免地成为了瘾君子，还被吊销了执照。医生经历了从沉沦到寻求救赎，再到帮助他人的大起大伏，从中不难看出小镇作为一个熟人社区所保留的某种生命力——参见美剧《东城梦魇》——当然也有贫穷、闭塞、保守带来的各种问题，以及在资本赋能的上瘾推广面前贫穷者的毫无招架能力。

普渡的销售则是另一条主线。在金钱的激励作用下，努力打拼的年轻人在成为营销机器的过程中逐渐混淆了道德判断力。其实普渡制药创始人亚瑟·萨克勒带给医药业的最大创新就是药品广告的推广，而在这种推广过程中，滥用乃至伪造医疗数据早已成为常态。

《成瘾剂量》剧照。

第三条主线是有正义感的执法者与资金丰富的普渡制药之间的争斗，剧集采用好莱坞惯常的孤胆英雄模式，但呈现出的却是一系列的无能和失败。美国缉毒署（DEA）一位女调查官升任的副署长就是一位独行侠的角色，努力去搜集证据，有鲜明的是非观念，敢作敢为，却不一定在官僚体系中受待见。弗吉尼亚州的几位检察官更是贯穿全部的主角，他们富有正义感，不会被收买，尽可能在自己权责的范围内努力揭露真相，希望给普渡以重拳打击，却只能在更高权力政治的左右之下接受被安排好的“和解”。

最后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是萨克勒家族内部，一方面萨克勒家族以乐善好施的面目示人，三代人是对教育和艺术慷慨捐赠的慈善家；另一方面则是家族子嗣之间的争斗，家族继承之间的权斗（参见美剧《继承之战》的第三季，父子争斗，兄弟姐妹之间的勾心斗角，法律被他们玩弄于指掌之间，甚至利用传统媒体的实力，参与总统的废立）。奥士康定的热卖成了第二代掌门人证明自己战略和眼光的砝码；当然还有幕后家族成员的贪婪，普渡制药成了家族的取款机，仅奥士康定每年销售额就高达30亿美元，而上这个家族每年至少从普渡制药拿走了三到四亿美元。乐善好施的背后是上百万人上瘾之后的失序、犯罪和死亡为代价。

当然，整个阿片类给美国社会，尤其是贫困社区的冲击，持续接近三十年（从1990年代到2020年），恰逢美国全球化的高峰期，也是美国中下阶层收入停滞、山区（煤矿）和锈带（制造业）大萧条（参见书和影片《乡下人的悲歌》）、贫富分化日益拉大的时期，这是阿片类药物泛滥的外部环境，同样不得不察。

而针对阿片类药物的泛滥，美国政府和社会整整花了二十年才开始抵制。从最初发现药品被滥用和上瘾致死的案例，到全社会觉醒全面抵制，约束制药厂，竟然花了如此之长的时间，不能不感叹，美国制度出了问题。应该有的制衡，比如监管对权力和资本的制衡，软弱无能；不应该有的牵制，比如旋转门对监管和司法流程的阻塞，却杯葛严重，导致发现问题、梳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低下。这是《成瘾剂量》和《疼痛帝国》发人深省的地方。

《疼痛帝国》书封。

在深层次上，《疼痛帝国》就在探讨制度和贪婪的关系：看似有制衡，但是在金权面前，却显得极其脆弱。书中点出了三方面的失衡问题。

首先是资本的贪婪摧毁了最起码的职业操守。推动普渡不断推升奥施康定销售的是萨克勒家族的贪婪，尤其是家族第二代当家人理查德的野心，需要通过一款高效能缓释阿片类药物的热销证明自己比上一代能挣出更多的钱。但金钱激励之下，掩藏的是对医学广告的日益滥用，是对医学事实的粗制滥造，是对显而易见的利益冲突的视而不见。无论是药厂用自己资助的研究来证明自己药品的无害，还是药厂筛选出三千多名医生成为自己在全美乃至全球的付费演讲者，推广药物，都是对医生最基本的职业操守的挑战。

