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南北中：近年中古史新书巡礼

近年来，不独中古史，各个断代史、专门史的研究，皆呈现出新老交替、中外交锋的繁荣状态。虽然局部情况颇有差异，但整体而言比十几年前的情况无疑是进步的。鉴于笔者已经对2015年中古史新书、2016年上半年中古史新书颇有选介，本文拟就前两篇之外的中古史几个专门领域各选几种书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顺便按照区域介绍一下各地的中古史研究特色。不当之处，尚祈各位先进海涵！

东部：士族与政治的再兴

传统的中古史研究，离不开家族问题。无论是唐长孺先生对赵至的士家身份之抉微，抑或是田余庆先生对东晋门阀制度的宏论，都是对大大小小的家族进行关注。当然，学者似乎更偏好研究中上层的世家大族，或以上层的世家大族作为整个中古社会的代表性集团，乃至整个时代特色。不过这无可厚非，史料的存佚情况决定了研究领域的繁荣与否。而史料终究有用完的那一天，如何在此之后继续深入，就成了学者们努力的目标。可喜的是，近年来的士族研究颇有再兴的趋势，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学界的新生力量对士族政治的深入探讨，比如仇鹿鸣（复旦大学）《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再版，2015年）对魏晋之际政治与家族的互动进行了非常精彩的揭示，范兆飞（上海师范大学）《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对区域士族群体的个案考察；二是对国外世家大族研究名著的先后译介，比如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梵、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美国学者伊沛霞（Patricia Ebrey）《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范兆飞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日本学者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增订本，马彪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等书的译介；三是学界关于士族、贵族问题的理论性文章增多，以2016年10月15日的首都师范大学史学沙龙“贵族制”专场为例，三篇主题报告皆围绕此展开，即林晓光（浙江大学）《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之我见》、范兆飞《北美士族研究传统的演变——以姜士彬和伊沛霞研究的异同为线索》、仇鹿鸣《历史分期论争与中文世界的士族研究》。

最近，作为著译兼擅的“两栖学者”（语出范兆飞《中古史著作翻译的趋势和陷阱》，“社会科学战线”微信公众号，2016年5月25日），范兆飞再次出版了一部由他领衔翻译的著作，即美国学者姜士彬的《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范兆飞、秦伊译，中西书局，2016年）。作为北美士族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姜士彬（David G. Johnson） 不同于伊沛霞的士族个案研究，而是专注于士族与上层政治的结合。不过最开始的三章，主要在讨论概念问题，这不仅仅因为古代中文世界里对很多概念并无明确的用词，也是出于外国学者用他们本国语言写作时如何翻译的需要。这种语言文化的差异，使得他们更注重对概念的界定和规范，从而进一步深入对该概念内涵的探讨。之后三章，则从对敦煌出土氏族谱的梳理开始，对中古中国的士族社会予以展示。最后一章，方为作者所要极力探讨的，即该书题目所显示的中古中国“寡头政治”（Oligarchy），也就是国家政权长期由一些大士族所掌控的这样一种政治生态。不过，该书依然没能解释作者在《中文版序》中提到的问题：为何宋初政治精英中没有中古大族子弟的身影？对此，美国学者谭凯（Nicolas Tackett）《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胡耀飞、谢宇荣译，孙英刚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出）作了部分解答，然而尚有继续探讨的空间。

