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桃花源”：80后北大学子回福建土楼办书院

当“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逐渐成为青年人群体中僵持不下的两种声音时，“80后”林炉生已经完成了北上求学—留京工作—离京返乡—公益创业—再度北上深造—扎根乡土的历程。离开北京，回到福建，投身乡村建设，他称之为“离开北上广，重建桃花源”。

土楼

一直到9岁以前，林炉生都住在福建乡村的土楼里。

这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都独具特色的大型民居建筑，能容纳上百、甚至上千名家族成员聚族而居，是东方血缘伦理的见证和象征。土楼形似堡垒，也的确具备防御土匪、野兽的功能，民间盛传冷战时美国人曾通过卫星照片发现这些“不明建筑”，误以为是核弹发射井而紧张万分。

林炉生住过的“陶淑楼”，是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内龙村最大的一座环形土楼。在他的印象中，土楼冬暖夏凉，三十多户人家住在一起，人情味十足；楼前有个大池塘，一到夏天，孩子们就成群结队跳进水里洗澡。

村里老人说，“陶淑”是“逃宿”的谐音，因为南宋末代皇帝曾避难于此。传说虽不可考，但陶淑楼无疑已经上了年纪：据文献记载，陶淑楼最近的一次大修是在1924年，此后仅有住户各自零零散散的小修；多年的风吹雨淋使得屋顶和墙体受损严重，梁柱因蛀虫而坍塌，连成一片的土质结构开始接二连三地倒下。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条件的人家陆续搬离陶淑楼，炉生家也早已住上新盖的楼房。自宋元以来在闽南、闽西山区传承了数百年的土楼，现在因为人们不再有集体防卫的需求、从大家族转向小家庭的居住模式的改变等原因，命运受到现代化进程的挑战。昔日热闹的“陶淑楼大社区”，如今只剩一半住户，许多是老人，他们年事已高、经济能力有限，面对漏雨的屋顶和破败的墙垣也只有无奈。而内龙村的另一座方形土楼已经塌了一半，村民在原处盖起新房，土楼就成了半新半旧的奇怪组合。

2008年，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一时名声大噪；然而综合考虑位置、规模、代表性等因素后入选“世遗”并受到保护的土楼仅46座，在福建地区的3000余座中只是很小的部分。“一部分土楼得到了商业开发，但还有许多土楼和陶淑楼类似，缺乏修缮保护资金，面临破败和坍塌的风险。”林炉生说。

返乡

起初村民们并不相信，会有人义务来修他们的破旧土楼。林炉生刚从北京辞职回乡时，乡亲们也不太相信他，“又不是做生意的大老板，哪来的钱给别人修屋子？”

此时的林炉生已经从事公益近十年。在北京读大学时，他跟着社团到各地乡村支教、调研，留校工作一年后就辞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后勤部门的稳定工作，创办公益机构“农民之子”，致力于流动儿童教育。2010年，他又创建燕山学堂，实践自然教育和生态家园。2014年——那会儿“逃离北上广”还没有成为热词——他便离京返乡，将两家机构交给同事，自己又在福建创办了美和公益。

“对父母是连哄带骗，自己在创业初期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林炉生说。但是在北京的十年探索，让他对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有了更深切的向往。“在一线城市生活有‘新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这三座大山本身就是很多人打拼的目标，同时也是巨大的压力。但是回到乡村，花很少的钱就能住得舒适；教育方面，我认为孩子的成长和教育不一定要到最贵的学校，大自然、生活、社区，都可以成为很好的教育场域。至于医疗，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从源头上追求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解决了‘新三座大山’以后，人就不那么盲目和焦虑，对待生活从容淡定了许多。”

2015年底，林炉生在家乡发起“好厝边”（闽南语意为“好邻居”）计划，从“陶淑楼”入手，推进乡村的居住环境改造。他通过线上众筹募集了10万元，请来北京和厦门的建筑团队设计方案、考察测量。林炉生在北京的朋友、清华大学的建筑师贾莲娜夫妇常义务前来帮忙，但往返的成本太高，于是转而培养福建本土的青年建筑师。他们找到厦门大学建筑系的学生，一面协助做村庄的规划设计，一面作为实践学习，有的还准备以陶淑楼为题写作硕士论文。

“等我们把钱凑齐、把施工的材料运进村里，村民的态度就有了转变。他们意识到你不是来拍拍照就走，而是动真格的。外地的志愿者大老远跑来，睡地板、干活、支教，对他们触动也很大。”林炉生说。

村民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组建微信群、捐款、施工。“其实筹款主要还依靠外部力量，但村民的参与是最有价值的。”林炉生说，自己虽然是本村人，但要真正撬动村庄，必须培养一些在地的工作者。

团队发展了一些热心村民，林炉生把他们分成两个小组，一组管理具体的修缮工作，一组负责儿童教育、环境卫生以及志愿者接待。前一组掌握“财政大权”，共7位老人，由村里德高望重的乡贤以及退休教师组成，由他们管理收支、买木梁、请工人；后一组则以年轻人为主，还有四五位热心的妇女。

“现在我们的工作微信群里有将近200人是本村村民，”林炉生说，“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过年返乡时参与建设，在外务工时可以号召募捐，积极性很高。”

2016年6月，林炉生和他的团队一起完成了陶淑楼屋顶和墙面的修缮，土楼的使用寿命大约可以再延长50年。住在楼里的乡亲终于不用再担心漏雨，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书院

