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黄克武：胡适如何应对雷震被捕、蒋介石连任

12月17—18日，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胡适研究会、香港珠海学院文学院和台北胡适纪念馆联合主办的“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本次研讨会分为“胡适与中国新文化”、“胡适思想与中国现代教育”、“胡适与现代中国现代思想研究”、“胡适与现代历史人物研究”、“胡适与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等主题论坛，共有80余位海内外学者参会，会议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主持。在主题报告中，杨天石教授与黄克武教授的报告围绕蒋介石在台“三连任”的问题以及雷震因《自由中国》的言论被判刑的问题，为我们再现了蒋介石、陈诚、雷震与胡适先生的交往。现将这部分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会议现场

杨天石：雷震、胡适与《自由中国》半月刊

杨天石教授首先回顾了雷震被捕的情景。雷震被捕的当日（1960年9月4日），陈诚致电胡适：“《自由中国》杂志最近公然否认政府，煽动叛乱，经警备总司令部依据惩治叛乱条例，将雷震等予以传讯，自当遵循法律途径，妥慎处理。”胡适立即复电：“鄙意此举政府不甚明智，可以预言：一则国内外舆论必认为雷震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惧并摧残反对党运动。二则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杂志当然停刊，政府必将蒙摧残言论之恶名。三则西方人士心中，批评政府与谋求成立反对党与叛乱罪名绝对无关。”

陈诚于9月6日再电胡适，现被拘四人中，已有一人承认与“匪谍”相关，雷震至少有知情包庇之嫌。胡适回电称“今年政府正要使世人相信台湾是安定中求进步的乐土”。“果如尊电所云，拘捕四人中已经有一人自认是匪谍，则此案更应立即移交司法审判”。胡适还表示：“雷震办《自由中国》11年，一定有很多不谨慎的言语足以构成罪嫌，万望我公戒军法机关不得用刑审，不得妄造更大的罪名，以毁坏政府的名誉。”

胡适与雷震

雷震被捕之后，在华盛顿的美联社记者电话采访在纽约的胡适。胡适声称以叛乱罪名逮捕雷震是一件“最不寻常的事”，“十年来《自由中国》杂志一直是‘台湾新闻自由的象征’”，以及“我对这件事的发生很感遗憾”。胡适的态度迅速被蒋介石知道了，蒋介石的日记里讲：“这个是真正的胡说，本不足道，但是有了这个胡说，对于政府的民主体制也有好处，否则不能表明政治民主了，故仍然予以容忍。”胡适一生对蒋介石常有批评，有些批评还很严厉，但是蒋介石始终容忍，其所以如此，就是为了表明台湾的政治是民主的。

9月21日，胡适再次接见记者李曼诺，说“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实在可佩可嘉”，对于外界批评《自由中国》言论过激这一点，胡适表示“各人的观点是不同的”，“美国总统的竞选里面”，“两党互相批评的言辞”，“不知道要激烈多少倍”，“我个人也觉得雷震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地方”，“事到如今，我仍旧觉得在爱国这一点上，雷震并没有做错什么”。

接着，杨天石描述了雷震被判刑后胡适的反应。1960年10月8日，台湾的军事法庭判决，雷震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合并判处徒刑十年。10月22号11点，胡适接见记者，声称世界上的“法治国家”，有所谓“品格证人”，表示“十年的刑期未免太重”。 “《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现在不料换来的是十年的牢监，这是很不公平的”。

11月18日，蒋介石召见胡适，最后胡适还是说：“三个月来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措施实在在国外发生了很不好的反响。”蒋介石辩称：“我也晓得这个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影响，但一个国家有他的自由，有他的自主权，我们不能够不照法律办。”胡适接着批评雷案量刑过重，审查匆忙。蒋介石不愿意跟胡适辩论，声称“胡先生您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儆寰（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连忙表示“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胡适还向蒋介石表示：“我今天希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它领袖能不能把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然而，杨天石认为胡适的一番苦口婆心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11月23日，军法覆判局宣布，雷震、刘子英维持原判；马之骕改为感化三年。记者们扣门来访，胡适说：“现在叫我还有什么话说。我原来想，覆判过程中有较长的时间，也许会有改变。现在我只能说，大失望，大失望。”11月24号，中广公司的记者询问是不是去看雷震，胡适说：“我就不去了，我相信他会知道我在想念他。”这一天胡适还感叹说“这对国家的损失很大”。

最后，杨天石展示了雷震入狱后与胡适的通信往来。雷震在狱中常常给胡适写信。1961年7月3日函云：“数十年来，始终没有养成客观坦白讲话的习惯”，“我们有鉴于民主政治需要公开而坦白的讨论，故十年来极力这样做”。

次年7月，雷震在狱中度过65岁生日，胡适亲笔抄写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送给雷震：“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胡适特别说明，此诗他最爱读，今写给儆寰老弟。