西部：图像与文本的结合

近年来，从先秦史到宋元史，对历史图像的重视程度日渐增加。这一方面得益于国内历史学对于考古现场的重视，即对墓葬空间的还原，而非单纯依赖出土材料，特别是有文字的墓志、简牍等；另一方面，则来自海外汉学中艺术史领域的理论刺激。在中古史领域，随着文本材料可发掘余地日益减少，对于图像材料的关注也逐渐升温。由于中古时期传世画作稀少，故而对于中古史中的图像研究，主要以考古发掘出土的墓葬壁画、棺床线刻画和石窟、古建筑壁画为主。这方面得天独厚的资源，自然以西部高校的关注为主。其中蓝勇（西南大学）先生更在国内率先创刊了《中国图像史学》（科学出版社，2015年）这一学术集刊。此外，近年以专著为成果的体现，亦可略举数种：杨效俊（陕西历史博物馆）《武周时期的佛教造型：以长安光宅寺七宝台的浮雕石佛群像为中心》（文物出版社，2013年）从长安光宅寺七宝台浮雕石佛出发，对武周时期的佛教造型予以探讨；姜生（四川大学）《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科学出版社，2016年）用汉画像石对汉代的鬼神观念作了精彩分析。随着2013年唐代宰相韩休（672-740）墓壁画的发现，更出现了一波又一波以墓葬壁画为主题的论著和学术活动，比如2016年10月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召开的“艺术与技术：中国古代壁画保护、研究与制作”国际学术研讨会。

相对于壁画墓，对敦煌石窟壁画的研究，起步更早。早年间创立敦煌研究院（1944）的常书鸿（1904-1994）先生等前辈，本身就是艺术家出身。近年来，沙武田（敦煌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先生即追随着这一脚步，在对敦煌壁画的研究中，越走越深。他先后出版过《敦煌画稿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再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敦煌壁画故事与历史传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最近，他又策划了一套“敦煌与丝绸之路丛书”，将在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这套书目前共计5种专著和1种学术集刊（《丝绸之路研究集刊》），基本都是沙氏出品。其中第一本问世的是《榆林窟第25窟：敦煌图像中的唐蕃关系》（商务印书馆，2016年）。该书从洞窟营建年代、营建动机和功德主的考订入手，详细考察洞窟壁画中的八大菩萨曼荼罗图像、T形榜子、密教题材内容、婚嫁图、老人入墓图，以及这些图所揭示的汉藏交融的艺术风格、民俗生活乃至画师的民族情结。最后，作者又从窟中光化三年（900）题记考察了整个榆林窟的营建史，特别是对比敦煌莫高窟的兴衰，将两者之间的消涨问题提了出来。总之，此书特色在于两点，一是对洞窟个案的整体研究，二是对图像与政治关系的考察。特别是就后者来说，如何将图像和文本进一步结合，乃至如何将敦煌学、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等相融合，将是日后努力的方向。

南部：制度与经济的延续

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是历史学者治史的传统门径，如今却难以为继，故而学者有“中心陷落，边缘崛起”（范兆飞《史料批评、文本解读与中古士族政治史研究》，《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的感叹。但至少在中老年学者中间，依然坚守着制度史和经济史的阵地。

比如赖瑞和（台湾清华大学）最近十几年连续出版了《唐代基层文官》（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简体版，中华书局，2008年）、《唐代中层文官》（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简体版，中华书局，2011年）、《唐代高层文官》（联经出版公司，2016年）三部曲，在唐代制度史领域可谓独树一帜。特别是笔者此前已经颇有介绍的《唐代高层文官》中对使职问题的浓墨重彩，也将成为唐代政治制度史日后的一个新方向。经济史方面则有厦门大学韩国磐（1920-2003）先生一脉的社会经济史学者，至今已遍布各地，如李伯重（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黄纯艳（上海师范大学→云南大学）等学者。厦大的两位学者郑学檬、杨际平分别出版了带有总结性质的论文集《点涛斋史论集：以唐五代经济史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均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

而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学者，多强调对传统史料的批判，包括对正史文本历史书写的考察，这可以说从根本上颠覆了整个传统史学的史料基础。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传统的政治制度史和社会经济史，也渐渐需要构建起新的体系。在这个方面，以徐冲（复旦大学）、孙正军（首都师范大学）等为代表的大陆学术刊物《中国中古史研究》（2011年至今）作者群，和以赵立新（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蔡宗宪（台湾中兴大学）等为代表的台湾学术刊物《早期中国史研究》（2009年至今）作者群，是为两大阵营。即便如此，也脱离不了政治制度的范围，或可谓之延续。