土楼修缮只是“好厝边”计划的开始。

村里面临的另一个紧迫问题是教育资源的缺失。内龙村有300多户2000多口人，没有一所幼儿园，林炉生曾就读的内龙小学，过去有一百多个孩子，现在仅剩一、二年级，十个人不到。类似状况在中国目前的乡村并不少见。

2001年，全国农村中小学开始“撤点并校”，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撤点并校以后，教育资源集中了，但另一方面，乡村学校的功能远不止义务教育，那些功能没有替代品。比如乡村教师往往扮演着乡绅的角色，村民遇到问题或者彼此有分歧就会找他们来交流甚至仲裁；又如乡村文化环境的塑造，也与学校息息相关。”

林炉生想在陶淑楼里办书院，让村里的大人和孩子有一个接触文化的空间。“书院在福建有悠久的传统，朱熹就在这里办过考亭书院授徒讲学，老百姓也知道耕读传家。我希望能通过书院在乡村营造一种文化氛围，小朋友能获得文化熏陶，村里的大人也可以在这里接受成人教育。”

关于陶淑书院的设想，其实林炉生早已在北京的燕山学堂试验过。他在燕山脚下租用并改造了一个养鸡基地，为农民工子弟提供“自然教育”，开设木工课程、教授《诗经》、《本草纲目》等，已经坚持四年。但他感到燕山学堂在社区动员方面始终有困难：“因为北京的农民本来就不多，加上我们是外来人，很难真正融入当地的村民生活。现在我回到福建，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福建乡村多，乡亲之间因为宗族的维系关系紧密，动员村民就更加容易。”

修缮陶淑楼的一期工程完工后，内龙村村民的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有三户人家愿意出让他们闲置的屋子作为书院的使用空间，林炉生计划将其改造成书院教室、画室和图书馆——这是二期工程，已经完成筹款并开始施工。而在第三期计划中，他还打算改造一些屋子作为青年旅社，一方面为义工住宿生活提供便利，一方面也可以做成家庭民宿，帮村民增加一些收入。

“土楼作为一个居住空间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没有卫生间，二是采光不好。我们改造书院的时候会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改善土楼的使用环境。”林炉生说。

书院的师资目前还只能靠外援。2016年暑假期间，林炉生尝试邀请澳门大学的师生前来支教，效果很好，他的计划是书院建成后定期邀请各个领域的义工前来授课。“志愿者可以是大学生、导演、画家、建筑师……请他们来这里住上一个月，在教书的同时也感受乡村风情。土楼提供的民宿服务会有一些收入，加上一些自由捐款，书院能有一些收入给志愿者作为生活补贴。”

另一方面，和修缮工程一样，林炉生认为挖掘本土资源才能让项目可持续。“农村人有一些技能，比如做木工、做手工、种果树……也许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但书院的理念不以学历为评价标准，有才、有德、有技能的人就可以开课。”此外，他还计划引入线上学习课程，让村里的孩子有机会享受到网络时代的便利。

“目前村里只有一二十个小朋友，孩子们大都跟着父母，被送到县城里的幼儿园、小学里去了。但村里的孩子到了县城，往往只能去比较差的学校。不少家长说，如果书院能办起来，他们愿意把孩子从县城里送回来。”林炉生说。

乡村

对于乡村教育，林炉生有自己的观察。“目前中国有六千万留守儿童，他们面临的是和我们村孩子一样的问题。‘撤点并校’以后一些农村的教育被掏空，没有了文化教育的载体，整个社会氛围又比较浮躁，农村文化生活非常贫乏。在我们老家，一个村子有超过10间麻将馆，妇女老人带着孩子打麻将，赌博抽佣甚至成了维系生计的一种方式。”

林炉生希望土楼的修缮和改造能摸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改变更多村庄的面貌。

“隔壁平和县就是著名翻译家林语堂的故乡，那里的几座土楼破败程度比陶淑楼更严重。”据林炉生介绍，平和县也有过修缮土楼的想法，但在筹款和建筑方面都没有经验，“好厝边”在的下一站可能就选在平和县，并且已经派出村里的青年骨干去交流。

“土楼名气大，有吸引力，适合作为一个起点，以后希望能扩展到更多乡村古厝，从古民居的保护入手，带动乡村的文化教育和环境保护。福建在这方面资源很丰富，比如福州地区的永泰县、闽清县，都有不少古厝。只要我们的模式成本低，能整合村庄内外的资源，可持续性就有保障。”

陶淑楼的一期修缮工程花费10万元，林炉生通过支付宝及公益机构“雷励中国”筹到了大部分资金，他坦言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推动，很难一下子调动村民参与，因此合作团队的力量至关重要。“好厝边”计划启动以后，林炉生又申请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攻读公益管理硕士——这是一个全新的专业，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与更多企业、机构建立联系，将陶淑楼的模式推广到更多村庄。

谈起乡村建设与公益创业，林炉生觉得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缺少管理人才。“我负责资源整合与筹款，村里的骨干可以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但我和他们之间还需要一些综合能力比较强的人来衔接。如果要聘请职业经理人，一年需支付十到二十万的工资，我们还没有相应的资金和人选。”

但他仍对未来感到乐观。“中国的非营利机构目前还处在发芽阶段，成长很快。我也相信，离开北京、回到福建的二三线城市，会有更多机会成为行业的引领者。何况现在交通发达、网络通畅，我想完全可以返回乡村，去探索新的生活。”林炉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