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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波:市场需求不足和成本压力仍是小微经营者痛点
小微经营者是中国就业的一个蓄水池,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和中坚力量。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提到,近期,受原材料价格上涨、订单不足、用工难用工贵、应收账款回款慢、物流成本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散发、部分地区停电限电等影响,中小企业成本压力加大、经营困难加剧。
今年以来,决策层多次为中小微企业出台纾困政策,小微经营者生存状况是否得到有效改善?他们目前又面临哪些经营压力?纾困政策又该如何有的放矢?聚焦上述议题,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晓波。
2020年9月起,张晓波与其团队连续五个季度向中国小微经营者投放调研问卷,为市场主体、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及社会公众了解小微经营者生存状况提供了数据支持。
2021年9月,张晓波团队对活跃小微经营者随机发放问卷,投放时长两周,回收有效答卷14567份。本次调查所收集的信息包括小微经营者的经营、融资需求以及对未来的预期等情况,样本覆盖中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对中国小微经营的经营状况、所遇到的挑战及对下一季度的信心有较为全面的体现。样本分析,2021年三季度样本中小微经营者平均创造就业岗位约4.6个(不含经营者本人),绝大部分的小微经营者集中在服务业(79.8%),少量在建筑业和制造业(12.8%)及农林牧副渔业(7.4%)。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小微企业”,一般认为是雇员在0-20人(不含经营者);在营业收入上,大部分小微经营者以糊口性为主。
报告显示,市场需求不足和成本压力仍是小微企业的痛点。张晓波认为,小微经营者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和中坚力量。“他们的情况不好,中国经济也好不了。”因此,纾困政策不能撒胡椒面,要有的放矢。
以减税降费为例,张晓波认为,在所有政策里,相对于其他政策来讲,减税降费可能是最普惠性的一个政策。“从我们调查来看,减税降费政策的覆盖率也是最高的。”另一方面,他认为,减税降费,往往大企业才能享受到,很多小企业可能并不缴税或者缴纳的税并不多,所以他们也享受不到政策红利。
他提醒,减税降费政策还会带来一个跷跷板因素。减税降费会影响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导致财政收入下降。在财政困难的地区,地方财政收入下降之后,会从其它途径寻找收入来源,这可能会导致乱收费的情况出现。
张晓波认为,“决策的时候,往往听不到小微经营者的声音,不了解他们真正的诉求是什么。”他进一步强调,“现在大家谈论如何帮扶小微企业的时候,各种方案都是直接围绕企业的。但是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是需求不足,尤其是生活服务业,主要是因为老百姓手里没钱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只从企业的角度去解决。”
他认为,扩大内需仍是为中小微企业纾困的有效手段,在受灾情或疫情影响地区,采取针对普通人群提供一些转移支付,失业保险等普惠性的纾困政策,将有助于中小微企业的复苏。
市场需求不足和成本压力仍是小微企业痛点
澎湃新闻:近期,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研报显示,今年中央对于中小企业和各种企业减税让利的总量基本在7000亿左右的水平,同时2021年因贸易条件恶化所导致的企业成本上扬,预计达到1.4万亿元,超过各种减税让利的总量。这是否意味着,即便如此大规模减税降费,从实际效果看,由于其他成本上升,减税降费政策为小微企业带来的实际帮助是非常有限的?