传统制度史的研究，以中日两国学者皆有所探讨的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为例，从1922年以来，相关论著层出不穷。（李毅婷《20世纪以来九品中正制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1期）这得益于两点：一是新史料的出土，特别是碑志中关于中正官的记载；二是研究视角从静态的九品中正制度转向动态的九品官人法。在此领域研究有年的陈长琦（华南师范大学）先生最近出版的《官品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16年）就是后一种视角的实践者。该书大体建立在作者早年一些论文的基础上，并进行再加工，但以专著的形式出版，更为系统。其主要观点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官品概念的认定，作者认为官品存在一个从人品到官阶的演变过程，并在梁武帝、北魏孝文帝手上分别予以改革；二是传统所谓九品中正制，严格而言应该是九品官人法，以强调这样一种综合性的选官体系。陈氏之书在当下对于传统制度史问题日渐冷落的背景下，或能重新带动相关研究的深入。而如何在对史料进行详细批判的基础上，继续发掘制度史的内涵，应该是未来的方向之一。

北部：社会与环境的交替

在前文所揭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一书中，作者在《中文版序》里还提到一个问题，即：“几乎很少有学人考察平民百姓的思想和信仰。”这一现象，无论古今中外，都是很大的缺憾。因此，学界日渐兴起对社会史的关注，以帮助我们了解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之所思所想及所经历。对此，设在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中国社会史学会是一直以来关注下层社会研究的舵手。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环境史研究的兴起，更使社会史研究的视角从平面走向了立体，即不仅关注人类社会本身，也关注人类社会所居住和生活的自然环境。就中古史而言，也经历了这样一种发展路径。首先是在张国刚（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先生的主持下，于1999年创办了《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学术集刊，目前尚在出刊；后来，出版了张国刚主编的论文集《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三联书店，2004年）和张国刚、王利华（南开大学）主编的通史著作《中国家庭史》全五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再版，人民出版社，2013年），以及侯旭东（清华大学）《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增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年）、金滢坤（首都师范大学）《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9年）、荣新江（北京大学）《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蒋爱花（中央民族大学）《唐代家庭人口辑考——以墓志铭资料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张国刚《唐代家庭与社会》（中华书局，2014年）、王美华（辽宁大学）《礼制下移与唐宋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等著作。近年来，与环境史有关的著作也逐渐增多，比如早年以《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知名的王利华先生，近年连续出版了《徘徊在人与自然之间——中国生态环境史探索》（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三联书店，2013年）两种专著，又主编了《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中国环境史研究》第二辑《理论与探索》（中国环境出版社，2013年）等论文集。

社会史的另一个面向，则是对日常生活史的重构。黄正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生多年来一直是这方面研究的倡导者，他曾经出版《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插图珍藏本，中华书局，2013年）、《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学苑出版社，2001年；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都是从细微的角度来考察古人的日常生活。最近，他又出版了作为荣休纪念的《走进日常：唐代社会生活考论》（中西书局，2016年）一书，再次将与日常生活史有关的学术论文集结起来呈现给读者。该书所收论文共分五类：第一类是对唐人戒指、耳环等随身饰物，唐代士兵衣装、戎服，以及唐后期车服制度的考察；第二类是对唐代北方地区饮食生活、“胡食”问题，以及唐代官员宴会、皇帝赐宴的考察；第三类是对唐人住房面积，唐代的椅子、绳床，以及唐代“传”、“递”制度的考察；第四类是从唐人小说、日本资料、《通典》所记常贡等材料，对唐人衣食住行予以研究，并考察了韩愈、张说和元稹等人的日常生活个案，以及对日常生活史的理论思考；第五类是一些比较杂的关于唐代社会的文章。对于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意义，正如作者在第四类中《社会史中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一文里提到的：“研究‘社会史’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不是去研究一个个人，而是要研究社会集团、阶层的日常生活，考虑不同社会集团生活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他们所具有的不同的社会心理。”（第283-284页）可见，研究日常生活，最终还是在研究社会文化或社会心理。