其次是法律的不平等，执法者在钱袋丰厚的公司面前无力抵挡。奥施康定给普渡制药带来巨额收益，这样他们就可以有足够的资金去打官司。作为一家私人非上市公司，他们并不在乎打官司对公司股价的影响，他们有足够深的钱袋子，每月花上百万美元的律师费对他们而言是小菜一碟。相比而言，即使是十几万美元的捐献，对于乡下治疗瘾君子而言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这种不平等还体现在美国政治旋转门带来的利益驱动。薪资低廉的联邦检察官和百万收入的大律师虽然在法庭上针锋相对，角色却很容易互换。优秀的律师需要在检察官的任上建立名声，阿片类药物的危机是一个比较好扬名立万的机会。当然在华府工作的经历也有助于检察官对整个司法体系的了解，建立丰厚的人脉。这样的名气和人脉等到他们走出旋转门，服务于大律师行的时候，就成为帮助大客户解决问题的杀手锏。

书和影片中都一再出现类似检察官“被收买”的案例，最早提出奥施康定问题的缅因州检察官，很快就在卸任之后为普渡工作。而当普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在纽约市长朱尼安尼2002年卸任之后，第一时间聘请他作为顾问。朱尼安尼也是从明星检察官成为市长的，在华盛顿和司法部都有着丰富的人脉，而且在卸任之后有疯狂的赚钱冲动。2001年他担任市长的最后一年，申报的私人财产只有100万美元。五年之后，他的年收入就上涨到1700万美元，资产总额有5000万美元，敛财程度可谓疯狂。

朱尼安尼的内线，帮助普渡制药在司法部内弗吉尼亚州检察官针对普渡的诉讼下绊子，推动无人入狱的“和解”。同时，朱尼安尼也更早知道诉讼的严重性，提前告知萨克勒家族，尽快切断与公司重大决策的直接干系，为未来脱身做好准备。事实也是如此，普渡制药最终破产，但没有任何高管或者萨克勒家族的成员因此锒铛入狱。

第三则是监管捕获（Regulation Capture）问题，这可以说是阿片类药物之所以会泛滥最根本的原因。

美国食品药品监管总局（FDA）面对激进的以医药广告起家的普渡制药，根本不是对手。监管捕获有旋转门的问题，监管者本身也希望在职业的后半程能够进入到企业，领取丰厚地多的薪酬。这就导致监管者在与企业成为对手的同时，都会考虑要留有余地。如果遇到那些更为贪婪也更不顾职业操守的监管者，很容易会被收买，而且成为企业的内线，帮助企业如何应对监管机构中的繁文缛节，并从中获利。在奥施康定的案子上，FDA负责审核此类药物的监管者帮助普渡制药开创了对阿片类药物添加新标签，强调其缓释作用很有效，只有1%的用户会上瘾，而之所以能这么做背后是对研究数据的呈现方式做了手脚。内鬼难防，而这名监管者在一两年后就加盟普渡，领取高薪。

当然，监管捕获更加迫切的问题是监管者（包括检察官、包括缉毒署）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都远远比不上财大气粗的大公司，而所有监管的流程都需要合法，而合法的意义，又很大程度上看谁有足够多足够强的律师可以举证。这就导致监管机构与大公司之间的失衡。弗吉尼亚州检察官早期与普渡之间的斗争，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几条枪来对付几十名律师组成的团队，检察官只能用“草木皆兵”的方式来和对方打心理战，他经常在周日凌晨定下4点的闹钟，四点半到办公室发传真给普渡，列出需要公司提交的资料，目的就是让对方的律师以为检察官办公室也和他们一样有一群人996连轴转办案子。其实波音737Max两次坠机事故，追溯最根本的原因也是监管机构没有有经验的监管者可以对波音客机做审核，在大企业游说面前，干脆把审核权直接交给与波音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人。

过度律师治国、制衡变成改革僵局、资本轻易对监管者的捕获、旋转门所带来的各种权钱交易和人脉与经验迅速变现，这些成为理解美国阿片类药物泛滥社会问题最重要的深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