张晓波:在所有政策里,相对于其他政策来讲,减税降费可能是最普惠性的一个政策。从我们调查来看,减税降费政策的覆盖率也是最高的。
每个政策都有局限性。减税降费,往往大企业才能享受到,很多小企业可能并不缴税或者缴纳的税并不多,所以自然享受不到这项政策红利。除了税费之外,企业还面临许多其它挑战。我们的报告显示,疫情以来,对于小微经营者面临的主要压力还包括成本上升、市场需求不足以及政策不确定性。
其次,还有一个跷跷板的因素。减税降费达到一定比例,这会影响到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尤其是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其支出责任一般是刚性的,且疫情之下,许多地方的财政支出在增长。如果减税降费带来地方财政收入下降,那地方政府很自然会通过其它途径来补上财政收支的差额。一个直接后果是,这可能会导致乱收费的情况出现。
根据我们的调查就能看出跷跷板的现象。过去5个季度调查显示,小微企业实际的税收情况,并没有上涨,甚至有些略微减少。但是小微企业经营者却抱怨税费上涨是很大的一个经营负担。很有可能在减税的同时,一些乱收费在增加。
对于中小微企业家而言,对缴纳税款往往有预期,企业家也会把它计入经营成本。但是如果面临突击检查和各种罚款,企业家的主观感受就会很强,认为总体税费加重了。
澎湃新闻:原材料上涨、社保缴费、营商环境都属于企业经营成本,对小微企业而言,哪类成本对他们影响最大?
张晓波:总的来讲,市场需求不足和成本压力仍是小微经营痛点。与上一季度类似,困扰小微经营者的主要因素仍是市场需求疲弱和成本压力。分行业来看,需求不足和经营成本同时对消费服务业构成严峻挑战;对商业服务业而言,来自市场需求的压力更为突出;而经营成本则是建筑、加工制造业及农林牧渔业当前的最大痛点。
具体来看,制造业企业有经营成本压力的企业仍然占比最高,达到57%;市场需求不足是小微经营者面临的第二大经营困难,占比企业达到45.4%,其中服务业面临市场需求不足的压力更大。有22.8%的小微经营者表示面临政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压力,明显高于2021二季度,制造业、商务服务业和消费服务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加重。
2021年三季度小微经营者面临的主要压力来源占比(%)
与2021年二季度类似,租金、原材料和雇工成本在本季度仍是构成小微经营成本压力的三大主要因素,但各项成本的相对重要程度有所变化。
在反映有经营成本压力的经营者中,租金成本压力占比持续扩大,从2021年一季度的40.9%,,二季度的50.3%,进一步增加到三季度的55.3%;反映有原材料成本压力的经营者占比从49.3%降至43.4%。农业和制造业企业仍然更多地受到原材料成本压力,而消费服务的经营者更多感受到来自租金的成本压力。此外,防疫成本占比从上季度的9%提升到13%。
分行业来看,住宿餐饮、美容美发等依赖线下经营的消费服务业小规模商户受到租金上涨和公共事业费上涨的压力较大;住宿餐饮业和教育业受到防疫成本上升的压力也明显高于其他消费服务业,平均占比分别为16.5%和18.6%。
2021年三季度成本压力来源的比例(%),分行业
分人员规模来看,小规模商户感受到租金成本带来的压力更大;原材料成本、防疫成本、公共事业费等对于小规模商户来讲,往往占比更高,所感受到的成本压力也更大,而较大规模商户感受到的成本压力更多来自于雇工成本、环保成本等。
2021年三季度成本压力来源的比例(%),分雇员规模
澎湃新闻:你刚提到的租金成本,目前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张晓波:目前来说,这个确实很难解决。在疫情之后,政府部门鼓励业主对商户进行租金减免,但是调查显示享受到租金减免的商户比例不是很高。
原因在于,如果楼盘属于国企,则可以实行租金减免政策;如果房子属于个人,政策很难推动。因此,我们在一些政策设计上需要更为缜密地考虑。
澎湃新闻:你们的报告中提到,规模影响持续存在。小微经营者规模越小,政策支持的获得感也相对越低。小微经营者融资需求旺盛,自有资金或留存收益成为融资的主要渠道。这是否可以得出,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依然得不到有效地解决?
