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生：费孝通晚年亲眼见证中国乡镇发展的独特道路

费孝通。资料图

费先生的学术工作，从1935年瑶山调查开始，到1940年代中后期，陆续出版《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云南三村》、《初访美国》、《民主·宪法·人权》、《重访英伦》、《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等，成果可谓丰硕。

后来，先是1952年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 ，后是1957年“反右”运动直到“文革”结束，其学术工作被迫中断。

一生中年富力强的时光，无奈空白二十多年。直到1980年“改正”，恢复学术工作条件，费先生对自己的成果打分不高。希望晚年里能“再增加几分”。

分数不能凭空得来，须先交考卷。

费先生晚年提交的考卷中，《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下简称《行行重行行》）是较重要的一份。

该书近五十万字，是费先生恢复田野调查后一系列行程报告的结集。其中首篇文章写于1983年，末篇文章写于1993年，可谓十年一书。

费先生说过，他一生只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农村”，一篇是“民族”。

依费先生的说法，不妨把《江村经济》看作其农村文章的开篇，把《花篮瑶社会组织》看作其民族文章的开篇，把《行行重行行》看作两篇文章的续篇之始。

1936年夏，费先生选定江村作调查点，是因该村有了现代工业丝厂。激发出其巨大热忱的，是车间里的生产场面。他把村中丝厂看作中国和西方文明接触的一种典型情境，理解为将引起中国农耕文明深刻变迁的巨大力量，并在《江村经济》中专题讨论这种力量。

从那时开始，费先生对乡村工业就抱有极大兴趣，持续关注。《江村经济》写出十年后，又在1948年出版的《乡土重建》一书中讨论“现代工业技术的下乡”、“分散在乡村里的小型工厂”、“乡土工业的新型式”等问题，表达积极发展乡村工业的明确主张。

1957年春夏之交，费先生第二次作江村调查。他带着调查组日以继夜工作，了解情况，收集数据，分析研究，证明了农民生活有积极变化，也看出了明显存在的问题。

把问题摆出来，分析出原因，提出解决办法，在当时是有风险的，因为会和当时的国家农业政策有冲突。费先生为民生国计考虑，还是在《重访江村》一文中提了出来。那是1957年，结果可想而知。正在《新观察》杂志连载的《重访江村》没有发完就停了。

经过漫长的历史曲折，1981年秋，费先生第三次访问江村，看到“农民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还有了钱花”。究其原因，是恢复传统副业，重建缫丝厂，新建丝织厂和豆腐坊。

据此实证，费先生重提当年话题并作扩展——“乡村工业的发展使这个农村集体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对乡村工业发展，当时仍有不同看法和声音。费先生和同道当然乐见其成，也有人认为是“歪门邪道”，是“和国有经济争原料，争市场”，是“挖社会主义墙脚”。这种看法在高层也有一定市场，费先生说他曾看到过准备再次批判他的文件，后来由于党内开明力量占上风而作罢。

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事实及发展，一再证明费先生的判断合乎实际。不仅是“共同趋势”，而且发展到“异军突起”。

称谓上，从“乡村工业”到“乡镇企业”；状态上，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地位上，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再到“三分天下有其二”；功能上，用费先生的话说，“乡镇企业帮了中国的大忙”！

费先生热切追踪这一历史过程，自己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当初，他看重的是“草根工业”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后来则看出一条中国工业化的独特道路。

1985年8月，他在《九访江村》中写道——

“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他们有力量冲破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初期的老框框，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变工业的性质，让工业发展来适应自己。在草根工业中，农民表现出了充分的主动性……”

为追踪观察、记录、理解、解说这个星火燎原的过程，费先生从家乡苏南开始，延伸到苏北。走遍江苏后，越出省界，分两路扩展范围。一路走内陆，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又到四川、云南；一路走沿海，浙江、福建、广东、香港、海南，复又进入中部，河南、河北、陕西、湖南、安徽……边看，边作记录，如同一个大时代里的大记者。

对这个过程，费先生说是“重理旧业，到农村里、城镇里去观察，去思考。凡有所得按我在抗日时期养成的习惯，写成文章，随时发表”。“走一趟，写一篇，几乎成了我这十年研究工作的习惯”。“日子久了，走的地方多了，发表的文章也多了……回顾一下，抓乡镇研究刚好十年。十年算一个段落，应当结结账，编出这本《行行重行行》似乎是个好主意。”

乡镇企业发展调查，是乡镇研究的开篇和核心课题之一。乡镇企业的发展，刺激和带动小城镇的发展，一个新的、更大的课题跟了上来。

费先生对集镇的留意，也萌芽于江村调查时期。他从村里水道上的航船来往观察江村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注意到了集镇在农民日常生活、农村经济活动中的功能和地位，曾在《江村经济》第十四章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没有跟踪研究的条件，费先生便将这份学术关注留待将来。

1980年代初，费先生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小城镇发展问题也被提到农村改革开放日程上，深入研究小城镇问题的历史条件开始成熟。

1980年春末夏初，费先生用一个多月时间，对家乡吴江的十来个小城镇作了实地调查，写出报告《小城镇 大问题》，不愧是老将出马，一炮打响。《瞭望》周刊1984年第2期到第4期连载了费先生这篇长文，在学界、政界引起了持续性的广泛关注。

熟悉费先生早年著述的读者，不免联想起他几十年前出版的《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几十年间的历史曲折，证实了这位老先生确有远见。

吴江小城镇调查告一段落，费先生主导的实地调查逐步扩大范围。随着调查范围的扩展，他为此一站一站奔波，纵横中国大陆，每年至少有一百六十天在基层社会作实地调查。

一位名重位高的白发老者，一位天性倾向于安静闲适的学者，倾注饱满的热情于田野，十年如一日，所为何来？细读其《江村经济》，费先生已在1938年作了解说——

“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对人民实际生活情况的系统反映将有助于使这个国家相信，为了恢复广大群众的正常生活，现在迫切地需要一些政策。这不是一个哲学思考的问题，更不应该是各学派思想争论的问题。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情况为依据的常识性的判断。”

可靠情况是，小城镇成为乡镇企业从零散到集中、从小本经营向规模发展的社区依托，吸收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成百上千万中国农民历史性地转换了身份，进入工厂，进入城镇。这是他的亲眼见证。

这种情况，加上常识判断，费先生从数十万字行程报告中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小城镇发展可以为世界发展提供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

在浙江，费先生到过龙岗；到广东，费先生去过清溪。这两个小城镇，属于两个省份，处在两个发展阶段上，却具有共同的特征—本地人口数万，外地人口数十万，如此强大的流动人口吸附能力，是大中城市难以想象的。

这样的成就，在政府文件中只是数字对比，在费先生眼里却是一个生动有趣、激动人心的现代化过程。他追踪着看，他不辍地写，他不停地讲，只为我们在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从农耕到工商、从落后到先进的变革过程中少交学费、少花代价、少走弯路。

如今，改革开放已近四十年。四十年里变化如何？“天翻地覆”、“举世公认”这类词汇未免太虚。一个积贫积弱、总人口世界最多的穷国，经济总量已排到世界第二。

这番巨变，事实上发生了，是我们干出来的。不该因出现代价而不看进步。

遗憾的是，我们虽把事情干了出来，怎么干出来的却说不清楚。我们还没有在充分、透彻的意义上把改革开放迄今的中国之变及内在机理明明白白告诉世界，连真实描述完整过程恐怕也还没有做到。

在这个背景上，《行行重行行》是一份难能可贵的历史文献。

（本文摘自《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标题为编者所拟。）