同年9月5日，台风大起，雷震的牢房浸水。9日天晴，雷震忙了一天，入睡后，迷迷糊糊梦到胡适的《容忍与自由》一文，成诗一首，醒来后记录、润色。这首诗开头是：“无分敌友，和气致祥。多听意见，少出主张。容忍他人，克制自己。自由乃见，民主是张。”雷真特别说明，所说“无分敌友”之敌，是指“政治上意见不同之人”，就好像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一样。1961年是胡适70寿辰，雷震特意写了几首白话诗向胡适表示祝贺。他在12月17号所写的诗说：“你无须叫人来拥护，你更不会要人来效忠，世人自会跟着你向前进，世人自会踏着你的步伐往前行。因为你所倡导的活文字和你创造的语体文学，都是福世利人的事情，也正是他们寤寐企求和朝夕需要的东西。”杨天石认为雷震不会写诗，这首诗可谓诗意全无，但它表现出雷震胡适提倡白话文这一功绩的充分肯定，也表现出他对时代潮流和人心归向的看法。

胡适与陈诚

黄克武：蒋中正、陈诚与胡适——以“三连任”问题为中心

在报告的开始，黄克武教授说：“胡适先生一生有相当多的一个成就，但是也有许多的挫折。而恰恰是胡适先生的挫折，跟他的成就一样值得我们思考跟反省，‘三连任’是胡适先生一生之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挫折，可是我想从挫折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先生的风骨跟人格。”

黄克武认为，“三连任”这件事情对后来历史的发展其实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如果不了解这个重要性的话，就没有办法理解1960年代的台湾历史。“三连任”成功之后，蒋跟知识分子之间关系彻底的破裂，一直到1966年，借着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反抗“文革”，蒋才得以再度凝聚了知识分子的一种信念。“三连任”在当代台湾历史发展、在威权政治转型的历史里面其实扮演了相当重要的一种角色。

接着，黄克武介绍了他研究所用的材料。第一个是《胡适年谱长编的补编》，当时联经在出胡适年谱长编的时候，因为威权体制的压力，删除了大量的材料。在当代人的努力之下，恢复了原貌，这个补编里面有大量的当时的政治忌讳，而这些政治忌讳能够让我们重新回到历史的一种场景。第二个材料是《陈诚日记》，黄克武认为如果不从胡适跟陈诚交往的过程以及他们深厚的友谊的角度来了解的话，后来很多事情的发展是没法解释的。虽然出版之前他们家人把相当多关键性的内容撕掉了，但还是保存了很重要的一部分史料。第三个材料是《蒋介石日记》，在吕芳上先生编的新的年谱长编里面收了大量蒋的重要材料，特别是每周每月的反省录，全部在这个里面。第四是一些未刊的材料，《张群日记》2015年12月在党史会公布，但比较可惜的是，张群日记比较简略，字迹比较潦草；吴忠信的日记里也有一些东西；另外就是“中央研究院”档案馆中黄继武与雷震之间的书信来往。第五是《雷震全集》和雷震日记的资料。

通过对这些日记等材料的研究，黄克武从蒋介石的角度、胡适的角度、陈诚的角度，交叉比对事件的过程。他认为，在“三连任”的问题上，胡适的确是回天无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胡适累积了相当多台湾民主自由发展的能量，对于后来的民主自由政治的转型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蒋介石“三连任”的过程是非常曲折的，政治体制的限制性、台湾“立法委员”之间各种各样的派系、以左舜生为主的势力跟胡适为主的自由主义等对蒋都有相当多的牵制，所以蒋介石其实很苦闷。

黄克武认为蒋一开始其实是不想连任的，“祝寿专号”里面知识分子提出蒋介石年纪大了，以后不能一切靠他。之后蒋开始在日记里回忆这些，一开始说不想要连任，这样就可以不受美国人的牵制。可是到了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的时候，他的致辞里面突然说：“如果我的退位，让‘共匪’壮胆，让大陆同胞丧胆，让台湾军营的感到悲伤的话，这个时候，我可以考虑连任。”蒋介石接着说“他实际上是一个情不自禁的表示，而是背后有神的督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蒋本来不愿意连任，后来连任了。蒋的连任也牵涉到劝进，在蒋决定改变意图之后，下面各种各样劝进的声音开始出现，陶希圣后来帮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修改《临时约法》临时条款，这让蒋介石做了很大的转变和调整，后来他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贿赂国大代表等，遂行了他连任的意图。

从胡适的角度看，黄克武认为蒋介石争取胡适是为了争取合法性。1958年胡适回台湾之后就一直跟蒋发生冲突，第一个原因是《自由中国》；第二个原因是当时蒋介石在预备修改出版法，胡适对此非常不满，力表反对；第三个冲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胡适其实受到了蒋的资助，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胡还是批评他。

胡适与蒋介石

不管怎样，胡适对“三连任”一直是反对的态度，陈诚就找了蒋梦麟出马去说服胡适。跟胡适谈好之后，蒋梦麟立刻回报陈诚，说胡适已经不反对“三连任”了，大致在1959年年底的时候，胡适就已经不再是极力反对了。黄克武认为蒋梦麟是一位关键人物，还有陈诚说的一句话，“胡适，请你不要害我”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黄克武最后谈了陈诚的情况。陈诚的转变牵涉到1959年1月“商山四皓”事件，事件出来之后，蒋介石马上又开始在日记里面骂陈诚。所以蒋本来是要扶持陈诚的，但是“商山四皓”事件让他感到陈诚不识大体，而且被少数的政客包围，决定不再继续支持陈诚。

“所以三连任其实很复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转变的一种过程，代表着蒋介石对当时时局的一种认识。”黄克武最后总结道，“但是不管怎样，这个事件对1960年代后来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后来《自由中国》的发展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