张晓波:融资难,尤其小微企业融资难是全世界的共性问题,即便从技术上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从银行角度,若提供一笔贷款,不论贷款额多少,都有一个固定成本。小微企业融资需求量太小,且小微企业没有抵押品。给小微企业贷款对银行来讲,是不划算的。所以从全世界来看,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给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所以不要期望太高,认为短期内能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最近这几年,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些进步,主要是因为金融科技的进步,比如在支付宝和微信平台可以为小微企业解决部分融资问题。这类平台有经营者的交易历史,可以根据这项交易数据,通过算法,及时评估贷款申请,立刻决定是否给企业贷款,这也能解决一部分融资难的问题。
但是,因为这类小企业没有抵押物,因此贷款的规模往往比较小。我们的问卷里,问到小微企业主网上贷款最需要什么支持?大多数的回答是希望线上贷款规模能大一些。如果一次仅仅提供三四千元,贷款规模满足不了资金需求,并不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当然有比没有强。所以金融科技发展之后,稍微缓解小微企业融资方面的压力,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短期内很难彻底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们现在要改变这个思路,要从别的角度来解决。换言之,如果企业经济效益好了,现金流充足,融资压力就会下降。 市场需求不好、原材料价格上涨,或者突发的事件等因素都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流紧张。
澎湃新闻: 疫情以来,为小微企业纾困,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这些政策的落实情况如何,是否在一线城市落实得更好?
张晓波:我们的报告显示,在各类扶持政策中,“税收支持”政策覆盖率最高,持续保持在20%左右,“稳岗稳就业”覆盖率较低,在10%以下。
分注册类型来看,与2021年二季度类似,公司制企业总体得到政策支持的覆盖率比个体户更高,尤其税收和稳岗稳就业两类政策更加明显;在金融支持和成本减免两类政策上,公司制与个体户没有明显区别。对于个体户而言,除税收支持对注册个体户的普及比例较高以外,注册与否对个体户是否享受到其他政策支持的比例甚微。
另外,小规模小微经营者享受到各类扶持政策的比例明显低于规模更大的经营者。分城市规模来看,“成本减免”和“稳岗稳就业”两类政策在一二线城市的覆盖情况较好,但“税收支持”类政策在非一二线城市的覆盖率更高;“金融支持”类政策覆盖情况在不同类型城市间无明显差异。
澎湃新闻:有观点提出,对于生活服务类的企业,可以考虑免征其这两年的增值税,你怎么看?
张晓波:各级政府对小微企业减税的力度已经很大了,可能80%的小微企业都不交税,所以税收减免对他们影响不是特别大。
最重要的还是没有市场需求,原材料成本上升。没顾客,生意难做,同时房租还得照交,工人的工资要照发,压力就很大。再加上疫情的不确定性,随时可能关门。我们的报告显示,认为政策的不确定性为主要压力的企业比例,在三季度上涨特别快,达到22%,仅次于需求不足和经营成本。
前几个季度,资金不足是排第三位,第四是政策不确定性。今年第三季度政策不确定性排在第三位了。所以,对于企业而言,他们的痛点有很多,税收负担和借贷的压力只是其中一部分。
纾困政策要更为精准有效
澎湃新闻:帮扶中小企业政策不能撒胡椒面,要有的放矢。当下,对那些受新冠疫情严重冲击的生活服务性中小企业,须有更为具体的差异化举措。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张晓波:一个建议是我们讨论企业问题要跳出企业范畴。现在大家谈论如何帮扶小微企业,都是针对大企业来讲,这是因为大企业的呼声最大。但是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是需求不足,尤其是生活服务业。疫情之后,人们的出行受到影响,这会极大地抑制居民的消费。所以真的要帮小微企业主,要帮普通的人群,尤其是低收入的人群,灾区的人群,以及失业的人群,帮助这些弱势的群体能够生存下去。
扶民生纾困就是帮小微企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就是普惠性的政策。比如在疫情期间,在一定时间、区间为灾区60岁以上老人直接发放生活补贴,给所有上学的小孩发营养餐。当然这样做也会产生瞄准误差,一些相对富裕的人也享受到这些福利政策。总体而言,老百姓口袋里有了钱,就有了消费需求,一旦疫情稍微得到控制,这些需求会释放出来,直接带动产业发展,尤其是生活服务业。
进一步在农村地区推广失业保险,会降低不确定性,稳定消费,进一步带动企业的发展。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没有收入,可能3个月才理一次发;如果有稳定收入,一个月至少要理一次。如果老百姓收入稳定,理发馆的生意也会兴隆。毕竟大多数个体户服务的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生活稳定了,小微经营者日子也会好过,企业的纾困政策要与民生结合起来。这也符合共同富裕的目标。
澎湃新闻:疫情之后,部分地方政府收支捉襟见肘,此背景下,由政府直接向困难群体发放补贴,对于政府而言,也是一笔很大的财政支出?