中部：文书与简牍的突围

作为地下出土的材料，文书简牍兼具文本和物质形态两个方面。国内目前主要的出土简牍，时间范围可从春秋战国延伸至三国两晋，地域范围则集中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湖南有里耶秦简、兔子山秦简、马王堆汉简、走马楼吴简、苏仙桥晋简等，湖北则有包山楚简、九店楚简、郭店楚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等，江西则有近期轰动一时的海昏侯墓出土汉简。因为有这些出土简牍，这几个地方，特别是湖南、湖北的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就十分活跃。就中古史而言，长沙简牍博物馆和北京吴简研讨班合作的《吴简研究》学术集刊，至今已出版三辑（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第二辑，崇文书局，2008年；第三辑，中华书局，2011年），成为三国孙吴史研究的一个阵地。此外，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的学术集刊《简帛》（2006年至今）的作者群中，也有部分中古史学者。古文字学界对学术成果原创性的追求，更体现在用网络首发作为正式的学术发表平台，特别是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和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的简帛网，可谓双璧。这样一种需要及时更新的学术生态，在强调沉潜往复的中古史学界，自然并不适用。另一方面，中古史学者在面对不断出土、日日更新的简牍材料时，也往往力不从心。因此，在先秦两汉的简牍学日益古文字学化的情况下，中古史学界对于简牍的利用，依然侧重于对其中历史信息的分析。

事实上，中古史学者对简牍的关注，可追溯至对敦煌吐鲁番文书和出土墓志的研究。墓志已属老生常谈，姑且不论。就吐鲁番文书而言，可提及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唐长孺（1911-1994）先生一脉对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长期关注，这也是该所的一个特色。特别是在唐先生率领下，对《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1年；再版，文物出版社，1992年）的整理，就是早期最大的成果。此后，陈国灿（武汉大学）、朱雷（武汉大学）等先生的一系列著作，更将这一长处发扬光大。在中年学者中则有刘安志（武汉大学）先生，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两书，前者即完全针对敦煌吐鲁番文书来研究唐代西域史。不过笔者更关注的是后者，其中论文所包含的史料形态，已经超出了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范围，而涉及到六朝买地券、传世家谱中的告身文书、河南地方出土墓志以及日本藏写本等。就探讨内容而言，又涉及中古民众冥世观念、中古官修类书源流、中古地志辑校等问题。总之，与前文所说社会史研究一样，我们关注包括简牍在内多元化的史料，其实还是想找到更多的史料和史实的切入点。

以上，是笔者近年来观察中古史学界动态，以及阅读中古史著作的一点心得。但限于篇幅，并不能够面面俱到地提及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位学者，而只是就近年动作比较多，笔者也稍稍理解的情况进行梳理。因此，对于宗教史、礼制史、法制史等笔者并不熟悉的内容，只能暂付阙如；对于碑志研究、民族研究等已经全面普及的领域，也无法恰当归类；至于军事史、医疗史等目前未能形成小气候的领域，更难把握。此外，本文为便于叙述，按照大的方向划分了东、西、南、北、中部，但并不是说每一区域的学者都在从事上文所述领域的研究，也不是说每个区域就这么一些学者，更不是说其他区域的学者并无相关研究成果。各个区域之间，各个高校之间的人事流动，其实是比较频繁的，不能静态地看。笔者的想法，在于通过按照方位的梳理，来展现中古史学界多元化的色彩。若将来某个时间点，比如十年以后，笔者有幸能够继续撰写届时的情况的话，跟本文进行对比，便会发现区区十年的时间，会改变更加多的人和事。但无论如何，中古史的大旗永远不会倒地，是为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