张晓波:由政府发放补贴,具体算起来,并不算多大的支出。在疫情严重的地区,给60岁以上的老年困难群体,每月发放1000块钱,一共三个月,以2亿老人为基数,一共才六千亿。现在中国很多大项目,比如高科技行业的补贴政策,数量级都比前者大得多。金融支持政策,有时候达到几万亿,但获益的往往是比较大的企业,真正的小微企业往往享受不到。
对民生的纾困政策漏洞相对要小。而且这种政策对提振“民心”也特别有帮助。
澎湃新闻:我们目前看到的像你讲的这种普惠性政策落地的不是很多。
张晓波:主要原因可能是听不到中小微经营者的真正呼声。根据我们发布的《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报告》显示,小微经营者真实的诉求是成本上升、需求不足,政策不确定性。因此政策制定应该多从解决这三个痛点着手。
澎湃新闻:在小微企业群体与政策制定者的之间,是否缺乏一个有效的沟通机制的?
张晓波:大家提到企业,自然会想到国有企业或者是大的企业(比如上市公司和纳税大户),认为他们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格外重视他们的诉求,但往往忽视了千千万万的这些草根企业家。这些中小微经营者是真正中国经济运行的毛细血管,他们的情况不好,中国经济也好不了。
而且现在谈小微企业,往往是认为企业要往“高精专”方向发展,希望他们能很快地成为创新型企业,但是大部分的小微企业是“谋生型”或者“糊口型”的,他们解决了自己的就业问题,本身就减少了政府的负担,也为社会提供了很多必要的生活服务和商业服务。这些生活服务业本身对高新产业的发展也很重要。
举个例子,深圳的高新园区发展好的,普遍是离城中村近的。原因在于高新园区的这些员工也需要基本生活需求。城中村的个体户等为这些员工提供了方便又便宜的生活服务。
大家在鼓励企业往“高精专”、“创新”发展的时候,往往只看重少数几个龙头企业,忽略了千千万万底层的普通企业家,以及中小微经营者。
就业存在结构性问题
澎湃新闻: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就业形势总体平稳,但16—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明显高于城镇调查失业率,而20—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调查失业率更高。青年群体就业压力较大,这与哪些因素有关,该如何解决?
张晓波:就业现在存在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很多工厂招工难。我们的调查发现,很多企业,尤其制造业,抱怨最多主要是原材料上涨和雇工成本。
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大学生毕业后,不愿意从事蓝领工作,更愿意做一些白领工作,出现了结构失衡。大学生毕业后,期望值很高,将自己定位为高技能劳动者,而不愿意从事一般性的服务类工作。中国大学的专业设置比较窄,造成学生的技能也缺乏灵活性。 “高不成、低不就”成了现状。因此,就业问题可能要结合一些教育的改革,同时推动。
另外就业问题可能也与独生子女政策有关。很多独生子女的父母有些积蓄。孩子大学毕业后如果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还可以继续啃老。独生子女的闯劲比上一代要差。
澎湃新闻:还有一个因素是,疫情也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
张晓波:这涉及到劳动力供需匹配的问题。很多制造业的集群其实很缺员工。但因为疫情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外地的工人过不来,这也是导致人才市场出现一个分割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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